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易士相識,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從雲南而來,在杜衡處見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貧血的,露出青筋的臉,一望而知是神經質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緊張、多疑、不安與頑強的自信,使我和他鄰居半年而不能丟開矜持。他很少和我談起文藝,因為他認為我不懂。我問杜衡他的詩怎樣,杜衡說:「朋友之中,他是有詩的天才的。」並且找了幾首給我看,我也認為好。但我以為他的詩的境界以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於他讀書太少,生活的經驗也太少。這批評的是事實,但事後想想,卻覺得還不夠瞭解他。
路易士的讀書少,並非懶惰可以解釋,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弱者,不能忍受從儕輩中看出自己的貧乏,甚至於不能忍受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強的。這妨礙他寫戲劇、小說、與論文,但幸而還不妨礙他寫詩。
他的詩,沒有繼承前人的好處,但也沒有繼承前人的壞處。他的詩有他的獨創的風格。因為他的生活經驗缺乏,所以常常錯誤,並且狹隘。但錯誤有時候也會成為藝術,如貝多芬為讚美拿破崙而作的交響曲,且對於拿破崙的觀察是錯誤了。但貝多芬不必為此而愧悔,雖然拿破崙不過是幻象,那交響曲卻是真實地存在著的。
讚美的反面是攻擊,吉訶德先生之攻擊風車,與貝多芬之讚美拿破崙,同樣錯誤,但也同樣有其嚴肅的一面。這裏,存在著智慧與知識的區別。幾千年來,人們到聖地朝山進香,其實崇拜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神,歌頌一個平凡的女人,其實歌頌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美與聖潔,正如貝多芬所讚美的,其實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幾千年來,人們為了極瑣碎的事情而決鬥,而自殺,這和吉訶德先生之把風車當作巨人,可以說是同樣的不足道,但也同樣是真實的。
路易士,你和他談理論,只能聽到慷慨激昂,卻往往不知所云。他談文藝理論,有時候也談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對或贊成的東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別人的糾正,或克服別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樣東西來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滿足了。要瞭解他何以反對這,贊成那,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採取的是另一種標準,他有他的另一種出發。那標準,是與一切理論無涉的。所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觀念,責任或道德,理論或事實,他全不管。只是他認為對,他覺得有贊成或反對的需要,他就這麼的肯定了。但也並不固執到底,他倘然改變原來的主張,往往不是因為何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理由,而且並不後悔。
這種派頭,說他淺薄,是太簡單的解釋。說他是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樣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獨、受難,諸般的不宜。社會不理會他,不對他負一點責任,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對社會負責任,也是不可想像的。如同一隻在曠野裏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覺溫暖。孤獨使他悲涼,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為他而存在。
他很少幫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幫助朋友。他連孩子都不喜歡。隨著社會的責任與他無關,配合於社會的生活技術在他也成為隔膜的東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論與事實,除寫詩外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只是因為他驚嚇於自己的影子。他的狹隘是無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時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這就只有蔑視一切。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發出聲音,就是只給自己聽聽也好。聽他談論,你會感覺他是在發洩自己,主要還是說給自己聽的。雖然似乎淡薄,然而是從他的靈魂的最深處發出來的生命的顫動,是熱鬧的,但仍然是荒涼的。
