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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镇修道院(地名的来历是荣镇从前有一座嘉布会的修道院,现在却连遗址也找不到了)离卢昂八古里,左边有条大路通阿贝镇,右边有条大路通到博韦,荣镇在里约河灌溉的河谷里,这条小河沿岸有三座磨坊,然后流入安德尔河,河口附近产鳟鱼,到了星期天,男孩子就来钓鱼玩。

        走到布瓦西耶,再离开大路往前面的平地走,一直走到勒坡高头,就可以看见河谷了。小河流过谷地,把两岸分成了外观显然不同的两个地区:左岸全是草场,右岸全是耕地。草场伸展在连绵的小山脚下,到了山后又和布雷地区的牧场连成一片,而东边的平原却慢慢高起,越来越宽,展现了一望无际的金黄麦田。河水沿着草地流过,好像一条白练,把青青的草色和金黄的田埂分开,而整个田野看起来犹如一个铺平了的大披风,绿绒的大翻领上镶了一道银边。

        走到尽头,迎面就是阿格伊森林的橡树,还有圣·让岭的悬崖峭壁,山岭从上到下都被宽窄不等的红色长沟切开;那是雨水流过的痕迹,而这红砖的色调,像网一般分布在灰色的山岭上,来自大量含铁的矿泉水,泉水流得很远,流入了周围地区。

        这里是诺曼底、皮卡底和法兰西岛交界的地方,三个地方的人杂居,语言没有抑扬高低,就像风景没有特点一样。这也是新堡地区干酪做得最坏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里耕种开销太大,因为土地干裂,沙子、石头太多,需要大量施肥。

        在一八三五年以前,要去荣镇没有好路可走;大约就是在这期间,修了一条“区间大道”,把去阿贝镇和阿米安的两条大路连了起来,有时,运货的马车从卢昂到弗朗德去,也走这条大道。荣镇修道院虽然有了“新的出路”,但是发展太慢,还在原地不动。他们不去改良土壤,却只死死地抱住牧场不放,不管价格跌了多少;这个行动迟缓的村镇,和平原隔离了,自然继续向着河边扩展。远远望去,小镇躺在河岸上,就像一个放牛的牧童在水边午睡一样。

        过桥之后,山脚下有一条两边种了小杨树的堤道,一直通到当地的头几户人家。房屋在院子当中,四围都有篱笆,院子里还有星罗棋布的小屋,压榨车间,车棚,蒸馏车间,都分散在枝叶茂密的树下,树枝上还挂着梯子,钓竿,或者长柄镰刀。茅草屋顶好像遮住眼睛的皮帽子一样,几乎遮住了三分之一的窗户,窗子很低,玻璃很厚,并且鼓起,当中有个疙瘩,好像一个瓶底。石灰墙上斜挂着黑色的小搁栅,墙头偶尔看得见一棵瘦小的梨树,楼底下门槛上,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小栅栏,免得来门口啄酒浸面包屑的小鸡进屋里去。但是再往前走,院子就更窄了,房屋之间的距离缩小了,篱笆也不见了;一捆羊齿草绑在扫帚柄的一头,挂在窗户下面,摇来晃去;过了一家马蹄铁匠的作坊,就是一家车铺,外面摆了两三辆新车,差不多摆到大路上。再过去,有一个栅栏门,里面是一座白房子,房前有一块圆草坪,草坪上有一尊爱神的塑像,手指放在嘴上;台阶两头各有一个铁铸的花瓶;门上挂着亮晶晶的盾形招牌,这是公证人的住宅,是当地最漂亮的房屋。

        教堂在街的斜对面,离公证人家只有二十步,就在广场的入口。教堂周围是小小的墓地,围墙有大半个人高,墙内布满了坟墓,旧墓石倒在地上,接连不断,好像铺地的石板,夹缝里长出来的青草画出了规则的绿色正方形。查理十世在位的最后几年,教堂翻修一新。现在,木头屋顶开始腐烂,高处先朽,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有些涂蓝色的地方陷下去了,成了黑色。门高头放风琴的地方,成了男人的祭廊,有一道螺旋式楼梯,木头鞋一踩就咯噔响。

