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初年所修筑的宫城，位于南京城东部的正阳门内。那是由南北长五里、东西宽四里的高墙围绕起来的一爿有着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建筑群。宫城之内，以承天门为界，门以北是紫禁城。穿过端门、午门走进去，迎面依次矗立着“奉天”“谨身”“华盖”三座大殿。东西两侧还分别建有“文华殿”和“武英殿”，以及“文楼”和“武楼”。这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觐和举行大典的地方。“三大殿”以北，一直到后宰门，属于“后廷”范围。那里面另有许多名称各异的宫殿，还有一座御花园。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在那里。

        除了紫禁城这一部分之外，在宫城的南面，一条宽广的御道从承天门外的五龙桥，笔直向着宫城的正门——洪武门伸展开去。御道的东侧，分布着除刑部之外的吏、户、礼、兵、工等五部和宗人府，还有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御道西面则是最高的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所在地。

        这偌大一座宫城，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在太祖皇帝定都于南京的当年，自然是庄严神圣，壮丽非凡的。然而，自从成祖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闲置岁月，到如今，它早已萧条破败，完全不复昔年的气象了。由于极少有接待皇帝巡幸的机会，紫禁城里的宫殿大多荒废失修；就连那些一直有官员派驻的衙门，也是除了几个部的门堂还算整齐外，大多一任墙垣倾圮，无人过问；至于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自从由吏部接管了它的职权之后，更是倒塌到只剩下几根门柱了。

        到了崇祯十七年的四月底，却忽然有了改变——一场全面的大清扫和一项初步的整修计划，在宫城里紧急地施行起来。接连几天，一队又一队的骡马大车从四面八方调集到这里，把满载的砖瓦木石运进宫里去，又把堆积如山的各种垃圾拖了出来。宫城的几个侧门，终日进出着成群结队的太监、军士和工匠。他们各自在领班的驱使下，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显出疲于奔命的样子，使古旧而沉寂的城区，平添了一派紧张和慌乱……

        由于史可法等东林派大臣的妥协退让，拥立新君的大事就这样达成了最后的决议：

        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司务官带着南京百官联合签署的公启，受命前往仪征去迎请福王。

        第二天，南京守备徐弘基以世袭魏国公的身份，率领勋臣们专程赶到江北的浦口去接驾，并把福王护送到燕子矶码头。

        三十日，得到消息的南京诸大臣全体出动，前往燕子矶去晋见新主子，再一次表达了同心翊戴的诚意。经商定，福王准于翌日——也就是五月初一摆驾进城。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不过，鉴于眼下正处于国变的非常时期，为着防备不测，这些行动事前都没有向外公布。直到五月初一这一天，才由兵马司派出兵校，在福王进城所行经的路线上加强戒备，同时指示沿途的里长，让临街的店铺和住户在门前摆出香案，以备到时顶礼拜迎。

        将近巳时，一切布置就绪。福王自三山门登岸后，要先到孝陵去拜谒行礼，暂时还不进城。所以坐镇在朝阳门的巡城御史郭维经，也尚未下令净街。那些挑担的、乘轿的、走路的人依旧来来往往。虽然直到此时，他们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但自从北京的噩耗传来后，就一直处于恐慌的等待之中的士民们，仍旧根据几天来宫城内外的一系列异常举措，猜测到一位新的皇上，就要君临这座昔日的首都了。他们自然不了解，这位新皇帝的产生，背地里经历了怎样紧张激烈的较量；他们甚至也不关心，是由这位王爷还是那位王爷来坐龙廷，对于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根据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认定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像不能设想光有一座庙宇，里面却没有菩萨一样，只要那大殿上的宝座不再空着，他们就觉得一切又有了庇佑和保障，重新变得心安理得，甚至有点喜气洋洋了。正是这一发现，使得正从兵部衙门里走出洪武门来的陈贞慧，一边打量着街上的情景，一边不由得暗暗苦笑。

        陈贞慧是直到前天，才接到史可法的通知，从浦口赶回南京的。在此之前，他对于事变的发生还一无所知。当经历了最初的惊愕，以及明白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之后，他也如同他的社友们一样，感到异常的愤恨和沮丧。因为事情很明白，作为一旦确立便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本人的品格和素质，他在感情上的亲疏偏向，都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盛衰兴亡，同时也很大程度决定着在他手下当臣子的那些人的前途和命运。正因如此，前一阵子，陈贞慧和他的朋友们才那么坚决地排斥本来是名正言顺的福王，而拥护有贤明之声的潞王；后来潞王立不成，桂王也总算勉强可以接受。谁知到头来，仅仅由于马士英的突然变卦，东林方面就毫无反抗地彻底妥协，使前一个时期的努力化为泡影。“哦，难道他们不明白，今后有多少艰难和灾难，都将因此而起！”陈贞慧失望之余，痛心疾首地想。不过，他也明白，事情到了这一步，光愤慨不平是没有用的，眼下最紧迫的事情，是如何依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以阻止政局的进一步恶化。鉴于在前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东林派那些大臣们令人惊异地表现得顾虑重重、怯懦软弱，而且意见不一、各行其是，陈贞慧就愈加觉得，他的那个让社友们进入各个重要衙门充当幕僚的设想，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无论是就协调本派掌权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坚强有力、一致对外的抗争态势而言，还是就谋求对这些人物的想法和行动发挥影响，以达到推动改革朝政的目的而言，都少不得这样一条可靠的、能够相互支持的联系纽带。所以，他今天把社友们召集到正阳门外的畅好居酒楼上去会面，一方面固然是为着稳定军心，另一方面也是为着敦促社友们，尽快把他的那个设想付诸实行。

