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许明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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