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里说得很明白。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他就要人不要把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 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ory of a C）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 of the 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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