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對於南朝已不存希望，然而還是心有切切。王猛、崔浩都不使其主對南朝用兵。文明皇太后攜幼年的孝文帝在身邊，建都平城，不肯南遷洛陽，為使拓跋魏的勢力不逼近南朝。文明皇太后攜孝文帝訪問禮遇高允，勸耕桑、建學校、行均田，做得如此切實，便漢文明歷然皆在了。他們皆自己是漢民族的意識很強，崔浩監修拓跋魏的國史，被道武帝所殺，便因他的這民族意識。

        文明皇后美貌年輕，有教養，為她的英雄丈夫所愛敬。夫死，她為太后，尚只二十幾歲，嗣君是前妻之子，看她像高嶺之花。嗣君亦是年輕英雄，連年親自領兵出塞外征伐蠕蠕等蠻族，難得回平城，為了少與她見面。因為照胡人的習俗，是父死，妻其後母，但是文明皇后斷然示以漢民族的禮儀的威嚴。

        若沒有王猛與崔浩以夷制夷，做了統一諸胡族的基礎工作，後來隋唐的統一天下不會來得這樣快。還有文明皇太后斷行的均田制，則是開了唐朝的產業繁榮，若沒有文明皇太后，將也不會出李白。連後世日本大化革新，行的均田制，也是仿效北魏的，奈良朝還把新都亦叫平城。但是他們可知道文明皇太后的名字？

        這位年輕的皇太后當年卻也戀愛過李沖。李沖是廉潔勁直的人，從他的指揮建築平城可見他的才識。漢魏六朝的女子是像「擊壤歌」裏的小蝦，對男人的態度很開豁。後來她的重孫媳胡太后的昵楊白華，唐朝又有武則天寵張昌宗，文明皇太后的卻不跟她們一樣。胡太后崇佛，文明皇太后卻絕少到佛寺，她是生活清儉，而有一種威嚴。李沖因悉其弟受賄二十兩銀子，激怒致疾早折，我再查查歷史，原來李沖是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太宗李世民的高祖。其後文明皇太后還另外愛過一兩位朝臣，亦都是人物，自有地位，不靠太后，太后亦不賞賜，不是寵昵，是清平的愛。文明皇太后崩時四十九歲，她一手管教出來的孫兒北魏孝文帝是歷史上的明君，比起西太后的對光緒帝，真是使人想念她不完。

        北魏自太武帝至孝文帝為最盛，文明皇太后在世時每回年節慶典，塞外番邦與西域皆來朝貢獻舞樂，南朝亦來使節參加，以前她為皇后時是與先帝並坐受賀，及為太后，是孝文帝侍側並受朝貢。那萬民的歡呼與舞樂皆為她與幼帝二人，人世有一種強盛，而這強盛也是她參加創造出來的，這不只是大魏的國運，而是整個華夏亦都在蘇醒，像朱天文的文章裏寫的田在喫水，聽得出聲音來。

        後來是北朝的文學還勝過了南朝的。南朝款待北朝使臣，請其賦詩，有「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句，南人始不敢輕之。及庾信去江南仕周，有力量的文章逐只在北方了。

        我們讀南北朝文學，是讀取彼時人的心意，尤其是北方的。當年他們對華夷事情的大氣，他們的開豁，他們的心底裏有一件切切的東西。像王猛、崔浩、高允的才略智計與做事平明確實，不輸張良韓信蕭何，那都是歷史上到了天意要開啟新時代的氣運上，纔出得來的人才，如文明皇太后的清儉、廣大、威嚴。

        但是太大的與太真的東西就難知。

        魏書對文明皇后就有微詞。又且魏書是與北史一起，還有南史也一淘，到了唐貞觀年間魏徵纔奉命監修，至開元年間可能尚未為人所見，所以李白詩裏不及崔浩，否則他一定喜歡崔浩的。李白詩裏有讚美王猛，因為王猛與晉書有關。至李商隱始有詠陳後主及北齊宮中事，是見南史北史已在李杜之後了。而李商隱只會詠當年的宮中事。後世到了宋朝的文人，他們在情操上更對北朝遠了，蘇軾猶然，而況其他。

