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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紧急

        钱塘江上的这一场水战,以清军的空前惨败而告终。王、郑联军不仅彻底摧毁了张存仁煞费苦心打造的新战船,而且几天之后,郑遵谦派人打扫战场时,光是从江中打捞起来的清兵铁甲,就多达八百余具。消息传开,鲁王政权顿时军心大振,惶恐不安的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不仅如此,一些人更劲头十足地提出:应该趁此机会,挥兵大举渡江,向西进取,能够迅速收复杭州最好,即使一时收复不了,也要打破目前株守自困的局面,设法把地盘拓展到江北,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去。

        这样一种主张,在大捷的消息传开之初,还只是作为兴奋情绪的宣泄,在人们当中信口流传。后来,随着一些有身份的大臣加入议论,事情就变得认真起来。有一阵子,甚至传说鲁监国已经下令张国维召集群臣会议。于是,准备横下一条心,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说法,便在朝野上下不胫而走,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面对这种情势,感到最兴奋的莫过于由本地民兵组成的那几家义军。因为在此之前,正如黄宗羲所耿耿于怀的那样,为着摆脱粮饷无着的困境,他们一直强烈地渴望打过江北去,只是苦于自身兵力单薄,无法单独采取行动。其间也曾不止一次向鲁监国提出建议,但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大家迫不得已,只好继续苦撑苦抵地熬着,不过景况可就越来越惨淡可怜。到如今,别的不说,光是各营的兵力,最多的也就勉强维持着一二百号人马,少的已经只剩下几十人。结果,像孙嘉绩、熊汝霖、于颍、章正宸这些堂堂“督师”,各人手下所能指挥调动的,充其量也只有区区一千几百残兵剩卒,可以说已经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因此忽然听说,朝廷终于决定出师西征,大家那一份意外和惊喜,就确实可想而知。尽管朝廷的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他们已经纷纷奔走相告,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自行准备起来。

        各家义军的情形是如此,唯独驻守在龙王堂的余姚义军却例外。这倒不是它的将士们不起劲,恰恰相反,他们也同各家义军一样,恨不得即时起兵,打过江北去。可是到了主帅孙嘉绩那里,却认为前不久,方国安在西线才遭到惨败,元气尚未恢复。现在仅凭东线的一场胜仗,就决定倾师而出,未免过于冒险,并无成功的把握;还是应当趁清军经此重挫,短时间内不敢再轻举妄动的机会,加紧操练士卒,整治军械,扩充兵马。待夏粮打下来之后,再行计议不迟。既然一军之主的想法是这样,各营自然也就变得像无头之蛇,行动不起来。

        对此,余姚军的将领们自然颇为着急。其中,又数黄宗羲最为懊恼。因为说实在话,近半年来,他对于鲁王政权的种种决策和措施,的确越来越感到失望,甚至对于它能否维持下去,也颇为怀疑;不过,眼下这种想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王、郑联军大破清兵的辉煌战绩,使他再一次确信:清军并不是如人们所渲染夸张的那样强大,不可战胜。起码就水战来看,惯于扬帆行舟的南方军民,就明显比他们胜出一头。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亲眼看到了:鲁王的军队其实具备打大仗、打胜仗的实力,只要朝廷痛下决心,就完全有可能改变目前困守一隅的局面,把地盘拓展到浙东以外的更大地方去。因此连日来,黄宗羲也像许多人那样,雄心勃勃地参与乘胜西进的议论,并且成为这种主张的热烈鼓吹者。现在,眼看各家民军已经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准备,唯独余姚军却由于孙嘉绩反对,始终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黄宗羲可就确实感到难以忍耐了。

        说到孙嘉绩,也许是为人处世的宗旨和方式不同,近半年来,黄宗羲觉得与这位顶头上司越来越难以相处,彼此的见解主张也往往大相径庭。别的不说,就拿去年八月那一次,方国安、王之仁等人吵吵嚷嚷要求分地分饷,身为民军督师的孙嘉绩,却不凭借元老重臣的身份在朝廷之上拼死力争,结果弄到自己粮饷断绝,士卒散尽。这件事,就令黄宗羲极其不满。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聚会,他都没少加非议。这种情形,孙嘉绩想必也有所听闻,因此对黄宗羲就渐渐疏远了,有许多事也不再同他商量。虽然平日见了面,彼此也还客客气气,可是除了公事之外,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谈。黄宗羲自然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出于一种强硬的心理,他却不打算主动去消除彼此的隔阂。“反正这事错不在我。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他不止一次冷冷地想。然而,到了如今这个节骨眼上,事情却明摆着:如果还让孙嘉绩一意孤行地拖下去,一旦出师的命令下达,余姚军就会因为准备不及而闹得手忙脚乱,如果仓猝投入战斗,还会吃大亏。因此,焦急与无奈之余,黄宗羲就终于觉得,必须当面向对方激切地争谏一次了。

