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炮声把我们赶到了傅集。

        傅集是杞国属地。我对傅集的第一个记忆，是竖在大门两边的两根旗杆。我骑在旗杆的石座上向天上看，巨大的云朵如雪白的羊群从旗杆顶上蜂拥而去。我和旗杆也拔地而起，钻进了茫茫云海。一只身高腿长的大斗鸡冷不丁儿地踅过来，在我鼻子上啄了一下，我又一个跟头从云朵上栽了下来。看门老人说，这是我年幼的过错，不该以那样不敬的姿势骑在旗杆礅上。举人的宅第门前才能竖旗杆，那块写着“文魁”两个大字的匾额，也只能悬挂在举人宅第的门楣上，是由天上的文曲星照看着的。

        姥爷的父亲——我的老姥爷是清末举人。他老人家在我来看望他的十多年以前已经故去。他给这个家族留下了一个拔贡、两个秀才，后来都上了清末创办的第一批高等学堂，得到了国学与西学的双学历。他们是我的姥爷和他的两位兄长。这是一个富有而和睦的知识家族。母亲说，这个家族最兴旺的时候，每天吃饭，都要有一百多个来自景德镇的瓷器凑热闹，欢跃的脆响如击磬之声。

        老姥爷还留下了一大片庄园。在一个被大树笼罩着、高墙包围着的大院子里，又套着十四个参差错落的小院子。我一不小心，就会从这一座院子落入另一座院子的圈套。我钻进了迷宫，高大墩实的老屋把我包围在走不出去的阴影里。屋脊上爬着奇形怪状的“走兽”。屋角上的铃铛在风中叮咚作响。落在房坡上的鸽子优雅而懒散地“咕咕”叫着，扑闪着瓦蓝色的翅膀。雕花门窗却沉声不响地紧闭着。一个窗子里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啼哭。大妗说，我的母亲给我添了一个体重七斤六两的弟弟。弟弟是在夜里出生的，迎接他的是炮声在远方的轰鸣，好像有一个年迈的夜游神“吭吭”咳嗽着在原野上游荡。窗棂簌簌地打着哆嗦，窗纸也发出琴弦般的颤音。

        我在一个极不相宜的时刻开始倾听老姥爷的故事。在这个空旷而神秘的庄园里，老姥爷无处不在。老姥爷是一部很厚的线装书。直到今天，我还时常听见翻动书页的“沙沙”声，青春年少的老姥爷带着紫檀木和樟脑丸的气息从书中飘然而出，迈着秀才的方步，步行一百多华里，去省城开封的贡院参加“乡试”。

        老姥爷是提着一个柳条编织的“考篮”来到贡院的。“考篮”上布满了孔眼，可以让搜查官对篮子里的东西一览无余。农历八月初八，是舅父和姨妈们一再提起的日子。三年一度的乡试总是在这一天开始。天不亮，老姥爷已经提着“考篮”，跟杞地和豫省各地的“考篮”们一起，列队出现在贡院门外的关卡上。搜查官晃着雪亮的马灯，把我老姥爷的“考篮”翻弄得乱七八糟，搜查“文房四宝”的时候，甚至没有放过一个小小的铜头笔帽。十个手指又在一条土布夹被上十分灵动地触摸，又伸出鼻子在一叠葱花油饼上闻了又闻，终于拖长声音发出了唱歌儿般的咏叹：“放行！”

        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在搜查官翻看了“考篮”之后仍在筛糠似地发抖。搜查官又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眼，发现他把手掌捂在罩衫的布扣梁上，就让他一一解开了扣梁，掀开了他的罩衫，用马灯在他身上照来照去，却没有发现任何“夹带”，只是看见他贴身穿的白绫小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斑点，脱口叫了一声：“虱子！”秀才就膝盖一软，嗵地跪在地上。搜查官又用放大镜细瞧，斑点都变成了米粒大的小字，那是事先作好的各种文章。搜查官抛出了他的“考篮”，高声咏唱：“不准虱子入场！”

        这样的考场故事常引得姨妈们哄堂大笑。

        老姥爷却不敢发笑。通过了搜查的生员还不到发笑的时候。他们依次过了关卡，又都收敛声息，望着“贡院”紧闭的大门，还有镇压在“贡院”墙头上的刺棵。那是特意从豫西山区采集来的野生酸枣刺棵，还挂着红玛瑙般没有风干的酸枣。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没能得到电网和工业文明的保护，富于田园诗意的酸枣刺棵就成了防止考场内外越墙作弊的屏障。因此，“乡试”也被称作“棘闱”。

