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他们乘坐的航船到了丹阳。这是运河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往北不远，就是渡江的必经口岸——镇江府城。从那里自然可以溯江而上，乘船直抵南京。但一般人都不走水路，而是在丹阳改乘车子。钱谦益也决定乘车。所以在馆驿住下之后，他就一边打发仆役去雇车辆，一边派顾苓上县衙打听，看看有什么过往的重要官员在城里停留，以便决定是否应当前去拜访。

        小半天之后，顾苓回来了，说眼下有两位重要的官员歇在城中。一位是被起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宗周，正住在城西的智善寺里；另一位是奉旨经理河北的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现在另一处馆驿下榻。顾苓还打听到，左懋第此刻不在馆驿，据留守的人说，他上智善寺拜谒刘宗周去了。钱谦益心想：这两位官员都是自己的旧相识，何不乘此机会，把他俩一块儿都拜会了，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近日朝廷有什么新动静。于是他不再耽搁，回到屋子里，向柳如是说明原委，稍事打点，便带着李宝匆匆出门，乘坐轿子，立即启程。

        来到智善寺，左懋第果然已经先在刘宗周那里。大约邸报上早已发表了消息的缘故，所以当他们得知钱谦益来拜，双双出迎时，只是连称“巧遇”，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惊讶。看见这种情形，钱谦益也就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只谦恭地同他们相让着，一起向屋内走去。

        刘宗周所借寓的，是寺里的一所小小的别院。作为朝廷的首席监察大臣，刘宗周眼下同钱谦益一样，都是位居二品的高官。更兼他身为当代大儒，门生故吏满天下，在朝在野都具有很高的威望。就连马士英，也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几次三番地故作姿态，促请他入朝参政。然而，钱谦益发现，刘宗周眼下虽然终于决定走马上任，但那种近乎怪癖的简朴，却丝毫不见改变。他所借寓的这一角宅院，松阴蔽户，竹影满庭，非常清静幽雅。唯是堂屋里除却大抵本来就有的普通桌椅和屏风之外，再也看不见任何珍玩摆设。身边只有两名男仆在听候使唤，既不见丫环侍奉，也没有成群的弟子追随，看样子大约连眷属都未带。正是这种清俭克己的道德风范，使钱谦益不由自主产生了一种肃然敬畏的感觉。所以，趁着老仆奉上茶来的当儿，他又一次偷眼把这位昔日的同僚打量一下。他发现，年近七十的刘宗周，已经须发皓白。据说他平日经常从事灌园种菜一类的劳作，身体依然十分硬朗。他微微低着头，身穿一领半旧的二品补服，头戴乌纱帽，正挺直腰板端坐在椅子上。那张不苟言笑的方脸，加上一双隐藏在半垂的眼皮内的、光芒内敛的眼睛，使他看上去，总像是在注视着自己的内心。他本来就不易亲近，现在看来这种性格更加明显了，所以对他注视了片刻之后，钱谦益始终不敢贸然开口，于是把目光转移到坐在旁边的左懋第身上。

        与刘宗周相比，左懋第的神情举止要灵活得多，也精明强干得多。这不仅是由于论年岁，他要年轻一大截，而且也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位事务型的官员。不过，即使是左懋第，这会儿也显得庄严而沉默，两道粗而黑的眉毛在紫棠色的脸膛上方挤在一起，低低地压住了黑白分明的眼睛。钱谦益隐隐觉得，那眼神是沉重的、忧郁的，仿佛怀着无限的心事。

        “左老先生，”为着打破已经持续了好一阵子的沉默，钱谦益放下手中的茶杯，含笑地问，“此番老先生身膺重寄，奉旨经理河北，不知有何宏谋伟略，可以得而闻乎？”

        “哦——”仿佛从某种思虑中惊醒似的，左懋第那两道深锁的浓眉蓦地松开了。他迟疑了一下，随即拱着手，放低声音说：“不瞒老先生，学生此次奉旨北上，经理河北是虚，实则是前往燕京，与建虏通款耳！”

