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一四二八～一五○○），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他年轻时候，搞的是程朱派理学。后来困学知变，"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在三十九岁后进京，明朝的大学祭酒刑让很赏识他，"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

        陈献章的入学法门是"以静为主"，"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明史）说他——

        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子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如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鸯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了。

        这位"活孟子"，是程朱派理学中"心学"的大将，他在程朱派的理学主流下，独挽狂澜，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使程朱理学的清一色，在明朝打出两个太阳。他的长处在教人独立思想，短处在禅味过重未免失之太玄了一点。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大家称他阳明先生（阳明是本县一个山的名字）。

        王守仁一生的历程，自称："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正德丙寅是一五○六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他因上书直谏，被廷杖，并滴遣到贵州的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七十里，属修文县），在困境中得到彻悟。这三年的磨练，使他建立了自己学说的基础。

        自宋到明，中国的学统全在程朱学派手中，王守仁却上追陆九渊，认为陆学才是儒家的真传，遂形成"陆王哲学"。王守仁的学说叫"心学"，也叫"阳明学"，重点是"心外无理"，"心即理"。王守仁认为朱熹他们心、理二分是错的。他宣称："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他也反对朱熹先格物穷理的步骤，认为先知而后行，就会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认为"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凡是不行的，"不足谓之知"。这在思想境界上，的确是一大突破。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号浚川，人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人。他"幼有文名"，二十九岁中明朝进士后，开始做官。他一边做官，一边"究心国家典章时政机宜。……以正学术"。为了揭发宦官的黑暗弄权，他被人反咬一口，坐了牢，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法。出狱后，降级改叙；继续做官。为了替盗林木的百姓讲话，又被罚俸。他六十一岁死去，死前三年，还因"朋比阿党"的罪名，被赶出朝廷，"斥为民"

        《明史》说："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但是现在我们检查他的遗作，却发现"其说乖僻"中，有很多进步的言论。他对传统的、世俗的一些看法，有他独立的见解。他既反对程、朱、陆、王的理、气、太极、性、知、行等的思想，又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又反对邵雍的象数思想，又反对上行、灾异、鬼神、风水等的迷信思想。他公然说："五行生克出自异端邪术，古今大惑莫甚于此。"公然说风水是"邪术惑世以愚民，……不孝之事莫大于此"。这种革命性的"乖僻"言论，是古今少有的。

        何心隐：《何心隐集》

        何心隐（一五一七～一五七九），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永丰人。他三十岁前，走科举的路，后来追随颜钧（山衣），走上颜钧"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颜钧是王守仁（阳明）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何心隐就是三传弟子。

        何心隐办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学校，格于旧势力，后来解散了。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由于坏政府抽税，引起民变，官方怪他，把他定了绞罪，后改充军贵州。他的朋友程学颜商请浙江大员胡宗宪调用他，因而出狱。四十三岁随程学颜上北京，得罪了炙手可热的当朝大吏，乃改名何心隐，逃到南方。"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一五七六年、一五七七年，官方两次缉捕他，都被他逃脱，但是一五七九年，他终于在祁门被捕。被捕后，他"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最后在湖广巡抚王之垣面前，坐而不跪，公然说："公安敢杀我？又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王之垣痛笞他，最后被打死在狱里，年六十二岁。

        何心隐案是中国旧社会迫害异端的一个显例。何心隐由反对地方官到反对当朝宰相，争取人权与讲学自由，最后竟遭惨死。他的身世与血泪，最令我们钦敬。

        李贽：《李温陵集》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字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死了，跟着父亲过活。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后到河南做小官。四十岁前碰到河南灾荒，两个小女儿都活活饿死了。五十一岁做云南姚安知府，在宦途二十多年后，于五十四岁辞官，"托迹禅林"，把家变成禅院。在湖北麻城等地，开始讲学。因为许多妇女和僧侣听他的议论，遂被戴上"左道惑众"、"大坏风化"等帽子，在七十五岁那年，为湖北佬驱逐，并把他家给烧了。他流亡到河北通州，最后还是难逃大劫，给事中张间达劾他非圣无法，明神宗下令把他关到监狱。他七十岁时曾说过："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六年以后，他终于以七十六岁的年纪，被"不知我者"关在牢里，自杀在牢里，完成了"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的语谶。

