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坐在这儿回顾和会长在一起的那晚，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痛苦的声音全归于沉寂。自从我离开养老町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命运之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会在我的道路上设置另一个障碍。当然，这种担忧和奋斗也总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当我们在汹涌的潜流中逆流而上时，每一个立足点都是至关重要。

        但自从会长成为我旦那后，生活柔化成了舒适愉快的日子。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棵树 ，终于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沃土。我以前从不认为我比别人更幸运，但现在我这样想了。但我得说，我过了很长一段心满意足的生活后，才得以回顾从前，并发现生命曾经是一片荒芜。我想，只有当我们脱离苦境时，才能坦诚地倾诉苦痛。

        我从小就怀抱着这样愚蠢的希望，总是想象自己成为会长的情妇后，生活就会尽善尽美。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但即使现在我长大了，仍然是这样想。我应该更清楚地知道：我有过多少次痛苦的教训，尽管我们希望能把扎进肉里的倒刺拔出来，但会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疤。我把延永远地摒弃在我生活之外，不仅失去了他的友谊，还把自己也永远摒弃在祇园之外了。

        原因很简单，我早该知道它会发生。一个人赢得了朋友渴望得到的东西，他就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能办到，就把东西藏到朋友永远看不到的地方，否则便要承受友情的破裂。这就是我和南瓜之间的问题，我们的友谊在我被收养后再也没有恢复。因此会长就当我旦那的事和妈妈谈判了几个月，最后达成协议，我不能再当艺伎了。但妈妈不同意，如果我不再是新田家的人，她就再也无法从会长那里收取年金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长答应每个月给艺馆一大笔钱，条件是妈妈同意让我不当艺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艺馆，但不用早晨去那个小学校，不必在祇园转悠，出席一些特别的场合，当然也无须晚上去陪宴了。

        我成为会长情妇后一年的春天，他在京都东北角买下一栋豪华住宅。它本是为招待公司的贵宾，但实际上会长用得比谁都多。他和我每周有三四个晚上在那里共度，有时还次数更多。我们边聊边用晚餐，看着仆人点亮花园里的灯。

        通常会长一来就会聊一阵子工作。他会跟我说一件新产品有什么问题，装载零件的卡车又出了什么事故，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然是乐意安坐倾听，我很清楚，会长对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知道，而是为了把这些事从头脑里清理出去。我听着听着，就发现他的音调柔和下去了。这时候，我就换过话题，不再谈工作上的正经事，而是随便讲些别的，比如他清早上班路上的事啦，几天前我们在疗养所看的电影啦，我从豆叶那里听来的趣事啦。

        会长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他想让大女儿嫁给一个叫西阪稔的人，让他入赘并继承他的事业，但到了最后关头，西阪先生改变了心意，告诉会长他不想参加婚礼了。有一周多的时间，会长心情恶劣，毫无缘由地训斥仆人和我。我从未见他如此心烦。

        虽然没人告诉我西阪变心的原因，其实我知道，他在答应继承会长的事业之后，发现他有了个私生子……众所周知，会长为膝下无子而苦闷，并深爱他的两个女儿。有没有可能他同样会疼爱一个私生子，并把一手创办的公司交给这个私生子呢？

        饭后，我们坐在“富真疗养所”户外的走廊上，望着长满青苔的花园。会长在生闷气，自从饭菜送上来后就没有说过话。

        “我一直想着一力亭茶屋，”我说，“说实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怀念陪宴的日子。”

        “当然，我不能回祇园工作，这点我非常清楚。但我想，旦那……能在纽约开一家小茶屋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你想离开日本，真是莫名其妙。”

        “现在日本商人和政客去纽约，就和乌龟进池塘一样正常，”我说，“大多数都是我认识多年的人。确实，离开日本会很突然，但考虑到旦那将来在美国的时间会越来越多……”我知道确实如此，因为他告诉过我他要在纽约开设分公司的设想。

        “小百合，我对此没有兴趣。”他说道。我想他还有话说，但我装着没听见，继续说了下去。

        “别人说，在两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我说，“所以当然啦，母亲要是带着她的孩子去美国这种地方，聪明的话，大概是会定居在那里了。”

        “小百合……”

        “那就是说，”我又说，“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大概是永远不会带她的孩子回日本了。”

        到这时会长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从日本除去了西阪稔成为他继承人的唯一障碍。他脸上顿时出现了惊诧的神色。接着，他大概脑海中浮现出我离他而去的情景，怒气就像鸡蛋一样被砸破了，眼角聚起一滴泪水。

        那年八月，我移民纽约，开办了我自己的一家小茶屋，接待到美国旅行的日本商人和政客。我的小茶屋座落在第五大街附近，几乎是一开张就生意不错。许多来自祇园的艺伎都到我这里来工作，豆叶也常常来访。现在只有当好朋友和老熟人来时，我才亲自去接待，平时我则有许多活动。上午我常去一群当地的日本作家和艺术家那里，学习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如诗歌、音乐，有一个月我们还学纽约历史。

        我掀开镜子上的锦缎罩子时，常想起我在祇园常用的乳白色化妆品。我真想回去看看，但我又怕看到种种变化。每次从京都来的朋友带照片给我看，我就常想，祇园已经像一个经营不善的花园一样，长满了野草。比如说，几年前，妈妈死了，新田艺馆被拆除，原地建了一幢小水泥楼，底楼开书店，上面是两间公寓。

        我刚到祇园时，那里有八百名艺伎，现在则六十个都不到，学徒也不多。而且这个数字 逐日递减。会长最后一次来纽约时，他和我在中央公园里散步。我们偶尔谈到了过去，当时正走上一条松林小径，会长突然停下脚步。他经常告诉我，在大阪城外，他老家门口道路两旁种满了松树。我看着他，就知道他想起了它们。他一双风烛残年的手撑在拐杖上，闭着眼，深深地呼吸着旧日的香味。

        “有时候，”他叹了口气，“我想，我记忆里的东西要比我看到的真实得多。”

        我年轻时，曾相信激情会随年龄增长而淡漠，正如屋子里的一杯水会慢慢蒸发到空气中。但是，会长和我回到公寓，我们互相干杯，彼此还是情深意切。我开始觉得，已经死去或离我而去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消逝，而是一直活在我心中。

        几个月后，他过世了。我知道，他在高寿之年离开我，正如树叶飘零枝干，是自然而然的事。

        有时候我穿过公园大道时，也突然会有种奇特的感觉，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黄色计程车稳稳前行，按着喇叭，挎着手提包的妇女看到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妇，穿着和服站在街角，脸上也会显出好奇之色。但说回来，如果我回到养老町，难道就不会感到陌生吗？若不是田中先生把我带离醉屋，小小年纪的我，从不相信生活会是一场搏击。但如今我知道，我们的世界潮涨潮落，并无恒常。无论是怎样的奋斗和成功，无论何等的痛苦和磨砺，都会很快渗入浪涛中，就像水墨颜料泼洒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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