        北魏書法比南朝的更多創造性的變化，歐陽修集古錄中多載北魏的碑刻，而全然不知其書法之好。他對北魏的人物亦同樣。

        西漢文章的氣運是從春秋戰國而來，盛唐文章的氣運從魏晉南北朝而來，所以西漢與盛唐的文章都有這樣的偉大，不是其後可及，其後是雖北宋的文章亦所不及的了。

        唐朝的詩人最好是李白。

        李白詩是上承西漢，下合南北朝而成的盛唐樂府。北朝的人物史事他雖未習，可是北朝的舞樂，包括西域傳來的胡樂他都歡喜，宴席上他飲醉了還自己來舞，他的詩多有用樂曲為題的，如「青海波」、「烏棲曲」。烏棲曲、採蓮曲等是江南的，李白大概只是看，自己不舞。他舞的多是北方的，青海波之外還有好多。

        原來詩與樂是一個，詩經的詩無有一首不是樂，孔子說學禮學詩，就是學禮學樂。是後世纔有樂府詩與非樂府詩之別，漸至於非樂府詩倒成了詩的主體。但是禮樂文章，當然詩即樂是對的，所以文章有調，詩要吟，並非都要譜成舞樂。樂是在於樂意，不一定在於樂曲。把李白的話與杜甫的詩比較，李白的樂府詩多過數倍。而且李白的非樂府詩亦都是富於樂意的。朱天心的「擊壤歌」像李白的詩，整個的是飛揚的。如此說明了，就可明白李白詩的偉大，第一在於詩即是樂。

        李白又是第一個把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來結合在一起的。

        李白喜歡的那許多舞樂，都是北方的與江南的民間的，並非郊祀與宗廟朝廷之樂，為後世儒家所不屑一顧的。而李白把來作詩題。

        中唐時張籍亦做得好樂府詩，劉禹錫亦採竹枝詞入詩，但皆不及李白的詩是整個的與民的文學生在一起，不止於採用。這也像朱天心的「擊壤歌」的大眾化，若要問她的大眾化是在哪裏，這可是難以回答。而李白的人又是士之極致，像朱天心便也是格調極高的。李白求仙，求長生，只是因為他的人飛揚。他愛的是秦皇漢武，而又不以為然，不知道自己要怎樣才好。「擊壤歌」裏的小蝦，她但願與這幾個人永不分離，她要天長地久，卻又說自己只想活到三十歲，一忽兒又想想活到四十歲也好，與李白一般的認真得可笑。

        李白的詩豐富，只覺是心頭滿滿的。

        「擊壤歌」也有這種滿滿的感覺。卻又並沒有什麼事情，有的只是滿滿的浩然之氣，像賈寶玉對眼前諸人都是難捨難分，只願相守到他死了，化為飛灰，然後可不管了，化為飛灰尚有痕跡，要化為一股氣，吹得無影無蹤。

        李白是他的人滿滿的，所以樸素而繁華。李白的詩與楚辭相契至深。楚辭有江南的花草與迎神賽會的繁華。洞庭湖君山娥皇女英的斑竹淚，山海經裏的燭龍這一類傳說，在屈原的「天問」裏多有，詩經裏可沒有。前幾年在長沙掘出西漢一貴婦人墓裏。即有一件女袍繡的「天問」裏的龍與日月，李白最喜歡楚辭裏這些的。還有是他也與屈原一般的不安分，不過屈原的不安分自沉於汨羅江，李白卻是他的人一股氣滿滿的在人間不得安耽，風起的時候他又想飛了，像小蝦。

        中國史上有兩件大事，一件是黃河流域文明與淮夷的文明結合，此是到商朝纔完成。又一件是黃河流域文明與楚民族的文明的結合，此是到了漢朝纔完成。

        漢賦是詩經與楚辭的結合。然而於詩則惟阮籍的詠懷詩中有用楚辭的典故。雖然如此，六朝的小賦是從宋玉的賦化出的。於詩，阮籍的是士的文學，尚有民的文學如有名的子夜歌，則顯然是楚辭的情調，但是也詩經化了。文學的同化真的像風，有這樣自然。而至李白，纔漢民族的文學與楚人的，總體的生在一起了。餘人如王維、孟浩然、高適、杜甫都沒有像他這樣。王維孟浩然高適杜甫他們的還是詩經的多。

