第一章 秦庾（1）

        那个女孩子坐在桌前的样子很安分——我只是走过去时从眼角里瞥了她一下，可是立刻得出了这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依旧朝前走，但是心情渐渐地坏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好，现在尤其地坏。当然喽，谁都会说，遇上我这样的倒霉事，人人都不可能有好心情。但那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心情坏和心情真坏根本是两码事。我看人不顺眼，看树也不顺眼，不管是什么样的宣传画看上去都像和我作对——我并不想这样；我想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在心情坏的时候一点也不想心情坏。

        我是真的烦。我现在心里烦得连路也不想走了。我正在穿过图书阅览室。阅览室的后边是广播室，王海燕正在那里等我——在学校里，她要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就总是约我在广播室见面。她是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广播室简直成了她的私人会客室。最近我是那里的常客。她大概是以为在我这么倒霉的时候，她理应多表示一些同情和关心。我知道，她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走，想凭她在行政楼里的小小地位挽回我的悲惨下场，可惜她也不过是一个学生会主席而已。虽然她的努力都失败了，但她还是在尽力地让我意识到，她是这个学校里最爱护我、关心我的人。其实我也明白这一点，但我最近开始烦起她来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烦身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她频繁地约我会面，我简直在没见到她之前就可以背出她的所有措辞——无非是说叫我不要灰心、要争取在高三毕业之前把处分记录去掉，告诉我她有多关心我，她始终支持我，叫我有事去找她一类的话。我烦死了。我现在穿过阅览室的时候就在烦走路，我基本上是干什么烦什么。我还烦去见王海燕这件事，还烦坐在阅览室里的那些人。

        为了不叫人家注意，我紧挨着墙壁走。墙上有一张宣传画剥落了，有人干脆把它撕了下来，只留下几处撕不掉的斑驳纸片，一副年深日久的傻样子——唉，写着我光荣大名的那张布告正贴在校门口。阳光照耀下，它显得簇新簇新，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能剥落得像这张宣传画似的面目全非。不知道，我这个烦得要命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像旧宣传画一样被彻底遗忘。

        我突然想，还是不要去了。去也是烦，不去也是烦，我去干什么呢？再去见王海燕，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就会消失殆尽的。我还是不要去了。这个决定一冒出来，我就立刻站住，然后转身往回走。

        是的，我折回去了。然后我看见刚才那个女孩子还是专心致志地坐在原地，埋头读她的书，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我想我这个人大概是不正常了，我竟会笔直地向她走过去，往她桌对面一坐，带着一副认识她很久的神情。唉，我是不大正常了。她并不特别漂亮，也没有什么地方吸引我——也许是为了她自始至终安分地坐在桌子前面的姿势吧，我不懂。全校人都认识我——自从被处分的消息全校通报，我就摆脱不掉这个梦魇了。惟独她，安分地坐着，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她的两腿并得很拢，伸长了双臂，把合着的两手插在两腿中间，身体略略往前倾，头却是低低地垂着，她的长发轻轻摩挲着她的脸、她的肩——也许是她的这个姿势打动了我。

        我坐到她对面时，她抬头轻轻看了我一眼——她脸上的那个表情，表示她并不认识我，真个地令我非常感动。她也没笑，也没不笑，给我一种印象，仿佛她是从她眼底那本书里冒出来的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精灵，因为人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而她像从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来，跟这个学校、这个城市、这个千真万确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我真感动。我被她和世界的这种没有联系打动了。她是一个一分钟之前还不存在的彩色气球，在我眼前晃动。

        猛地我开口说起话来了——我说什么呢？我说：

        “我就是被处分的那个人。”

        她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第二次看我。她疑疑惑惑地打量着我，问：“你在跟我说话？”

        “我就是那个被处分的人。”我重复道。

        她仍然是那个和她不相干的眼神，望着我，半张开嘴：

        “为什么？”

        “作弊。”

        她不要是有点怕了，怕碰到神经病。是的，她一定有点怕，她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像正站在十步开外看我，实际上她就在我的眼前。不管她怕不怕，我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失去了自制力，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我被处分的来龙去脉：樊斌怎样急切地呼唤我的答案、我怎样一丝不苟地把解题过程抄下来、怎样把纸团丢向他、监考老师怎样发现了我们的“交流”、怎样把纸团塞进屁股上的裤子口袋里、班主任怎样骂我们、李老师怎样给我们打了零分又怎样希望掩人耳目、一个匿名的乌龟王八蛋怎样把我们出卖给校长、校长怎样派那个青春期的政教处干部来审讯我们、喇叭里怎样通报我们被给予警告处分的决议，那张破烂布告怎样被贴在了校门口……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提起处分的事，不要提起混账的处分的事，因为我就怕会出现现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情况。我喋喋不休，活像个女人似的说着，奇怪的是，我说这件事时，是那么漠然的一种口气，倒有些隔岸观火的意思——而事实是，传纸条的是我，被像个诈骗犯一样抓到的是我，倒霉的也正是我。我几乎不带任何感情地叙述，既没有语气也没有动作，简直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表示停顿。这可太丢面子啦，我痛苦地在心里想，嘴上却不住地讲述。我的这种文字水平差不多可以用它来写小说。

        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我已经来不及去注意了。我是满心的愤懑，对全世界的愤懑，我的愤懑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顾不上去注意坐在对面的是她——是这样的，我好像是越过了她的身体、忽视她的存在、注视着她的背后在叙述我倒霉的经历。那么，她的后面是什么呢？

        世界的尽头。

        她的后面是我世界的尽头，而她——我竟会有这诗意的幻想，真叫我吃惊——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

