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不见，北大的桃花都粉嘟嘟地开了，柳条子都咕嘟出小绿豆豆了。可是洒家无心赏那春光啊，二十多封信等着我回呢，四篇文章等着我写呢，还有热水器坏了，等着我找人修呢。看来今天这博客也写不长了，那么多留言也不能一一答复了。不过令洒家欣慰的是，出门多日，书院一片风和日丽的，简直跟那传说中的“大学自习室”差不多了。看来以后俺可以放心地出门一个月，都不用关门闭户掩柴扉了。好在日前已经准备了一篇读书杂感，贴在这里，就算是清明节给伟人祭扫祭扫吧。有谁还记得30年前那个清明节吗？哦，30年前的月亮啊……

        浮夸风中的毛与刘

        《粤海风》2006年第1期上，刘德中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文章很有价值。黄岭峻博士的《刘少奇与大跃进》纠正了社会上的浮浅认识，指出刘是大跃进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但是说“公社”一词是刘少奇发明的，恐怕不能成立。薄一波同志在《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等在火车上“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只能证明他们当时头脑发热，而“公社”一词早就有了。

        毛泽东退居二线，把国家交给刘少奇全权管理一事，老同志多认为是放手培养接班人的英明举措。但我觉得这里有老毛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不建立一套交接权力的明确制度，单凭一把手的个人感觉栽培继位者，后患无穷。老毛自以为明察秋毫又对人民群众一片丹心，就可以避免封建帝王的悲剧，但个人再伟大，见识也有局限。结果发现刘少奇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控制了全国，党和政府重新变成了革命之前的“衙门”，毛成了被架空的晁盖，于是只好再次发动革命，借助人民的热爱和林彪的军队，夺回政权。可是更大的麻烦来了，林彪的威望比刘还大，成了被写进宪法的接班人……围绕着接班人，杀得烟尘四起，血雨腥风，直到御林军再演玄武门，生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等四名政治局委员，举世震惊。毛泽东总是希望选出一个理想的接班人，结果都失败了。这不能说是毛不聪明——他对每个接班人都另留了一手，特别是伏下了邓小平这个他不大喜欢的但又极其器重的奇才——而只能说封建帝王立太子式的培养接班人方式，应该寿终正寝了。邓小平在接班人问题上，吸取了毛的教训，做得比毛要好。现在从江泽民朱鎔基到胡锦涛温家宝这套党政班子，尽管社会上有不同的议论，但在交接班制度上起码是一个相当大的历史进步。

        刘少奇同志对合作社升为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等，极为欣赏并大力提倡。1958年6月14日，他建议普遍设立公共食堂。《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报道刘少奇同志表扬山东寿张县，把浮夸风行为说成“是一个革命”、表扬他们“压倒了科学家”。《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时全国上下纷纷放卫星，产量成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还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

        毛意识到自己孤家寡人说自己的，党的衙门里在另干一套，自己的文章也慢慢不大容易发表了，他只好发挥五四时候练就的演讲才能，到处讲话。1958年11月23日，毛在武昌会议上讲了一段颇为“反动”的话：“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从此话可以看到，毛把做事跟作诗分得很清楚。很多人看见毛的诗篇激情荡漾，就认为毛是个不理性的领袖，大错也。不大会写诗的领导才往往拿着生活当诗来胡搞，王明博古他们就是，差点断送了红军的全部家当。而看看遵义会议之后老毛领导的红军，那完全是个精明的企业在运作，顽强而巧妙地顶住了崩盘的危局，到陕北后重新上市，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严格控制高管层持股，大面积吸引散户，低开高走，最后一举通吃了天下。

        可是企业做大了，各大区的销售经理们就开始享受胜利果实了。彭德怀气愤地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可是群众有什么办法，乡长书记要的是政绩啊。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党内通信绕过中央，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可是这话也就老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敢说，要是我说，立马衙门里就来人办我的学习班了。

        毛泽东1960年3月痛斥“共产风”，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1960年11月15日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12月30日，他要求把剥夺农民的财产都“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可是毛的心里应该明白，那些衙门能够做到“破产也要赔偿”吗？正像今天的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大家一致称赞。可是如果让每个地方政府都把拖欠的工资给农民要回来，那承包商们能答应吗？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大跃进不能全盘否定，总体上对于加速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这有具体的经济增长数字为证，60年代的国力比50年代上了一个大台阶。但是大跃进是以严重的剥夺农民为代价的，毛泽东没想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没能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悲剧。诸如全民炼钢的荒唐、共产主义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败家闹剧，虽然是下边人搞的——今后的研究还可能发现是某些人故意要看毛的笑话而怂恿的，但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仍然要负主要责任。他向全党承担了这个责任，吞下了这枚苦果。但他的心里，恐怕更坚定了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信念，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开始酝酿了。

        邓小平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没有因为自己在苏区跟老毛一起被打成右派，就说右派都是好东西，都是大英雄；也没有因为自己跟刘少奇一起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把刘少奇吹上神坛来使自己借光。他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说：“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老邓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敢说英明，至少可说是难能可贵了。毛泽东当年跟赫鲁晓夫谈论身后的接班人，没有看好刘少奇和周恩来，独独提出了那个“了不起的小个子”，真是没有看错人也。1976年清明节，老邓第三次被打倒，小学4年级的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议，保留其党籍”，心中万分不解：既然是个坏人，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从来没有先例啊。当时的大人们也不过以为是毛主席“皇恩浩荡”，胸怀慈悲而已。许多年后，读过的万卷书渐渐连成一片，才明白毛对邓的又爱才又“恨铁不成钢”又要敲打又怕打坏了的心态。邓对毛的感情，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所能够妄自揣测的。而刘少奇同志，今天的研究者们光忙着为他平反叫屈，却很少去研究他的真实心理。我们的当代史研究，恐怕又要落后于外国的汉学家。但愿莫像杜牧《阿房宫赋》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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