        思想上，李白的是黃老。黃帝是漢民族的精神，但尚未名為思想，到了老子的纔是思想。

        老子與莊子都是生在漢域楚地的邊境，受兩種文明的激盪，所以出來這樣潑剌新鮮與生在山東的孔子孟子很有不同。晉人的是老莊思想，少了黃帝的氣魄。李白才是黃帝打先頭，所以李白的詩比左思、鮑照、高適他們的都更強大，後人連蘇東坡亦在這一點上及不得他。蘇東坡最佩服李白，他在詩中有云：

        帝遺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謪仙詞

        自李白以來千有餘年，卻有一位朱天心寫的「擊壤歌」。

        現在有了朱天心，要來說明李白真方便。第一李白的身材生得不夠高大，不過因為是男人，總比朱天心高些。有見過李白的人寫他的眼睛好光彩，這使我想起「擊壤歌」裏的小蝦的十三點，自說她的眼睛是圓的，姑娘圓眼睛還好看？其實朱天心的眼睛大大的真是美絕了。還有世界上最美的就是聰明。

        說起李白呵，他到處飲酒遊玩，熱鬧市區與山山水水的鄉下他都玩個不厭，這也只像小蝦的會遊盪，台北的街道與宜蘭的溪流都好，與愛喫處處地方的名物。只是李白沒有一批死黨，他不守在一處，而是一地方一地方的玩過去，到處的地方長官都仰他的名陪他遊宴。李白是比王維杜甫天下聞名，像朱天文說的淡江的同學都說朱天心。

        杜甫比李白，猶如班固比司馬遷，班固對司馬遷有微辭，杜甫部與李白要好。

        杜甫的是寫情，李白的則是一股浩然之氣，所以李白的出筆最快，他有許多詩都是在宴席上寫的，別人請他再寫一遍，就又走了樣，兩首都收在集裏，兩首都好。日本明治天皇也是在臣下的奏疏背面一寫就是一首歌，可惜李白的話有十九都散失了。因此我想起朱天心寫文章的快法。仙枝說朱天心「擊壤歌」有一回是一晚寫了一萬字，而沒有一處不精彩。

        以前我有一個時期忽然不滿意自己來，李白也讀煩了，覺得它千篇一律，都是寫的飲酒，遊玩，說大話，他說英雄，我可是不要英雄。後來到了日本，住在東京都世田谷區奧澤時，每出門在站頭等電車時帶一冊小本的李白詩看，看到了秋浦歌十首，纔知其真是寫得平實深至極了。亦許一樣會有人覺得「擊壤歌」寫來為去無非是寫的遊盪喫東西，動不動就「歲月」、「山川」、「日月」、「名目」。但這是與我曾有一個時期不滿意李白一樣。「擊壤歌」我已看到第三遍，一路的句子都想把來加圈。

        李白詩比杜甫詩少事情，但是文學不在於此，詩即是比小說少事情的。杜甫前期的詩，我喜歡他的與高適岑參登慈恩塔詩，後期的詩是以安祿山之亂為界，其代表作是北征。他對於兵亂的感情完全是正大的，對於朝廷與天下蒼生復興的期待之情也是極切實懇至的，一篇「北征」詩裏處處有開闔迴盪，皆成風景，後人有謂韓愈的「南山」詩可比「北征」，此是不知文學。「北征」有文心，「南山」只是文筆。杜甫還有過三峽謁禹跡祠詩「神功接混茫」，也是很大的。但李白的詩都不是這些。

        李白是天之驕子，他對於世上的事物什麼都高興，又什麼都不平。他比杜甫早生十年，開元年間是唐朝極太平繁華的時候，皇帝亦優禮他，又有賀之章一班朋友與他在長安讌遊。當時的長安是西域胡人的商店酒店都有，佛寺道觀官家都來降香，大道約兩邊是楊柳間桃花，花時男女結隊看花，燈節男女結隊看燈，李白不比杜甫的是小官，他一生到處有人一淘鬨，像小蝦的慷慨豪貴，他會有何不樂，頂多也不過是像小蝦的無端又哭濕了一條紅磚路罷了，而他的詩卻曰、「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而的確也是只有是他這樣的意氣，纔盛世亦可以長保持新鮮。而他就在遊玩而過潼關時救了軍營失火被問罪的營官郭子儀，是潼關的鎮守司令官哥舒翰聽說李白經過設宴招待他，他與哥舒翰說了，郭子儀纔留得一條命後來做了為唐朝平安史之亂的兵馬大元帥。這就是李白式的，不是杜甫式的。