        阳光从平滑的玻璃窗照进来,斜斜地照亮了沿墙横摆着的长凳,有些凳子上钉了草垫,下边写了几个大字:“某先生的座位”。再往前走,礼拜堂更窄了,那里,神工架和圣母小像相对而立,圣母身穿缎袍,头上蒙了有银星点缀的面纱,颧颊染成紫红,好像夏威夷群岛的神像;最后看到的是一幅“内政部长颁发的神圣家庭图”,挂在圣坛上面四支蜡烛当中。祭坛的神职祷告席是冷杉木做的,始终没有上过油漆。

        菜场不过是二十来根柱子撑起的一个瓦棚,却占了荣镇广场大约一半地盘。村公所是“按照一个巴黎建筑师画的图样”盖起来的,风格好像希腊神庙,坐落在街道拐角上,在药房隔壁。底层有三根爱奥尼亚式的圆柱,一楼是一个半圆拱顶的游廊,游廊尽头的门楣中心画了一只高卢公鸡,一个鸡爪踩在宪章上,另一个举着公正的天平。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要算金狮客店对面的奥默先生的药房!尤其是晚上,油灯点亮了,装璜门面的红绿药瓶在地上投下了两道长长的彩色亮光,那时,在光影中,就像在孟加拉烟火中一样,可以隐约看到药剂师凭案而坐的身影。药房从上到下贴满了广告,有斜体字,有花体字,有印刷体,写着:“维希矿泉水,塞尔兹矿泉水,巴勒吉硫磺泉水,净化糖浆,拉斯巴伊药水,阿拉伯可可粉,达尔塞药片,雷尼奥药膏,绷带,浴盆,卫生巧克力”等。招牌和店面一样宽,上面用金字写着:奥默药剂师。在店里首,固定在柜台上的大天平后面,一扇玻璃门的上方,写了实验室三个字,在门中央,再一次出现了黑底金字的奥默二字。

        除此以外,荣镇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有一条唯一的街道,从街这头开枪,可以打到那一头;在街两边有几家店铺,大路一拐弯,也就到了街的尽头。如果出街之后再往左转,顺着圣·让岭脚下走,不消多久就到了公墓。

        在霍乱流行时期,为了扩大墓地,还推倒了一堵后墙,买下了墙外的三亩土地;但是这块新坟地几乎没有人使用,坟墓像往常一样,总是挖在离门口近的地方,一个压着一个。看守既是掘墓人,又是教堂管事,这样可以从本教区的死人身上捞到双份好处。他还利用空地,种了一些土豆。但是年复一年,那本来就不大的空地越缩越小,碰到传染病流行,他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有钱可赚,难过的是坟地又要占了他的田地。

        “你是在吃死人的肉呢,勒斯布杜瓦!”有一天,本堂神甫到底对他说了。

        这句话说得他毛骨悚然,有一阵子,他洗手不干了;但是今天,他又种起他的块根来,并且心安理得地说,块根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下面就要讲到一些事,从那以后,荣镇的确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镀锡铁皮做成的三色旗,一直在教堂钟楼的尖顶上旋转;时新服饰用品商店的两幅印花布幌子,还在迎风招展;药房酒精瓶里浸着的胎儿,好像一包白色的火绒,也在慢慢腐烂;还有客店大门上头的金狮子,风吹雨打,褪了颜色,在过路人看来,好像一只鬈毛狗。

        包法利夫妇就要到达荣镇的那天晚上,客店的老板娘勒方苏瓦寡妇正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大锅烧菜,一面大把出汗。明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一定要事先切好肉,开好鸡膛,煮好汤和咖啡。此外,还要准备包伙人的膳食,医生夫妇和女仆的晚餐;台球房响起了阵阵笑声;小餐室的三个磨坊老板叫人送烧酒去;木柴在燃烧,木炭在噼啪响,厨房的长桌上,在放生羊肉的地方,堆了几叠盘子,砧板上一剁菠菜,盘子也晃荡起来。听得见后院的家禽咯咯叫,女佣人在抓鸡捉鸭,准备宰了待客。

        一个穿着绿色皮拖鞋的男人,脸上有几颗小麻子,头上戴一顶有金流苏的绒帽,背朝着壁炉,正在烤火。他的表情看来洋洋自得,神气平静,就像挂在他头上的柳条笼里的金翅雀一样:这个人就是药剂师。