可是他和綏惠略夫不同。如魯迅所說,綏惠略夫「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但路易士沒有替社會做過事,對社會沒有過愛,因而也沒有憎,他只是執著於自己的存在,沒有行成虛無主義者。綏惠略夫是革命的失敗者,但革命的風暴仍在震盪,所以他的調子是強烈的,憤怒而不頹廢,絕望而非玩世不恭。倘在革命的風潮消歇之後,則失敗者的情緒就成為山寧那樣的蔑視一切了。山寧的蔑視一切,是比綏惠略夫的毀滅一切更虛無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於山寧,路易士有山寧所沒有的恐懼與不安。那是因為,山寧是緊接在革命失敗之後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間,什麼理想都沒有,人們彷彿在潮汐退落後的沙灘上行走,四圍是空曠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創痛之餘,簡直還有一種得到解脫似的喜悅,對自己特別珍惜起來,而身外的一切都成為不足道。這種心境是不長久的。
這之後,山寧那樣的人物就要成為過去,出現的乃是路易士那樣的人物了。
當北伐時期的革命已經從記憶中漸漸淡忘,而新的時代啟示還沒有顯明,社會是在經常的破落中,這之際,游離出來的就有路易士那樣的人物,不止他一個,而是一群。他們沒有嚴重的失敗情緒,也沒有魅人的時代前景供他們追求。他們只是分散地對自己的被迫害而反抗,不是聯隊的戰鬥,也沒有號筒,各人只能信託自己;集體的戰略與戰術不需要,也不關心;看不見自己的同伴,也看不見敵人的全體。他們各個地戰敗,死亡,然而不能引起一個聯隊的覆滅的那樣嚴重的失敗情緒,偶爾也有小勝利,然而這種小勝利往往很快就消失。
路易士都是這樣,他在反抗,所以他的詩不同於吟風弄月那一套。然而他的反抗只是散兵戰,所以他的詩也不能成為時代的號筒。有如散兵戰之於集體的戰略與戰術是隔膜的,因此他沒有學習較為廣大、較為深入的理論體系的要求,也沒有全面地考察環境的要求。
他讀書甚少,對事實不求甚解,卻並不因此感覺自己的貧乏,倒是這樣反而可以保持自己的完整者,原因在此。他沒有攻打到敵人的要害,甚至不能發見敵人的要害所在。身在戰場,而如此孤單,所以他總是恐懼,懷疑全世界都在迫害他,而抓住任何一點,就用全副力量來攻打它,有如吉訶德先生之攻打風車。並且因為恐懼,他需要時時壯自己的膽,極力裝做驕傲,非常之注意自己的尊嚴。
如有些人所嘲笑他的,他把他所僅有的手杖與煙斗當做無敵的武器,其實卻不過等於吉訶德先生的不中用的長矛。而且也如吉訶德先生,總是戰敗的回數多,但也非完全沒有勝利。是這種不足道的勝敗,由此而生的失意與歡樂,憤怒與寬大,幻境與夢想,構成了他的詩的全部。
雖然如此,因為他究竟是在戰鬥,而他的詩也能準確地表現這種戰鬥,所以還是好詩。這種戰鬥雖然不足道,可是這時代正是千千萬萬小市民和路易士同一命運,走著同樣的道路,不過有的比較聰明些,因此也更缺少智慧些罷了。
這麼一種不足道的戰鬥,勝敗都不能驚人,而歸根還是各個地被擊倒,像蒼蠅一般靜靜地死掉,沒有同伴的鼓勵,甚至沒有牧師給他們做臨終的祈禱,他的墳墓上沒有花圈,也沒有十字架。這看來不像是悲劇的悲劇,乃是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路易士的詩,好處就在於刻劃出了這一群人的靈魂,它使人不愉快,然而並非可笑的。
我在好幾處把路易士比擬吉訶德先生,一定很合有些人的胃口,但我請求他們明白,吉訶德先生那樣的人物,起初是使觀眾發笑,漸漸的卻覺得不愉快,看完之後錯散,各人的心裏還有一種不能排遣的憂鬱,為吉訶德先生而哀傷,也為自己而哀傷了。路易士是有吉訶德先生的可笑之處的,幸而他不是市儈,所以也有吉訶德先生的嚴肅之處。
路易士的自稱為詩人,也和吉訶德先生的自稱為武士一樣,很受了一些人的嘲笑的。自稱為詩人,與自稱為文豪,大師,革命的戰士,固然同樣有礙眼的地方──但路易士還是幸而不是市儈,並非拿這來做招牌,另有所鬥。他沒有一般人所有的主義,沒有宗教,也沒有任何生意經,乃至於在人間他沒有得到一絲溫情。這樣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簡直找不到一個字眼來下一個定義。然而人是不能這樣生活的,即使不過如基茨自擬的墓誌銘所說,是「一個把他的名字寫在水上」的人吧,他還是要替自己找出生存的資格,工作的意義的。路易士的自稱為詩人,和有些人的自稱為文豪,大師,革命的戰士,不同的地方在此。
當然,他也有做作的地方,可是做作得很幼稚,甚至於有些地方使人聯想起阿Q式的狡獪。但阿Q的狡獪還是可愛的。因為老實人裝狡獪,不過使人笑,而狡獪者裝老實,卻使人憎,使人恐怖。路易士是善良的,無害的,有時候雖然出點小亂子,也不過如吉訶德先生之搗亂了羊群。但因為太善良了,甚至對於敵人都是無害的,這是路易士所代表的那一群人的悲哀,他們在這時代註定了只能做這樣的角色,他們也戰鬥,可是往往勝敗都不分曉,就這麼地被抹掉了。
路易士的話,集成冊子出版的,有「愛雲的奇人」,「煩哀的日子」,與「不朽的肖像」三種,氣氛有點像李賀與孟郊,卻分明是現代的產物。
最近我看到他發表的一首小詩「魚」,還有「向文學告別」的原稿,都是很好的。我認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是中國文學的分水嶺,在詩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敗後的代表作品,則是路易士的。「女神」轟動一時,而路易士的詩不能,只是因為一個在飛揚的時代,另一個卻在停滯的,破碎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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