        安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在靈武收兵討賊，其時道路不通，永王璘在江南亦出兵巡王，李白方遊廬山，遂入其軍中。而其後成了永王逆案，李白得郭子儀免冠替他贖罪，始得減輕流夜郎，未至即赦回。

        他流夜郎去時，路中地方官招宴，赦回時又地方官招宴，這一段期間他寫給人家的詩都是稱冤不平。讀他在永王軍中時作的「永王東巡歌」十一首，與「上皇西巡南京（四川成都）歌」十首，最是響亮熱心。天道糊塗而不爽，李白的事不是一句話可以言明，但是我絕對相信他。他可以不要辯，他的辯亦是糊塗而不爽，像天道不言，卻來鳥聲叫得糊塗。他的辯只是不平，他是對盛世也不平，對亂世亦不平。真真的要從亂世開出治世，也只有靠這股氣，不能靠杜甫詩裏那樣的情理。

        詩必有浩然之氣。

        ※士弱民猶強

        文學有節氣，如五月的竹筍，頭一批出來的頂好，末後的就差了。茄子初上市時紫潤活脫，到了秋茄子，就疤疤爛爛的。

        初唐四傑與盛唐陳子昂、崔灝、韋應物、孟浩然、王維、高適、岑參、王昌齡、李益、李白、杜甫的詩都是鐘鼓、磬、琴瑟、簫與羌笛羯鼓、琵琶等眾樂之音，及至中晚唐，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韓愈、張籍、劉長卿的也是眾樂之音，但是樂調較隘了。隘則不自足，想要求變以為寬，李賀、孟郊、李義山、杜牧皆有其獨得，但終是不夠寬闊。又及五代之詩，遂只是一簫一笛或一鼓，各擅一技之長罷了。

        至北宋歐陽修蘇軾等，詩文始又備八音，而且宋詩特有一種石磬之音。然而唐朝有秦王李世民的破陣樂，宋朝沒有，宋詩一般是不及唐詩的氣概。便如詞，亦是李白的兩首菩薩蠻好，李白的這兩首詞，像李陵河梁別蘇武的詩也只得兩首，是詞中的千古絕唱。

        宋朝的文章詩詞，亦是南宋的不及北宋的好。如李易安即不及朱淑貞。朱淑貞的詩詞像前八十回紅樓夢，少有事故，多有風光，李易安的則像八十回以後，感動人而不感興人。辛稼軒、陸放翁、姜白石、張炎的詩詞都好，但是不及晏殊張先歐陽修蘇軾的。我在景美時偶然又讀讀全宋詞中晏殊張先歐陽修蘇軾這幾個人的詞，這回纔更知其軒豁、亮直、柔勁，連稍稍晚輩的秦觀、周邦彥都所不及，我很喜歡自己比從前懂得讀文章了。晏殊的兒子晏幾道說、「先元獻公詞中不作一婦人語」，這我纔明白晏殊何以能寫美人寫得這樣美了。

        但是宋朝不及唐朝的氣概，雖蘇軾亦到底不及李白。隋唐是從魏晉南北朝的大變動中開出來的，而宋朝則是從殘唐五代之亂出來的，創造力不及，寧是思省的，觀照的，所以說唐詩如飲酒，宋詞如品茶。但打天下還是要酒徒，劉邦為亭長時就是好酒及色，東下齊城七十二的酈食其是高陽酒徒。史家稱歷朝惟宋無女禍，這雖然是好，卻覺得何處有著不足。

        漢末黃巾大亂，魏晉纔得小康，隨又五胡亂華，生民塗炭，真像遭了雷霆之劫，是從這裏又鍛煉出統一天下的新意志力來。所以信心是創造的。

        唐至天寶遭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也是胡人亂華，下去又黃巢造反，殺戮甚於黃巾，結果是黃巢的餘黨朱溫與沙陀李克用一族爭為華夏之主，而隨後是契丹石敬瑭進來又大殺朝廷百官，胡兵所過，城市鄉村居人與雞犬同盡。