        “哼,这可是公事,关乎义军的生死,抗清的大业!我向他去说,是为了尽忠尽责,又不是认错乞怜,何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这么拿定主意,他就不理会营帐外已经暮色四合,天眼看就要黑下来,仍旧立即带上黄安,匆匆离开自己日常驻守的世忠营,向孙嘉绩的大营赶去。

        正当初夏时节,按照往年的习惯,梅雨天气应当已经来临,不过,也许季节推迟了的缘故,加上钱塘江口这一带,雨量向来偏少,所以连日来依旧天气晴朗。虽然如此,从天空中锦缎一般排布着,尚未褪尽的最后一抹余晖的火烧云来看,却难保明天不会有雨。“嗯,要是下起长命雨来,这操练士卒,整治军械,只怕还会生出许多麻烦耽搁!”这么一想,黄宗羲心中的焦虑,不由得又增添了几分,两条腿也迈动得更快了。

        大营离世忠营虽然不算太远,但也有五里多路。当主仆二人赶到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那错杂地散布在一片坡地上的窝棚,也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而从窝棚的背后,从隐现着一些模糊影子的幽秘空茫的远处,传来了江潮拍岸的低沉声响。在向辕门上的守兵出示了号牌,并说明来意之后,黄宗羲便按照规矩,站在原地,等候通传。

        “嗯,不知道他可肯接见我?又不知他听了我的申说之后,可会听从?要是他连见也不肯见的话,那么我也不再在他麾下干了,明日干脆去投郑遵谦,或者章正宸去!当然,这样做就等于交谊断绝,但不如此又怎么办?除非……”他心神不定地想着,同时,感到一种为人下属的屈辱。为了摆脱困扰,他于是开始没有目的地走来走去,并且有意不看近旁的黑暗中,正忽闪着眼睛注视着他的黄安……

        “黄大人,督师大人有请!”一个洪亮的嗓门响起。

        黄宗羲的心蓦地一紧,当听清是什么一回事时,才又松弛下来,“唔,他既肯见我,那么……”于是连忙点点头,快步向营里走去。

        孙嘉绩正在中军大帐里等候着他。

        已经官至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的这位首义元勋,去年闰六月,在余姚杀官起事时,那种沉着冷静、意态从容的风度曾经令黄宗羲大为倾倒。然而,不知什么缘故,一年工夫不到,他就整个儿变了,不止变得又黑又瘦,而且脾气也越来越急躁乖戾。才只四十岁出头的年纪,两鬓已经冒出一片白发,连背也变得微微弓着,直不起来。以往,黄宗羲总以为是事务繁杂,过于劳碌所致。但是眼下,当他照例向对方行过参见之礼,重新抬起头来,却发现孙嘉绩那深陷的眼窝和瘦削的双颊,在跳跃的烛影里显得那样衰颓、异样,以至他突然想到:对方说不定正患着病,这些日子,其实是硬撑着主持军务的……正是这种猜疑,使他的心蓦地一动,不由得呆住了。

        “嗯,不知黄大人此来,有何见教?”孙嘉绩的声音从正当中那张虎皮交椅上传来,口气是淡淡的。

        黄宗羲眨眨眼睛,醒悟过来。他冲动了一下,打算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番激烈的言辞和盘端出。但是,当目光再一次落在对方那张瘦得落了形的脸上时,他不禁又犹豫了,急切间垂下眼睛,不知如何开口才合适。

        “说嘛,说嘛,既然有话想说,就统统说出来好了!”孙嘉绩催促说,分明在冷笑。

        “这个……自然……是的……”黄宗羲支支吾吾地说,同时感到有点狼狈。虽然他并不希望如此。

        “哼,怎么不敢说了?”孙嘉绩那双深陷的眸子闪出鄙夷的光,“好,那就让我替你说了吧——不错,我孙某人不该答应方国安、王之仁他们分地分饷,把自己弄得连叫花子都不如!不该一味退让,把国柄拱手让给这些武人!更不该反对出师西征,断绝了义军的就食之路!你想说的无非就是这些吧,还有什么?”