        “阿特米斯!”客店老板娘叫道,“拿些小树枝来,玻璃瓶装满水,送烧酒去,赶快!要是我知道用什么果点招待新来的客人也就好了!老天爷!那些帮搬家的伙计又在台球房里闹起来了!他们的大车还停在大门底下呢!燕子号班车一来,要不把它撞翻才怪呢!快叫波利特把车停好!……你看,奥默先生,从早上起,他们大约打了十五盘台球,喝了八坛苹果酒!……他们要把我的台毯弄破的!”她接着说,远远地望着他们,手里还拿着漏勺。

        “破了也不要紧,”奥默先生答道,“你买一张新的不就得了。”

        “买张新的!”寡妇叫了起来。

        “既然旧的不管用了,勒方苏瓦太太,我对你再说一遍,是你错了!大错而特错了!再说,如今打台球的人,讲究台子四角的球袋要小,球杆要重。人家不再打弹子啦,一切都改变了!人也得跟着时代走!你看看特利耶……”

        老板娘气得涨红了脸。药剂师接着说:

        “他那张球台,随你怎么说也比你这张漂亮些;他又会出主意,比如说,为波兰的爱国难民,或者为里昂遭水灾的难民下赌注……”

        “我才不在乎他那样的叫花子呢!”老板娘耸耸她的胖肩膀,打断他的话说。“得了!得了!奥默先生,只要金狮客店开一天,总会有客人来。我们这号人呀,不愁没有钱赚!倒是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他开的法兰西咖啡馆关门大吉,门窗贴上封条的!换掉我这张球台!”她接着自言自语说,“你不知道台子上放要洗的衣服多么方便!等到了打猎的季节,我还可以在台子上睡六个客人呢!……这个慢手慢脚的伊韦尔怎么还不来!”

        “难道你还等班车来才给客人开晚餐?”药剂师问道。

        “等班车来?那比内先生怎么办!只要六点钟一响,你准会看到他来用晚餐,像他这样刻板的人,世上也没有第二个。他总是要坐小餐室里的老位子!宁死也不肯换个座位!又挑剔!连苹果酒也要挑三拣四!一点也不像莱昂先生;人家有时七点钟,甚至七点半才来呢;有什么吃什么,看也不看一眼。多好的年轻人!说话声音高了都怕妨碍别人。”

        “这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当过兵的税务员是多么不同了。”

        六点钟一敲,比内进来了。

        他的身子很瘦,穿的蓝色外衣,从上到下成条直线,皮帽子的护耳,在头顶上用绳子打个结,帽檐一翘起来,就露出了光额头,这是戴久了头盔留下的痕迹。他穿一件黑色呢子背心,衣领是有衬布的,裤子是灰色的,一年四季,靴子都擦得很亮,但是脚趾往上翘,两只靴的脚背都凸起一块。金黄色的络腮胡子,没有一根越轨出线的,描绘出他下巴的轮廓,像花坛边上的石框一样,围住他平淡的长脸,还有脸上的小眼睛和鹰钩鼻。无论玩什么牌,无论打猎或是写字,他都是个好手,家里有架车床,他就来做套餐巾用的小圆环,像艺术家那样妒忌,像大老板那样自私,他把圆环堆满了一屋。

        他向小餐室走去;但是先得请三个磨坊老板出来;在摆刀叉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地坐在炉边的位子上;然后像平日一样关上门,脱下帽子。

        “说几句客气话也不会磨烂他的舌头呀!”药剂师一见只有他和老板娘了,就说。

        “他从来不谈天,”老板娘答道。“上星期,来了两个布贩子,两个挺有意思的年轻人。晚上,他们讲了一大堆笑话,笑得我都流眼泪了;而他呢,呆在那里,好像一条死鱼,一句话也不说。”

        “是呀,”药剂师说,“没有想象力,没有趣味,一点不像见过世面的人!”

        “不过,人家却说他有办法呢,”老板娘不同意了。

        “办法?”奥默先生回嘴说,“他!有什么办法?在他那一行,倒也可能,”他又用比较心平气和的语调加了一句。

        于是他接着讲:

        “啊!一个联系很广的商人,一个法律顾问,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心无二用,变得古怪了,甚至粗暴了,这都说得过去,历史上有的是嘛!不过,至少,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事呀。就说我吧,多少回我在写字台上找钢笔写标签,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结果却发现笔夹在耳朵上!”

        那时,勒方苏瓦寡妇走到门口,看看燕子号班车来了没有。她吃了一惊。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突然走进了厨房。在苍茫的暮色中,看得出他的脸色通红,身体强壮。

        “神甫先生,有事情找我吗?”客店老板娘一面问,一面伸手去拿铜蜡烛台,烛台和蜡烛在壁炉上摆了一排;“你要不要吃点什么?喝一点黑茶蔗子酒,或者来一杯葡萄酒?”