        现在，陈贞慧已经来到畅好居。在正阳门一带，这也算得上顶大的一座酒楼。不过，像陈贞慧这种有身份的贵家子弟，平日总是习惯于到幽雅的园林或者自成一家的河房去聚会宴饮，而不愿意上酒楼来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今天之所以破例，是因为有好几位社友都想看一看福王入城的情景，才临时决定在这畅好居包下一间临街的单间，并定下一席酒菜，以便到时一边倾谈，一边就近观看。

        “咦，朝宗，怎么今日如此早到？”当陈贞慧登上畅好居的二楼，踏入预先定下的单间时，发现侯方域已经在里面坐着，便颇感意外地拱着手，微笑着招呼说。

        “哼，还说呢，要不是为了兄，弟又岂肯抢着来坐这冷板凳！”侯方域的口气里透着埋怨。

        “噢？”

        “快过来，快过来，先别忙行礼，坐！趁他们还未来，弟先给兄说个事。”侯方域做着手势，显得有点心急火燎。

        “什么事，这么急？”陈贞慧一边坐下，一边好奇地问。

        侯方域却不回答，他先走向门边，伸出脑袋四下望了望，然后走回来在陈贞慧身边一坐，气哼哼地低声说：“兄可知道？周仲驭在背地里骂你哩！”

        陈贞慧错愕了一下：“骂我？周仲驭？他骂我什么？”

        “哼，他骂你工于心计，想当西张夫子，说你前番主张让社友们都去当幕僚，是想把大家全捏在掌心里，还说只要他活着一天，兄就休想办得到！”

        “啊，他、他说我让社友们去当幕僚，是想把大家捏在掌心里？”陈贞慧吃惊地问，“可是那一日，我去访他，说起这事，他虽然不大起劲，可也没说不成呀！”

        侯方域冷笑一声，鄙夷地说：“他是在耍你呢！周仲驭那个人，莫非你还不知道？面子上装得道貌岸然，浑浑噩噩，可骨子里邪乎着呢！他说你想把大家捏在手里，其实，我瞧是他想这么着才是真！你不见《留都防乱公揭》那一回，他是怎么做的？”

        崇祯十一年，复社诸生联名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那件事，在朝野中曾经轰动一时，复社也因之声威大振。本来，那份公揭是陈贞慧一手起草并改定的，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就被传说成是出自周镳的手笔。对此，周镳一直没有予以澄清，实际上等于默认了下来。陈贞慧虽然感到奇怪，也有点不满，但碍着彼此的交情，却不好意思公开表示异议，只在私下里向侯方域发过几句牢骚。现在听对方提起，他心中不由得一动，问：

        “对了，前些日子朗三、淡心都曾向我问及这事。我正纳闷怎么他们会知道，莫非是你说出去的？”

        侯方域哼了一声：“我是为兄鸣不平！《留都防乱公揭》乃是我复社一大义举，必定流芳千古！这草拟主持之功，明明该当属兄，他周仲驭却公然攘为已有，此等欺世盗名的行径，岂是君子所当为！这口气，兄忍得下，弟却忍他不下！”

        陈贞慧呆了半晌，末了，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了。他既意欲占夺此功，被你这么一说，岂有不恼羞成怒之理？而且，他必定以为是我暗中指使，所以我便活该挨骂了！”

        侯方域把脖子一挺，气昂昂地说：“这事本来如此，又何必怕他！他要有胆量，就来与兄当面对质好了！”

        陈贞慧翕动了一下嘴角，苦笑说：“他自然不会与我对质，甚至也不会提及此事。唯是这么一来，社里便从此多事了！”

        “兄也是疑虑太过！”侯方域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他周仲驭充其量不过是仗着入社早了几天，就在那里倚老卖老。说他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我还真的没瞧出来！就算他手下有太冲、子方两个甘当走卒的，可我们这边除了你我二人之外，次尾、淡心、尔公、朗三那一帮子，弟都有法子把他们说过来，不信斗不过周仲驭！”