        老姥爷和所有应试生员还必须经受另一种“精神测验”。

        当谯楼上敲响了五更的梆子，贡院大门洞开。两排彩旗簇拥着监考官蜂拥而出。监考官仰脸向天，拱手而拜：“请各地城隍老爷登场！”凡人肉眼看不见的城隍老爷就在一排排呼呼生风的彩旗下率先步入考场。接下来又跳出两个身材高大、短装打扮的汉子，举红、黑狼牙旗。举红旗的扯嗓叫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统统要报！”举黑旗的接腔喊叫：“冤魂厉鬼们听着，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都上考场清账去啊！”狼牙旗当空翻卷，若隐若现的冤魂鬼影如妖妖娆娆的蓝烟儿溜进了贡院。当监考官大声宣告“应试生员进场”的时候，有人早已面无人色，惊悚不前；有人口吐白沫，一头栽倒在地上。

        老姥爷想不起自己在世上或阴间有什么恩怨，就款步走进“贡院”，在一拉溜儿鸽笼般的“号房”中找到了自己的“号房”。那是一个狭小的木屋，三尺宽、六尺长，架起一块木板，可坐可写；抽下木板，可作寝床。老姥爷行将在这里经历为时八天的三场考试，权且把“号房”当成书房，摆下“文房四宝”，打开首场考卷一看，要写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五篇。老姥爷对题沉吟，全忘了城隍老爷正领着冤魂厉鬼在考场上四处游荡。

        来自禹州的李姓生员忽地杀猪般嚎叫起来：“城隍老爷呀，饶了我吧，我招供，我招供！”众生员受到惊扰，纷纷来到李姓生员的“号房”前，只见他铺开考卷，边哭边写边叫，历数自己逼死佃户、诬告恩师等多条罪状，又杀猪般哭喊：“别打了，我招！我十八年前还欠下孙寡妇三斤豆腐钱。”他双手扼住自己的脖子，脑袋向“号房”木柱上猛撞。号官匆匆赶来，急让大家把他的双手掰开。他仍在尖声号啕，脖子上已经被自己掐出血来。此时贡院大门紧闭，考试期间不准开锁。号官就让人抬来一根两丈多高的吊杆，把李姓生员缚在吊杆上打了个忽悠，从墙头的酸枣刺棵上吊出墙外去了。

        考场里乱作一团。老姥爷犹自笔舞龙蛇，浑然不觉其乱。

        第二场考试是以“五经”为题，再作八股文五篇。老姥爷忽觉得笔尖上紫烟缭绕，散发出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直写到暮色低垂，伏案酣然入梦。到了深夜，又听得一声惊叫：“娥子呀，你饶了我吧！”汝州一杨姓考生赤脚跳出了“号房”，忽作女儿态，出女儿声，凄然长叹：“天哪，奴好苦哇！”又摹仿旦角身段，边舞边唱：“杨二爷呀，你蛇蝎心，仗势霸占俺女儿身。我含羞忍辱梁上挂，七尺白绫锁冤魂哪……”老姥爷从梦中惊醒，坐在“号房”里发话：“娥子，你暂且回去，等我出了考场，替你写状子告他。”号官又慌忙跑来说：“他哪里是什么娥子？他就是娥子要他抵命的杨二爷！”吊杆再次竖起，又把杨姓考生从墙头上“忽悠”了出去。

        吊杆“忽悠”了两次以后，考场上一片死寂。

        第三场考试是“策问”三篇。这一天已经到了农历八月十四，秋风送凉，下起了绵绵细雨。老姥爷还剩下一篇文章未写，却受了风寒，发了高烧，倒在“号房”里昏睡不醒。一位监考官看了他写好的两篇文章，说了声：“可惜了！”示意号官拿来一床被子给他盖上。次日正午，雨过天晴，一对小燕子在他“号房”前盘旋翻飞，啁啾鸣叫，把他从昏睡中叫醒。故事在这里出现了争议：小姨妈说，没有听说过这对小燕子呀？四姨妈说，怎么没有？这是一对飞来报恩的小燕子。一年春天，大燕子在咱家屋梁上衔泥垒窝，孵出了一窝小燕子。邻家小子手狂，拿竹竿捅下了燕窝，没长大的小燕子跌下屋梁，张开嫩嘴壳声声啼叫。祖父那年才十二三岁，正在窗前读书，听见小燕子叫得可怜，急忙赶走了邻家小子，脱下帽壳，在帽壳里垫了柔软的谷草，又把小燕子放在帽壳里，把帽壳钉在屋梁上当了燕窝。多亏了祖父，要不，这窝小燕子就成了邻家坏小子的手下冤魂了不是！