        但五胡亂華當年是有新的知識刺激，殘唐五代卻是沒有。五代沒有鍛煉出來統一天下的新意志力。吳越錢鏐，規制不及昔年南朝，柴氏在北，亦氣概不及拓跋魏。從這種格局裏轉出來的宋朝，當然比不得隋唐。宋朝是從開始就對於被異民族遼國佔領的幽燕之地無辦法。

        比起北魏與南朝的人才，五代的遠為不及，宋朝開國的人才亦不及唐朝開國的人才甚遠。宋朝人惟是把佛理添入於現世的情操，最好的是表現在蘇軾的詩裏，佛理成為宋詩格的一個要素。又則是陳搏與邵雍於易經有他的新思。

        宗教都是否定現世的，宋朝人把佛理夾添入於現世的情操當然是本領。但以前六朝人是把佛經裏說的劫毀與當時五胡亂華，生民塗炭，文明瀕於存續與消滅在不可知之際的事態，合在一起來感得，比宋朝人的佛理情操大得多了。唐朝人把佛寺合於世俗的熱鬧，我覺得亦遠比宋朝人的講佛理好。

        宋詩於佛理不講劫毀，只講真與妄跡，而妄跡亦好，幻與真相俱，纔是現世的活潑有光影明迷。此點自柳宗元詩與白居易詩以來，要算蘇軾詩裏表現得最好。但是這也不及李白詩裏的人世想要拔宅飛昇，有蓬萊仙山。蘇軾詩裏亦有仙意，想要飛去，但他的不及李白，是在李白有強大的時代的意志力，李白憧憬秦皇漢武，蘇軾的詩裏沒有。是蘇軾之後又過了將近千年，纔朱天心的「擊壤歌」有像這樣強大的時代意志力。

        惟有宋儒程灝程頤與朱熹採用佛經的明心見性與靜坐，使人無可愛敬。

        程朱他們對於佛經裏說的劫壞與空色真幻毫不感興趣，不但如此，他們是人家說句反話亦不曉，如杜甫居同谷七哀詩有一首的開頭四句是：「嗚呼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及身早……」朱熹斥為「歎老悲窮」。他不知如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的結句「蕩子行不歸，空林歎獨守」，其實真是貞潔的。朱熹還同調過程頤門人說蘇軾這樣的人應當殺卻，雖他晚年有題蘇軾畫竹讚，蘇軾其人衷心表示敬意，但已太遲了。

        易經，陳搏於先天數有新發明，邵雍亦於占有其會意。二人皆近道家。而程頤的所謂周易程傳，則與易經無關，只是在講他的正心誠意。朱熹的周易集傳比程頤用功，但亦只是有他的可取而已。易經本來於文學相關，程朱的易傳卻於文學不相關，其不好即從此點可以看出。

        原來易經的主題是占國運，占當前歷史的天道與時局形勢，志士皆是如此觀其文而玩其辭，這就很是文學的，因為文學如梅花桃花荷花桂花，也是報的歷史的季節消息。所以左傳裏記占卜可以記得那樣好，上了文學。還有易經是人對於未知能活潑喜樂，如元曲裏桃花女與周公比占課鬥法，更有西遊記是開始於漁樵二人在閑話，驚動了涇河龍王，他要試試袁天罡的占天晴雨，下雨的時辰與雨量，也是上了文學。而程朱的易傳則與這種志士的革命性及庶民的活潑喜樂全不相關。文學是至程朱而壞，文學壞即是先王的詩教壞，即是禮樂之樂壞了。但此亦只是結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殘唐五代至宋，沒有像五胡亂華至隋唐那樣的出現時代的大創造力，出的人材亦不夠，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樣強大活潑的士風，雖有程朱，亦將只是像王通（文中子）的不被人注意。（文中子的語句全仿論語，單是這點就已使人厭鄙他。）