        陈贞慧摇摇头：“话不能这么说。社里的情形你不是不知道，经过这两年颠倒折腾，已是人心涣散，每况愈下，如今还硬撑着想做点事的，也就剩下这数得出的几个人罢咧！若还再斗下去，如何了得！不如干脆早点散伙，倒更清静省心！”

        “那么周仲驭……”

        “眼下他不就是骂我么？那就让他骂几句好了！至于其他，不妨瞧一瞧再说。反正……”

        他本想说下去，楼梯那边忽然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接着，几个人交谈着来到门边。于是陈贞慧只好闭上嘴巴，满怀心事地站起来。

        这一批到的是吴应箕、张自烈、梅朗中和余怀。此外还有一位昨天才从芜湖赶到的社友，名叫沈士柱。崇祯十一年复社发表《留都防乱公揭》那阵子，沈士柱也是一名顶活跃的角色。这两年，因为不常来南京走动，同大家会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不过，这会儿凑在一块，彼此仍然十分亲热。陈贞慧事先不知道沈士柱也来了，照例关心地询问了一番对方的近况。沈士柱一一回答之后，反过来也问了问陈贞慧的情形。在陈贞慧回答的当儿，他开始转动细脖子上的大脑袋，四下里打量着，然后眨巴着一双黑亮的眼睛，问：

        “咦，怎么不见太冲和子方二位？还有辟疆？”

        “哦，太冲和子方会来的。”已经坐到椅子上闭目养神的吴应箕，破例地睁开眼睛，抢先回答，“至于辟疆么——”他冷笑了一声，没有往下说。

        “噢——辟疆怎么了？”沈士柱忍不住追问。

        “也没怎么了，大概还在如皋陪董小宛吟诗下棋吧！”这么淡淡地把话说完之后，吴应箕就重新闭上了眼睛。

        “可是，大家都来了，他、他怎能不来？”由于对近两年社友们的情形不甚了了，沈士柱愈加茫然不解。

        “有什么能不能的？”余怀打着呵欠接了上来，“谁爱来，谁不爱来，到如今，也只有凭各人的高兴罢咧！谁又管得了谁？哦，莫非兄以为这社局，还像西张夫子在世时那样子，一纸传单下去，大家便会连夜登程，络绎于道么？哼，那等遮奢的光景早就不可复见了！所以辟疆不来，倒也不足为奇。岂不见多少该来的，不是都没来么！”

        “话却不能这等说！”吴应箕又一次睁开了眼睛，黝黑的瘦脸上像挂了一层冰冷的秋霜，“别人不来可以，至于辟疆，我可不曾忘记两年前，他在寒秀斋说过的那些话。我倒要瞧瞧，他怎样证明，他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吴应箕这么说，那些知道内情的社友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沈士柱却愈加莫名其妙。他张开了嘴巴，正要追问，坐在旁边的梅朗中已经息事宁人地站了起来。

        “算了算了，”他摇着手说，“那些旧事，又何必重提。再说，辟疆也不一定就是不来。这阵子，高杰的兵不是在扬州闹得挺凶么？怕是道路不通也未可知。”说完，大约生怕吴应箕还不罢休，他又急急转向沈士柱，“昆铜兄，你不是在苏州时遇见钱牧斋了么？他给你说的那些事，何不讲给大家听听！”

        社友们本来就不大想参与议论冒襄，加上对于钱谦益的离开南京又一直颇为关心，所以顿时都来了兴趣。

        起初，沈士柱还一个劲儿地追问：“哎，辟疆怎么了？这可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看见吴应箕闭上嘴巴，不再吭声，大家又纷纷向他打听钱谦益的情形，他才不大乐意地挥一挥手，鼓着腮帮子说：

        “钱牧斋也没说什么，只是看样子像是很丧气。他把史大司马、吕少司马、户部高公、翰林院姜公全都骂了一通。还说从今以后，他决心归隐乡里，再不管留都的事了！”

        “他骂史大司马、吕少司马他们——到底骂了些什么？”由于在前一阵子拥立新君的角逐中，钱谦益本是个通晓内情的角色，所以连陈贞慧也留了心。

        “这个——无非是骂他们畏首畏尾，心志不坚，嘴里说得挺硬气，一见真章儿就全都往后躲，还说他们把他给卖了！”沈士柱随随便便地复述说，显然并不太了解这些话的确切含义。停了停，他又补充说：“哦，对了，钱牧斋还说了些顶古怪的话——他劝我干脆别来留都，还说什么做君子的人都成不了大事，只为他们太君子，所以一定斗不过小人。他还说，但凡做君子的都不会有好下场！”

        “啊，他、他是这样说的？”陈贞慧惊愕地问。看见沈士柱肯定地点点头，他就沉默下来，随后又转脸望了望大家，却发现大家也同他一样，似乎被这句充满怨毒和不祥的预言愕住了，全都茫然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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