        李贽是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由而解放，并且他的人格也洒脱高超，有殉道气魄。他从五十六岁到死，二十多年，"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

        日日如是，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这种努力，是殉道者的努力，最令我们敬佩。

        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刀绳俱在，无速我死！"

        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说："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顾炎武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每次用两匹马、两匹驴驮着书，到处研究他的实学。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李顒：《二曲全集》

        李顒（一六二丸～一七○五），字中孚，号二曲，别署"二曲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人。他小时候，父亲为明朝殉难，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元师遂可以不学那？经书固在，亦何必师！"她不信邪，叫他在家自己念，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一六七○）的冬天了，明朝崇侦皇帝已殉国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顒始终不肯合作。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顒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顒七十六岁时候死去，成功的做到了他的不合作主义。

        金人瑞：《唱经堂才子书》

        金人瑞（一六○七～一六六一），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后，改名人瑞，法名圣叹，江苏吴县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亲友也少，十岁才念书，又因为体弱多病，所以不能同小朋友们玩，就独自一人，整天读书。

        金人瑞从小读书得间，常在书本中得到新义。长大后，王应奎说他"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这简直说他的才情，是鬼使神差的）。

        徐增说：

        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狼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婆，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

        这样一位"颖敏绝世"的伟人，最后竟因向黑暗政府请愿，以"摇动人心倡乱，殊干国法"罪名，被处死刑。死刑执行前，他游戏人间，从容赴难，他的洒脱旷达，真是魔附神助了。

        颜元·李塨：《颜李丛书》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子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父亲是朱家养子，他也生在朱家。十五岁结婚，但为了要学仙，不肯同房。十六岁"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十九岁朱家有讼案，他被捉进牢里，在牢里看书自修。出狱后做农夫、习武艺、学中医、当教书匠，样样都来。由于父亲失踪，在祖母死时他代行父职，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丧礼（朱子家礼），弄出一场大病。这时别人告诉他，说他父亲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这时他也觉悟到这种丧礼"有违性情"，因此起了反动。后来他离开朱家，回乡归宗，万里寻父。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乃对程朱之学更起反动，相信"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不愿做道统中的乡愿"了。

        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他努力提倡实用主义，他的伟大精神，一如墨子。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刚生，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他是颜元的学生，也是"颜李学派"的传人。

        戴震：《戴氏遗书》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做过四库馆的纂修，赐同进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绪言》（《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有很多重复，该是后者的初稿）。其他在声韵方面、历算方面、地理方面、经学方面，他都有渊博的论述，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

        戴震主张纯粹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古书，由声音文学以求训佑、由训诂以求义理，从实事求是、从细心做学问求真，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他认为宋儒的学问是不行的，他们只会"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估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焦氏丛书》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苑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又如他对订婚，反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观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二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六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一八九六年，严复译赫脊黎《天演论》，影响晚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八九八～一九○○）；约翰·穆勒的《自繇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一八九九）；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九○○－一九○五）；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九○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八）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谚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旧的学说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第三、《大同书）（一八九三），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了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复辟（一九一七），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浏例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朝大官，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他十三岁跟着父亲到甘肃，二十岁跟着新疆巡抚刘锦棠到新疆，以后十年间，浪迹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见闻很多。

        谭嗣同二十九岁时候，中国甲午战争打败，他热心救国运动，组学会、养人才、研究新政，非常活跃。三十三岁时候，参与戊戌政变，被西大后非法残杀于北京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谭嗣同的思想，从旧学中加进佛学，又从佛学中加进西学，他死前两年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了他们极大的影响，思想的视野上更宽了。他完成了最主要的著作——《仁学》，对人生的取向，有了融会贯通的结论。这种结论，使他在戊戌政变时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可以逃亡却宁愿坐待，最后从容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而去，完成了伟大心灵的一生。《仁学》出版于他死后，因为是禁书，所以刊行于日本。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

        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大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公孙龙子》

        公孙龙（约前三二五～约前二五○），战国后期赵国人（中有两位公孙龙，一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战国时人）。他在公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见过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高弗应"，谁也赢不了他。虽然赢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说："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民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用逻辑方法，把一般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中谈坚白，（"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纪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后），琅琊（山东林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渗中，几乎死掉。萧绎被拥立成梁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训》。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又说：

        吟啸谈学，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呻吟语》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候，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六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把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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