        我世界尽头的这位保护人，在我叙述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吱声，也没有动。她坐在我的对面，好像和我、和这学校、和这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我的叙述结束，她也仍然没有动，不出声地望着我。她的眼睛又大又透明，她薄薄的长发温柔地摩挲她的面颊。

        让我再想一想她的那对眼睛，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悄没声息地望着我——我说，它们又大又透明，因为它们确实是透明的，是纯粹的透明。有一种很滥的说法，宣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睛不是这样，她的眼睛是“世界的窗户”。我看不见她的心灵，可是我在那对透明的眸子里看到了这个世界！她这个人在那里，差不多像没有人在那里，因为你感觉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后面的东西；惟一的不同是，她的眼睛给这世界带来了一种光，一种纯粹的、透明的折射光，一种不带颜色但是看得见的光。

        让我再想一想她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

        她望着我，透明地望着我。接着，她说：

        “人都走光了。”

        她说的时候，也不像笑，也不像没笑，她也没有环顾四周，只是十分有把握地、透明地望着我，说：“人都走光了。”

        我扭头看看四周——阅览室里空无一人。

        我忽然恨她，她让我说出了一切，然后说，人都走光了；她那么缺乏意义，仿佛我的愤懑都是些无聊的把戏。我恨她，我发疯似的渴望再看一看她透明的眼睛，我恨她。我掏出笔，几乎野蛮地抢过她手里的书，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把书扔还给她。她先看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接着看看书，轻声念道：

        “秦庾？秦庾……”

        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的名字，接着把书一合，扭头就走，留下发怒的我坐在原地。我很喜欢她走路的样子，叫人忘记她是用脚走路的。我依然在恨她，而今这恨又多了一层意义：她把书一合，扭头就走，倒好像我的名字是一个无聊的把戏！惟独她不属于这个世界，惟独她什么也没有，惟独她跟我没有关系。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出乎意料而美丽。她走到阅览室门口，忽然停下脚步，头微微一低，然后蓦地转过身，莞尔一笑，动作那么轻巧、飘逸，我还以为她根本没有重量，而只是一个飘浮在空气中的金色气球！过去我从来不知道简单的转身动作会这么优美，我简直无法发现她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转身的！正午的阳光照在门口，她那一转身似乎带动了她周围的空气，把阳光聚集到她身边，画出一圈圈熠熠闪光的螺纹线。她的声音暖洋洋的，恍若螺纹线似的转动。她说：

        “我叫吉吉。”

        我回到教室时，李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了。她回过头，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说：“快一点，我们准备上课了。”我把头一低——我的这个动作现在成为习惯了，从期中考试之后，我见到她就总是把头那么一低——走到座位上。说句实话，我越来越恨这个座位；这个座位是最后一排靠右的座位，如果我从教室前门走过去，那我就必须像头野兽似的经历每一个同学的注目——教室总是那么小，而桌椅总是那么挤，我偏偏又长得有手有脚并且那么高大，到处磕磕碰碰的，要么是他的书，要么是她的铅笔盒。我总算充分地体会到双手抱着头的投降动作有多科学，照我看，全校的师生员工都该双手抱着头走来走去——想想看，这多有趣，学校会变得跟集中营一个样，大家亲密无间地胳膊肘挨着胳膊肘，除了彼此的脑袋之外什么都撞不到。

        我欣赏这个双手抱头的动作，但是除非大家都这样做，否则我不会做。要是我一个人走过去、穿过课桌椅时，做出那么个动作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我向他们投降了吗？我凭什么要向他们投降呢？这未免荒唐。要是我向他们投降，那么我受到的警告处分、我经过的那些审讯都算什么？他们又不是来采访我的新闻记者，我也不是什么劳动模范。我是叛徒。如果我是叛徒、是教唆犯、是盲流，那我得为此骄傲，否则我真的变成叛徒、教唆犯和盲流啦。而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叛徒的角色而已——那些演员，不管他们扮演的是汉奸还是黑手党头目，都深深地为自己的角色骄傲，因为他们是它们的创造者。这些道理，我想我说给谁听谁也听不懂——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还常常糊涂呢。

        唉，我究竟在说些什么呢？我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我还有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名字，我还失了王海燕的约，我还把我的倒霉经历告诉了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到现在我还吃不准她的名字究竟是真是假，我还看见李老师就像只公鸭子似的垂下头，我还在穿过课桌椅时撞翻了赵鸥的铅笔盒，给她捡笔的时候我又把梁守谦的书带到地上——我整个是笨手笨脚又女里女气的一个倒霉蛋，我肯定早就给人笑死了。

        其实，我最对不起的还是李老师。李老师她老人家最喜欢我，把我看成她亲儿子似的，我却在考她教的化学科目时作弊，还被抓到了。后来她发慈悲，帮我们掩盖了罪行，只给我们打了个零分，没有上报，可又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去做的揭发，害惨了总有一千万个人，弄得她老人家脸上也很不光彩。我想来想去，恨死了那个除了说些蹩脚笑话什么都说不上的打小报告的乌龟王八蛋，但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唉，得了吧，我连那混账是男是女也还不知道。但我真对不起李老师。我这人就是不够光明磊落，老低着头算什么意思呢？我不知李老师还会不会像从前一样，摸摸我那不怎么样的脑袋说：高三你加化学，你在这方面是很有潜力的。我想李老师大概没了乙炔什么的就活不下去，所以她待我才像亲儿子似的——对了，她是没有儿子的。如果说她有，那么他静静地躺在公墓里也数不上有多少年了；这些年里，他跟所有那些死人一样，什么也说不上来。

        其实，我过去一直怕李老师待我好，她一待我好，就不像老师了，简直跟个老奶奶似的，那叫什么呢？但她现在不待我那么好了，我又怕，我瞧她现在一天到晚的腔调，差不多成了个全日制的老奶奶。

        我对不住她，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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