        歷史的浩然之氣實在要緊，後世儒者只知這氣是個人的修養，不知有歷史的浩然之氣，是全體民族在大災難中行險，集義而生的開出新時代的大創造力。殘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這個。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過當時發達的數學與科學而結合於黃老，及通過變法（行均田制）而結合於黃老。五代時數學與科學亦有一發達，陳搏因之能於易數有新發明。北宋尚出數學與科學的大家，而且變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與保馬法，但至程朱之學行於世，儒乃不屑於數學與科學，更不讀法家之書，乃至專讀四書，不讀周禮王制，儒遂與黃老絕，與黃老絕就是喪失漢民族的大自然精神與創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乃是因為他考慮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馬法與北魏的均田制皆依於周禮，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返田只需兩次手續，而青苗保馬則一年中要有幾次手續，假手於吏胥來辦就壞了。這要像周禮裏的王官與王民的關係，即是同生在井田制裏的當地之士領導農民與手工業者來實行纔可，不然則要有像現代的銀行制度亦可以實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具備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條件，當然失敗。青苗法與保馬法若行成功，宋朝對遼與西夏可以強大，但是當時亦缺乏時代的創造力來做背境，司馬光蘇軾等都反對。王安石的文章是有當時人所沒有的好處，但是他的文章亦無人繼。

        自南宋至元明清，士的文章幾於全無可看，他們推尊韓愈，其實韓文就不怎麼好。韓愈肯定儒家，肯定世俗富貴功名。宋儒則是把禮教太肯定了。無論怎樣的好東西，你若把它太肯定了，就會是小是陋，就會是妄。詩詞遠比文章好些。但如元好問、吳梅村的話都缺少一個興字。明初高青邱與清初王漁洋的話中有好的。朱彝尊我是喜歡他的紅橋詩。還有是喜歡納蘭性德詞「孟姜女廟」：

        飛雨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鈿塵網上蛛絲。

        澄海樓高空極月、望夫石柱留題詩、六王如夢祖龍非。

        結尾一句「六王如夢祖龍非」真是大。祖龍是指秦始皇。但就一般來說，從宋末到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凋萎已極。

        彼時亦有禪僧中豪傑，但是不得士與之結合，終究不能有結果。然而士雖疲?，民固健在，民的文學如宋平話，元曲與明清說書小說的旺盛，背後實含有隨時可以民間起兵的大行動力。但是彼時民的文學不得士的文學為領導，這就可見彼時士的對於政治亦無領導能力了。

        蓋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傑者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孫詒讓一人。耶律楚材是禪僧之徒，他從成吉思汗出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華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沒有有為之士的強大集團做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苻堅、崔浩對拓跋魏道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間起兵，士又不能領導，所以從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對於士完全沒有敬意，他隨意殺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壞。若有像楚漢之際的與隋唐之際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這樣卑劣。

        明朝與清朝都是最沒有創造性的。

        明清士專於儒，儒專於科舉八股，亦有為朱王理學，或訓詁之學的，他們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識，亦不知天下形勢，亦不會文學。否則清初康熙帝倒是個非凡的人，他是真知道漢文明，並研究西洋科學的，他對西洋的新知識都親自來學。他只是拒絕了傳教士的勸他信基督教。倘使有像昔年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智士幫助他，正可以開出一個大有創造性的新時代的。

        當清朝康熙時，歐洲的科學新知識與方在開始的世界新形勢正可以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個大刺激，當時若來接受它，可尚有如魏晉南北朝時接受西域文明的餘裕。康熙帝比俄國的沙皇彼得更早，當時中國還趕得及與英法德搶先併驅進入蒸汽機工業革命。英德法及後來的美國的進入現代產業，是依其原有的經濟構造的不同而變革出來的，所以雖一般的是資本主義，而在其過程上與體質上亦還是各有特色。而康熙時的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世界上最強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國家更有餘裕使工業革命可以自然成長，用不著像英國的荒廢耕地做成蘭開夏機器紡織業的牧羊場，也用不著待童工女工那樣殘酷，也用不著那樣爭奪世界殖民地。當時若就來做，是可以使機器工業被涵養在中國文明裏，與農業手工業有一調和，它可以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遠比西洋更新的產業體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當時若有這個，則全世界的歷史都將為之改觀。康熙時中國確是有這樣做的機會，現在孫先生的開發產業，節制資本，與世界大同的遺教，與我主張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輔佐的產業新體制，早在康熙時若於新知識上完全開向西洋，是可以大有餘裕來自然地形成，被創造出來的。