        我宁愿信奉四姨妈的“燕子”说。正是这一窝小燕子的后代飞进考场，啁啾不已地叫醒了老姥爷。老姥爷才摇摇晃晃出了“号房”入厕，碰见了邻号的应试生员，忙问，今天是“几”了？那生员说，今天是八月十五，天黑就要净场了。老姥爷吃了一惊，又问，怎么少了一天？那生员说，你怎么忘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按照历来的规矩，无论考官、生员都要回家团圆。这第三场考试要减去一天，八月十四，日落净场，不可“继烛”，就是说，不可点灯延续时间。

        老姥爷一听，惊出了一身大汗，重感冒霍然痊愈。他急忙回到“号房”，眼看太阳西斜，料想剩下的一篇文章怎么也写不完了，功名利禄之心顿时化为泡影。老姥爷转念又想，与其在这里袖手呆坐，困守苦城，何不顺遂天意，能写多少是多少呢？不求功名得失，无愧于十年寒窗之苦也就是了。老姥爷这样一想，忽觉得心静如水，世事如烟，文思如清泉涓涓出。到了净场时刻，文章只差一个结尾。这时天色昏黑，已经看不清考卷。老姥爷想，好了，我已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了。一位监考官背剪着双手缓步走来。老姥爷从容搁笔，整襟而坐，准备缴卷。监考官却在他案前款款坐下，捧起一个水烟袋，用火镰子打着火石，点着了黄糙纸折叠的火媒子，“吩”地吹起了亮光，兀自吸起烟来，照得案前一亮。老姥爷急忙重新提笔，借光收尾。监考官用了三个火媒，吸了六袋水烟。老姥爷恰好完卷，匍匐下跪说：“请恩师再吸一袋烟!”监考官说：“为何？”老姥爷说：“弟子只顾得借惠光以完残卷，未能一睹恩师容颜。”监考官向肩上挂了水烟袋，背剪着双手扬长去，说：“一脸枯皱皮有啥好‘睹’的！到了发榜之日，向贡院墙头上‘睹’吧。”

        农历八月底是发榜之期。那一天，贡院全体考官齐聚“致公堂”上，将中试考卷取出，共八十一份，当众将密码加封的姓名揭开，叫做“揭晓”。由最末一名揭起，高呼中试者姓名，当即写在榜上，依次写到第一名。贡院有一个来自杞地的仆役，在我老姥爷的私塾里当过书童。他躲在“致公堂”窗外偷听揭晓姓名，暗自在心中记数，记到第八十一名，没有听到我老姥爷的姓名，就急急出了贡院，让一个从傅集来省城卖梨的老乡亲回去向我老姥爷捎信劝慰。

        那天，老姥爷正给弟子们开讲《论语?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老姥爷口诵了原文，正要开讲，卖梨的忽在窗外喊叫：“夫子呀，我给你捎来个不老好的口信儿，怪你时运不济，这一回省城‘乡试’，你榜上无名了。等下回吧，不要难过啊！”

        老姥爷听了，面色平静如初，向窗外拱手说：“多谢了！”又若无其事，向弟子们开讲：“达巷地方有人说，博大呀，孔子！他有广博的学问，却没有让自己成名的专长。孔子听了，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做什么呢？赶车吗？当射手吗？我还是赶车吧。”老姥爷面带自嘲的微笑，对他的弟子们说：“孔子尚且挑选了赶车的活计，那么，我呢？我能做点儿什么呢？我去为孔子牵驴，好吗？”众弟子含泪不语。只有一个弟子站起来说：“老师，您对这次‘乡试’，难道没有一点遗憾吗？”老姥爷嗟然叹息说：“岂能没有？有的，我愧对三个火媒子，这样的内疚是世人少有的啊！”

        接着，却听见锣鼓声由远而近。原来，捎话的仆役偷听“揭晓”时记错了人数，他离去后，中试者才全部“揭晓”。老姥爷是倒数第八十一名，正数第一，是为“解元”。好一番热闹过后，老姥爷又喟然叹息说：“可惜，我写不出好文章了！”有人问他何至于此？他说：“文章是远离功名、心净如水的时候才能写好的呀！愧负‘解元’之名，常存得失之心，就要意乱神浊、提笔惶悚了。”

        我不知道，老姥爷此后写文章是否又写出了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只是听说他不愿做官而拒绝去京城参加“会试”，继续在杞地办私塾多年。慕名从学者容纳不下，他就在门前贴了“人满”的告示。有人对他说：“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听听，孔子说，只要‘有人带着干肉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你能说‘人满’了么？”说得老姥爷惶恐不已，慌忙揭了告示。自此，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递上门生帖，“自行束修以上”，趴下磕三个头，出去就自称孟解元的弟子。杞地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自我夸耀的俗语：“我的老师谁不知（杞地土音读zhe)，县南哩，孟广洛。”这位孟广洛，就是我老姥爷。若干年后，姥爷向我批讲说，孔子讲的“束修”是十条干肉，这是弟子交给孔子的一个学年的学费。我问，老姥爷要收多少“束修”？姥爷不知其详，但知道举人办私塾所收“束修”是秀才的七八倍，那肯定是一个让孔子羡慕不已的数字。老姥爷办私塾数十年，亲授弟子二百多人。加上老姥娘善理家政，家里就有了一千亩良田。