        教士非常客气地谢绝了。他是来找雨伞的,上次去埃纳蒙修道院时忘了带走,现在拜托勒方苏瓦太太派人在晚上送往神甫的住宅,说完他就回教堂去,因为晚祷钟声响了。

        等到药剂师听见神甫的脚步声走过了广场,他就大发议论,说神甫刚才的做法太不妥当。在他看来,拒绝喝酒是最讨厌的装模作样;哪一个教士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不大吃大喝,总想恢复大革命以前的生活?

        老板娘帮神甫说话了:

        “要说末,像你这样的男人,他一个可以顶四个。去年,他帮我们的人收麦秆;一趟就扛了六捆,力气真大呵!”

        “好极了!”药剂师说。“那么,打发你们的姑娘去向这样精力旺盛的男子汉忏悔吧!我呢,我若是政府的话,我要一个月给神甫放一次血。不错,勒方苏瓦太太,每个月都要切开静脉大放血,这才不会有碍治安,伤风败俗呵!”

        “住口吧,奥默先生,你不信神!你不信教!”

        药剂师回嘴说:

        “我信教,信我自己的教,我敢说比他们哪一个都更相信,他们不过是装腔作势,耍骗人的花招而已。和他们不同,我崇拜上帝!我相信至高无上的真神,相信造物主,不管他叫什么名字,那都不要紧,反正是他打发我们到世上来尽公民的责任,尽家长的责任的。不过,我犯不着去教堂,吻银盘子,掏空自己的腰包去养肥一大堆小丑,他们吃得比我们还好呢!因为你要礼拜上帝,那在树林里,在田地里,甚至望着苍天都可以,古人不就是那样的么?我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和贝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萨瓦教长的信仰宣言》和八九年的不朽原则!因此,我不承认上帝老官能拄了拐杖在乐园里溜达,让他的朋友住在鲸鱼的肚子里,大叫一声死去,三天之后又活过来:这些事情本身就荒唐无稽,何况还完全违反了一切物理学的定律;这反倒证明了,顺便说一句,神甫都是愚昧无知的朽木,还硬要把世人和他们一起拉入黑暗的无底洞。”

        药剂师住了口,用眼睛寻找周围的听众,因为他一激动就忘乎所以,还以为自己在开乡镇议会呢。但是客店老板娘却不再听他那一套;她伸长了耳朵,要听远处的车轮滚滚声。她听得出马车的声响,夹杂着松动了的马蹄铁打在地上的喀嗒声,燕子号到底在门口停住了。

        班车只是两个大轮子上面放一只黄箱子,轮子和车篷一样高,使旅客看不见路,却把尘土带上他们的肩头。车门一关,狭窄的气窗上的小玻璃就在框子里哆嗦,玻璃上有一层灰尘,再加上左一块、右一块泥水干后留下的斑点,连大雨也洗不干净。班车套了三匹马,一匹打头,下坡的时候,车一颠簸,箱底就会碰地。

        有几个荣镇的老板到广场上来了;他们同时说话,打听消息,问长问短,找鸡鸭筐子;伊韦尔忙得不知道回答谁才好。本地人总是拜托他进城办事。他要去铺子里买东西,替鞋匠带回几卷皮子,给马蹄铁匠带来废铁,给老板娘带一桶鲱鱼,从妇女服饰店带回几顶帽子,从理发店带来假发;他一路回来,站在座位上,高声呼唤,把一包一包东西从篱笆上扔到院子里去,而他的马认得路,会自己向前走。

        一件意外的事使班车回来晚了:包法利夫人的狗在田野里不知去向。大家足足吹了一刻钟口哨,喊狗回来。伊韦尔甚至开了半古里倒车,总误以为看见狗了;但是不得不赶路呀。艾玛气得哭了,总怪夏尔倒霉。布贩子勒合先生和她同车,想法子安慰她,举了好多例子,说狗丢了几年之后,还认得它的旧主人。他听人说,有一条狗从君士坦丁堡回到了巴黎。另外一条笔直走了五十古里,泅过了四条河;他的父亲有一条卷毛狗,丢失了十二年,一天晚上,他进城吃晚餐,不料忽然在街上碰见这条狗,它一下就跳到他的背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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