        然而康熙帝時沒有像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士幫他。

        從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來越變成閉塞固陋，沒有人像漢唐之士的對帝王「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而且他們也自外於民間起兵。太平天國就可見得是士與民間起兵無緣。曾國藩這邊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雖然平了亂，也缺乏創造性。

        欲知當年事，只須看當年的文學。

        自宋末至於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固陋已極，但民的文學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精神，如平劇，說書說白蛇傳，說秋香三笑，小調唱孟姜女，閑書看三國演義，說唐，精忠岳傳，征東征西。士的文學固陋，是反映國之政治已失風光，而民的文學的好精神則見證了中國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從反元朝的民間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間起兵，但是可惜了幾次都是當時之士不夠來領導。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義當初，志士遠溯黃帝紀年，纔是士的第一次覺醒，他們對世界的新形勢與新知識開了眼界。且自從孫先生，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孫先生上書李鴻章，使人想起西漢賈誼的陳時事疏，三民主義原稿與建國大綱更是直接從周禮而來。鄒容的「革命軍」文氣似楚辭。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蘇軾的明快。可是言文學者多不及之，以為中國近代文學要從五四時代的文藝作品算起，這是把文學看得太單薄了。「山河歲月」與「革命要詩與學問」就是繼承漢魏的、與孫先生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體，而把五四的文學來打開了。

        五四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革命，但是五四犯有三個錯誤：一、否定禮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

        把文學當作藝術的一種是把文學看小了，這我在前文已有說過。這裏只說禮教這樣東西，就是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門一步。但是五四把禮教來否定了，這又人的情意漂失了。禮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換朝代，頂多亦只是改了正朔與服色，沒有改到祭祀與賓主倫常間之禮的。禮儀是中國人情意的表現形式，五四在原則上把禮教來打倒了，至少在文學上寫中國人的情意沒有了形式，以至小說裏用了西洋人的情意與動作的形式來描寫中國人，這樣，文章先就不美了。

        五四的文化人又否定士，是因為西洋無士。士是先知先覺者，布衣疏食，而志在於天下，與民主的個人主義立場不合。魯迅一代的前進文人，寧願他們的兒子做個電氣工人。如日本的教師組合，都當自己是勞動者，不知有士之貴。但我還是喜歡世間有貴人。古代希臘是哲學家最尊，日本則歌人最尊，但都不如中國的士好。

        中國的讀書人是士。士因自己是貴人，所以他知道世上有尊貴的人與尊貴的物。我曾見一處事務室的職員是好女子，後來聽說她嫁給汽車司機，很替她覺得不配以的。「擊壤歌」裏的小蝦說自己絕對不會愛商人，這使我讀了很高興。蘇軾題虢國夫人郊遊詩有「座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我也有詩贈日本陶人上田桓次，他家住京都郊盞山，於此燒窯，詩曰：

        西京無復舊公卿隴畝尚棲真貴人

        盞山若問世消息佛火仙燄劫初成

        文章是寫的絕對與永恆，這只有作者是士纔能。這是從古老的周禮裏王官與王民的貴氣，然而這纔真的是新鮮東西。

        辛亥起義原是士的復醒，與民間起兵結合，但是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隨即陷於思想上的大迷惑。他們對於舊是不讀古書，對於新又不看看今世紀西洋在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的新發見，更不看看西南亞細亞的古文明的地下發掘，也不對孫先生的思想求了解，而說要科學與民主。他們自外於中國的歷史的現實，亦於世界的歷史的現實無知，他們不知自己是站在什麼地方，他們於民疏隔了。辛亥之後，民間起兵繼續一浪推一浪，而士對之失了領導力。是這樣，纔被中共所乘，淪陷了大陸的。

        今時人心的主題是反共光復大陸，於此我明白揭出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與文明的造形的原理，依之以建設中國的、同時亦是世界性的政治與產業的新制度。這樣，士就恢復了歷史上的先知先覺者的地位，喚起時代的大意志力。但如天下士與天下之民來做這樁大事，也還要有九萬里之風把它載起來，這裏就用得著文章了，朱天心的「擊壤歌」裏就有像漢高祖的大風歌的發句。