        停了停,大约看见黄宗羲低着头不吱声,分明表示默认,孙嘉绩就“忽啦”一下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的对头,可是久经征战的鞑子兵!要同他们开仗,光靠我们这些临时凑合的义兵,济得了事吗?浙东就是这巴掌大一片地方,两府粮饷加起来也就是那么五六十万,又怎样喂得饱十万大兵?既不能把大伙捆作一堆儿半死不活地拖着,也只有先把正兵喂饱再说。不管怎么样,打大仗、打硬仗还得靠他们!这话我也不是今日才说的,可你们就是不服气!有什么不服气的?前些天我特地让你去西兴观战,就是让你亲眼看一看。你都看见了吧?既然如此,你们还要……”孙嘉绩本来还要说下去,可是,他的身体显然十分虚弱,这片刻的激动已经累得他支持不住,于是只做了个手势,就坐回虎皮交椅上,一个劲儿地喘气。

        黄宗羲默默地望着,对方刚才那一番话,他并不同意。他本想反驳说:方国安在东线才吃了个大败仗,而钱塘江上那场水战,郑遵谦手下的绍兴义军,功劳也并不小。不过,看见孙嘉绩喘作一团的样子,他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可是孙嘉绩却意犹未尽。显然,受到部属们的误解和非议,这股委屈和愤慨已经在他的心中积存了很久,因此,当气喘稍稍平复之后,他又直起身子,强挣着继续说:

        “还有,眼下乃是危急存亡之秋,并非太平时势。鞑子兵就在对岸,每时每刻都会打过来。第一等大事就是把他们挡住。在这种时候,不依靠武人又能靠谁?可是要他们肯卖命,就得想法子哄他们,就得凡事忍让着点!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迫不得已啊!不错,这些人都很蛮横,不讲道理,甚至无法无天!可是大明的江山眼下就靠他们撑着,又有什么办法?”

        如果说,刚才孙嘉绩说到分地分饷的事,黄宗羲虽然不同意,但还可以保持沉默的话,那么,此刻对方竟然认为那些武人由于能打仗,就有权利主宰大局、为所欲为,却尖锐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当初之所以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决定投身到义军中来,就是担心中国昌明鼎盛的文明教化,会因这场亡国之祸而毁于一旦。而要避免这种可怕的结局,他认定,就必须大力革除积重难返的前朝弊政,其中,也包括武人拥兵横行这种令人厌恶的积弊。现在孙嘉绩却公然主张对武人只能纵容姑息,这是他所绝对无法同意的。因此,等孙嘉绩话音一落,他就忍不住睁大眼睛,反驳说:

        “古来重武者,俱以君子为将。如汤之伐桀,伊尹为将;武之伐纣,太公为将。晋建六军,其为将者,皆出于六卿之列。所以如此,皆因诗书礼乐、纲常名教,乃是我华夏立国之根本,而素为君子所习知,所躬行。重君子,即重根本。根本固,则军兴国强可致,长治久安可期。而武夫无文,不知诗书礼乐之大义,往往只重眼前一己之利害得失,又安可以天下之重,托付于他?时之今日,国破家亡,天崩地解。这驱除鞑虏、再造乾坤之责,尤须君子仁人才足以当之。大人不以此而自任,却欲一心委之武人,事事仰仗之,百计忍让之,学生诚恐到头来,岂止缘木求鱼,直是饲狼养虎,不只徒劳无功,且更误国祸民而已!”

        这话无疑说得过于激烈,以至孙嘉绩一下子给噎住了,但随即就勃然变色,说:“好,好,好,既然我们如今所作所为,都属误国祸民,那么你阁下想必有高明本事,制服这些武人了?那么就请快快说出来,也好让本督领教领教!”

        黄宗羲没有立即回答。因为对方的激怒提醒了他:应当营造一个有利于交流的气氛。于是,等刚才那番话的凌厉锋芒稍稍消歇了之后,他才缓和了口气,说:

        “学生又何来高明本事?其实,学生也深知大人对方、王等辈之所以一再忍让,也有不得已之处。不过,学生所不解者,是朝廷一味偏袒方、王的所谓‘正兵’,而处处排斥我义兵。须知义军乃是我辈仁人君子亲手招募训练之兵。彼民众者,士农工商,各有所业,本无挥戈犯敌、血溅沙场之责。之所以应我君子之召,毅然来从,纯因不忍坐视建虏之披猖,华夷之失防,名教之灭绝。究其本心,若非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耿耿血性,孰能如此?学生以为,较之恃武横行、食兵而肥者如方、王之流,我义军更堪信赖,更足倚仗!朝廷不惜之护之,反而视之为累赘,夺其粮饷,挫其锐志,任其溃散。处事如此糊涂颠倒,着实令人灰心!”