        “啊，老先生是说，前往……通款？”钱谦益侧着耳朵，觉得没有听明白。

        左懋第点点头，“只因建虏应吴三桂之请，入关助剿已逾三月，今闻闯贼焚掠京师，狼狈而窜，而建虏不穷追贼寇，却遣兵进据河北、山东诸州县。朝廷虑有他变，故使学生赍金帛前往通款慰谕，以觇其志。同行者尚有左都督陈公弘范及原任蓟督王公永吉二位。明日便要启程过江了。”

        钱谦益眨眨眼睛，仍然疑惑地望着对方。一个多月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建虏”，也就是关外的清国借得精兵，一举击溃李自成，收复了北京。当消息传到常熟时，钱谦益也同许多人一样，曾经狂喜了一阵子，以为皇天护佑，大明总算得救了。但是，刚才听左懋第说，清兵竟然有乘机赖在关内之意，这可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动向。因为要是那样，就无异于赶跑了一只猛虎，却放进来一头暴狮。何况，以李自成之剽悍无匹，尚且不是清兵的敌手，如果清兵占住了北方之后，再进而挥师南下，岂不是更难以抵挡？这么一想，钱谦益就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忙追问：

        “难道当初吴三桂借兵于清时，全无定约，竟一任建虏入踞神京不成？”

        “定约？”在此之前显然已经同左懋第有过谈论，但这一阵子却像一具石像似的默默端坐的刘宗周，突然插口说，“建虏是什么东西？一帮无父无君、不知礼义纲纪为何物，唯知择肥而噬的虎狼禽兽！彼辈又会管什么定约不定约！何况，吴三桂此次引建虏入关，无非是意欲自保其富贵，也未必与建虏有何定约。即以朝廷此次遣使通款而论，学生亦疑是徒劳往返而已！”

        “念老所见，自是高瞻深瞩。不过吴三桂世受朝廷厚恩，且身膺先帝重托，莫非竟不思图报，甘心认虏作父么？”因为毕竟怀着一丝但愿不致如此的希冀，钱谦益忍不住争辩了一句。

        “既然神京失陷之日，做狗彘之偷生，摇尾事贼者，就有张缙彦、魏藻德、陈演这样的重臣，复有周钟、陈名夏、龚鼎孳这样的名士，又安能以忠孝名节责望于一介武夫！”

        近一个多月来，随着大批明朝官员逃回南方，北京失陷期间的许多情况也传播了开来。刚才刘宗周提到的那几个变节者的显例，钱谦益在旅途当中也已经听说，现在被对方这么举证，他不禁哑口无言。半晌，才又迟迟疑疑地问：

        “左老先生此番出使，设若建虏有非分之求，朝廷将何以应之？”

        左懋第沉默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这种机密该不该说，以及该说到什么程度。不过，钱、刘二人的声望和地位显然使他决定直言相告：

        “朝廷之意，是建虏若坚议分地，则割关外之地与之。今后即以关为界。此举于先帝在位之时，自是下策；唯时至今日，已属上策。但只怕建虏未必首肯耳……”

        听他这么说，钱谦益尚未来得及开口，刘宗周已经突然抬起眼睛，厉声说：

        “他不首肯，莫非就将关内之地割给他么？然则华夷之防，更复何在？祖宗陵庙，将何以安？有主此议者，当斩也！”

        左懋第连忙说：“大人不必动怒。圣上之意，亦是如此。所以临行时，已面谕卑职，说金帛不妨优厚——彼助我剿贼有功，应输若干金，饷劳彼将士，复应若干金，俱可从宽允之。盖彼夷狄之辈，无非贪利，届时再喻之以我江南雄兵百万，已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战必两伤；况且，若使流寇有喘息之机，一旦反噬，受祸当不止我朝。如此，或可令彼酋觉悟就范也。”

        这话听来倒也颇有道理，但在座的三个人谁都明白，那毕竟只是一厢情愿之想。当然，左懋第看来是不愿意自己说破的。而刘宗周大抵也同钱谦益一样，想到左懋第这次出使，实在是责任很重而成功的把握很小，而且必定艰险重重。他们出于对这位勇敢无畏的同僚的尊敬和同情，也为着不挫伤他的锐气，所以都闭上嘴巴，不再对此事加以辩难。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未来前途的可怕悬想，仍旧愈来愈强烈地震撼着钱谦益的内心，以至他手中的那只搁在一只小碟子上的茶杯，竟由于发抖而“嘚嘚”地响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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