        而且孫先生說的喚起民眾，亦是先要通過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結合。這就先要看中國文學上兩者的共通點在哪裏。這裏我引一段袁瓊瓊的寫歌仔戲，先來知道民的文學的性格：

        「我喜歡看布袋戲，可是不喜歡布袋木偶，木偶不僅是死的，還有散了戲的淒涼。歌仔戲又不同，我是說路邊的歌仔戲，電視上的不算。演員臉上厚厚的粧，乍看就像木偶人，台上兩個邊門，門帘略略撩起。在台上是一板一眼的，走台步、手勢、眼色，方寸不零亂。下了場子，在門帘邊覷見剛剛在台上莊嚴法相的觀音娘娘，這時蹺了兩腿坐著，白色錦衣襯著台上走髒了的鞋底，這是在戲的繁華裏露出了不妥貼的家常來，讓人小小的苦惱了，可是很親切。前台還是鏘鏘鏘的走馬換將，聲音透過麥克風，龐大得變了音。演員哭倒在台前，拿袖子掩著臉。門帘邊上，另一個演員在逗孩子，又是『古代與現代的結合』，笑得一張上了粧的嘴張得好大，血盆大口。野臺戲的好處是演員不那麼慎重，前後台的分別也不嚴，所以看戲是純消遣，沒有什麼藝術口味的負擔。人生由台前流向台後，又由台後流向台前，碰到敏感的人，說不定反而形成更大的心靈騷動了。」

        這就是張愛玲所詫異的：「怎麼可以這樣？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戲呀！」觀眾也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戲，演員與觀眾都是像小孩的認真地在遊戲，在藝術之外有人的跌宕自喜。谷崎潤一郎與川端康成若知道這個，也不曾鑽到藝術的黑暗之谷了。若早知這個，有好些人就不會穿了燕尾服去聽交響曲，討藝術的負擔了。

        自宋儒不知遊戲，士的文學遂不如民的文學，五四以來又學西洋，更不知遊戲了，士的文學亦更與民的文學分離得遠了。宋儒的正經是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式的，處州馬上純先生遊西湖，路上他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而五四以來文人的正經是徐訏與余光中式的，不過比張愛玲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裏的振保還更多讀了西洋的文學書。可是現在有了像袁瓊瓊的能是民的文學的知音人，士與民乃又可歡喜相見了。這裏還得再提一提管管的「請坐月亮請坐」是一部士與民認真遊戲在一淘的文學。

        朱天文的「青青子衿」寫童養媳和未婚夫，與她稱為姊弟的二人在田畈裏玩，真是玩得好，而兩人之間的真切處又是那樣的叫人感動。仙枝文章裏寫小時學騎腳踏車，寫蹲在路邊看幾個小孩拿紙糊的撈子撈金魚。朱天文寫與仙枝玩圓山，買魷魚眼睛喫，又便宜又好，喫了又買幾顆。仙枝也寫偕朱天文到她嫂子娘家看乳牛：

        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兩排牛媽媽蹲下身子來有城牆高。我們在夾道間餵牧草，日色傾得一地斑斑駁駁。牧草的野羶味湮著滿屋子都清明粗獷起來；見你閃閃跳跳的躲著牛媽媽的長舌舐你的裙角……

        又寫：

        古儀帶給你櫻花子時，猜你一定先剝下一顆吃吃，對不？我那三顆今晨發覺有一顆被蟲子咬了一大口，我怕那蟲兒一定酸透牙床，幾天要吃不進東西了。

        朱天文與仙枝這樣一寫，凡是中國人都年輕活潑了。

        生而幸為中國人，無盡的對於自己的民族的喜歡與愛呵！

        袁瓊瓊寫她去左營看管管沒見著，臨著青紗窗給他寫便條，「書桌上一疊書一疊文稿，一堆鉛筆、鋼筆、原子筆、墨筆，我一邊寫字一邊手放在書上，想像他寫字就是這樣的。」這是真的愛。

        我今寫中國文學史話寫到崔浩李白，也可比去看他沒見著，就在他的書桌上寫這篇稿子，但我是一邊寫字一邊手輕按在稿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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