        这番话,无疑说中了孙嘉绩的隐痛。只见他默然半晌,终于哼了一声,说:“我又何尝不知义军才是靠得住的子弟兵?只是他们毕竟是临时招募之兵,未经多少阵战。虽则勇气有余,其奈力尚嫌薄,终非鞑子敌手。更兼眼下粮饷如此紧缺,故此,唉……”

        黄宗羲摇一摇头:“古来之军旅亦多矣!唯有知大义所在者,方可致成功,方可言长久。否则纵使强盛一时,也只是乌合之众,全不可恃!诸公惴惴于建虏强悍难敌,唯是据学生看来,他虽则来势汹汹,终究是虎狼异类,全不知文明教化、诗书礼乐为何物。彼所恃者,不过武力而已,纵然能得逞于一时,到底无法坐稳天下!只要……”

        孙嘉绩苦笑一声,打断他说:“这倒不见得!你没听说前些日子,鞑子行文各府县,也学我朝的样,公行乡试,开科取士么?闻得所出之题,也全取‘四书’‘五经’。居然就有许多士子觍颜而出,争相应试,这也可谓名教之奇耻、士林之大辱了!”

        停了停,他又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唉,鞑子虎狼猪狗一般的人,自然不识此中之大用。可洪亨九、冯琢庵之流却深明此理,如果让他们这样弄下去,这士民之心,实在可忧可虑呀!”

        这一次,轮到黄宗羲不说话了。因为对方这一番忧心忡忡的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他所不曾想到过的问题:如果到头来,万一清朝当真接受了中国的一套文明教化,那么是否就真的能坐稳了天下呢?不过,这种疑问也只是闪现了一下,他很快又变得明确而坚定了:

        “哼,洪亨九、冯琢庵所能教于建虏者,无非是三代以下的那一套成法旧章而已。唯是那一套成法旧章全为一家一姓之私利而设,尽失三代圣人之本意,其流弊之深巨,为祸之惨烈,已是灼然可见。建虏纵然能遵之行之,又岂能借此安天下,致太平?更遑论长治久安,开万世不衰之基业。只怕到头来,也照样弄得生民涂炭,四海怨腾,家亡国破,再蹈我朝之覆辙而已!”

        他望了望上司,又睁大眼睛,奋然高声说:“时至今日,拯天下,安社稷,复三代圣人之德意,令苍生百姓各得其私,各得其利,千秋拥戴,万邦咸与者,舍我仁人君子之外,已无他人!纵然时不我与,天不佑人,但也唯有奋起一搏,哪怕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也要使天地间留此一段浩气,一身肝胆!”

        这发自内心的誓言,说得如此的意气豪迈,充满自信与赤诚。以至孙嘉绩错愕之余,显然颇受触动。他没有再提出诘难,沉默了片刻之后,终于点点头,说:“唔,这些日子你们一个劲儿起哄出兵,我没答应,是深知朝中之情形,我兵之实力,尚不足以行此大计!不过,如今看来,是不出兵也不行了!”

        他说这话时声音不高,而且表情也很平淡,以至有片刻工夫,黄宗羲并没有反应过来。然而,他脑子里蓦地“嗡”的一响,吃惊得一下子站离凳子,不敢相信地问:“怎么?大人决意出兵了?”

        孙嘉绩苦笑着摇摇头:“不是学生决意如此,而是鞑子的援兵到了!”

        “什么?鞑子的援兵……到了?”

        “昨日朝廷接得江北送来的情报,说是鞑子朝廷派来大兵,由一个叫博——博什么的,嗯,叫博洛的贝勒领着,正在兼程南下,来援杭州。今日监国召群臣会议,多数人都主张,与其继续株守江东,任其与张存仁从容会合,并力来攻,不如先发制人,抢在头里攻过江去,传檄太湖、常州,乃至留都各路义军,交相阻击,打乱他的脚,方为上策。监国已然认可,已经下旨张阁老主持此事,江防则转委余大司马担当了!”

        黄宗羲睁大眼睛听着,这才恍然。一时间,满心的疑虑和别扭烟消云散了,他变得既兴奋又紧张,结结巴巴地问:“那么、那么……”

        这一次,孙嘉绩没有立即回答。他离开了虎皮交椅,两手叉腰,低着头在大帐中来回走了片刻,然后才站住脚,转过脸来说:“要打过江去,一要有兵,二要有饷。这两件事,在我余姚军都是大难题——这样吧,明日一早,你们过来点卯时,一块儿仔细合计合计,看能拿出个什么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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