        清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一年，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北京贡院。光绪二十九年的“会试”改在开封贡院举行。开封贡院是老姥爷中举的“吉地”。杞地和省城官员乃至老姥爷的同科举子，都来鼓动他参加这次“会试”。老姥爷躲进文庙，避而不见。一天，有一个疯老头用拐杖击门求见，自报姓名“火媒子”，字“水烟”。老姥爷一听，急忙迎出门外，看见那老者一手执火媒，一手捧水烟袋，翘二郎腿，侧身坐门槛上。老姥爷倒地便拜。老者稳坐受礼，说：“解元小子，皇上把‘会试’送到了家门口，你为何畏怯不前？”老姥爷匍匐在地说：“京都贡院尚且不保，开封贡院岂可容弟子苟且偷安？纵有三百六十名新科进士及第，写得上千篇八股文章，怎抵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怎保我中华大好河山？”老者惊悚不语，仰天长叹而去。老姥爷慌忙爬起来，追在他身后说：“请留步，弟子惶悚中未敢仰视，容弟子看恩师一眼。”老者泣不回头，说：“还看个啥话儿呀！我这张老脸没处搁、一把老骨头也要没处埋啦！”

        老姥爷目送老者踉跄去，终日无语。忽一日，老姥爷得了“魔症”，长发披肩，赤脚奔跑于旷野之上，迎风呼号，泣问苍天：“天耶！杞人忧天乎？非耶，天令杞人忧之！”又说：“女娲安在哉？请问何以补天？……”语未终，涕泣不能言。

        月余，老姥爷病情稍减，又对三个儿子说：“我无病，国有沉疴，速找药方去吧。要中药，也要西药。”我姥爷和他的两位兄长分别进入京城和省城高等政法学堂寻找药方，找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略，此后都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三姥爷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建立民国后，老姥爷病情大有好转，出任杞地教谕，极力引进西学，创办师范和农业、化工学校，提倡教育与实业救国。我姥爷和二姥爷也以国学、西学双学历继承父业，在杞地创办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私塾”，不唯讲《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还要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为弟子们订阅了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传播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据说，老姥爷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孔老夫子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老姥爷和他的儿子们就在杞地翻开《共产党宣言》第一页，用朱笔圈点着第一句话，互作问答说：

        “共产幽灵可来杞国游荡乎?”

        “可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个“新私塾”已载入中国共产党杞地党史，因为它的第一批弟子，日后成了杞地第一批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老姥爷溘然长逝。众弟子在傅集为他修建了一座“大同花园”，立碑详述其生平事迹。为他树碑立传的弟子中，日后有举矛造反的“赤匪”头目，有兴师镇压“赤匪”的显贵高官，有出国留学的洋博士，有生产“雄鸡牌”肥皂以取代日本“洋碱”而振兴中华实业的小老板。老姥爷在发黄的照片上注视着色彩斑驳的弟子。没有笑容，只有无言的沉思。

        关于老姥爷的最后一个故事，是看管大同花园的老人传播开来的。老人说，每逢凄风苦雨的黄昏，或是明月高照的夜晚，花园纪念堂内时有无形无影的脚步声来去匆匆，忽而怒呼长啸，忽而谈笑高歌；忽而紧锣密鼓，忽而丝弦轻拨；忽而绵声细语，忽而叫骂声恶；忽而杯觥交响，忽而枪声大作。鸡啼时戛然而止，恍然可见幢幢人影悄然离散。之后，看管花园的老人走进纪念堂洒扫庭院，打开窗户，放走满屋的烟草、火药味，也偶尔闻到兰麝之芳香；扫去皮鞋、布鞋、草鞋留下的脚印，还捡起过几个冒着青烟、灼热烫手的子弹壳。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看守花园的老人望见老姥爷骑着一头白眼窝毛驴儿，颠儿颠儿地离开了花园。他急忙追上去说：“哪儿去？不怕冷啊！”老姥爷钻进大雪，仰天呼叫：“雪呀，好热的雪呀！”毛驴儿四只银蹄刨起了朵朵雪花，雪花又化为血红的云缕缭绕远去。雪野尽头，大风又送来老姥爷渐去渐远的呼喊：“火呀，好冷的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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