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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革命风暴

        1925年10月的一天,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来到茅盾家里。茅盾母亲见小儿子、儿媳难得一起来茅盾家,十分高兴,表示今天一定要弄些好吃的菜来招待。

        沈泽民不见哥嫂,见母亲带着侄女侄儿在家里,便用乌镇话问道:

        “妈妈,阿哥阿嫂呢?”

        “还没有回来,你们先坐一会儿,帮我看看小孩,我去买点菜。”茅盾母亲说。

        “妈妈,不要去买菜了,有什么随便吃点就行了。”梳着短发,一张圆脸,一笑有两个酒窝的张琴秋忙拉住婆婆。

        “也好,估计德沚回来会带些菜来的。你们也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最近忙些什么?”茅盾母亲端详着小儿子、儿媳,问道。

        “妈妈,最近,我和琴秋要出去,估计时间不会太短,今天来,也是来告诉妈妈,也和哥哥嫂嫂告个别,以后可能在几年时间里,只能写信了。”

        沈泽民沉吟俄顷,对母亲说明了今天的来意。

        “去那里?”茅盾母亲敛起脸上的笑容,问道。

        “去苏联。”沈泽民笑笑道:“党内已经作了安排,要求我们两人等通知,去那边主要是进中山大学读书,同时研究他们的革命经验。”

        “琴秋也去吗?”茅盾母亲一听去苏联,心里放下心来,同时担心小儿媳怎么办?“是,我也和德济一道去。不过,什么时候可以动身,现在还不知道。”张琴秋也笑吟吟地对婆婆说。心里漾起一股幸福感。

        “也好。一起去,可以有个照顾,去那边,增长些见识,还是大有用处的。”

        茅盾母亲鼓励儿子儿媳去苏联。

        正说着,茅盾夫人孔德沚提着篮,背着包回来了,她此时正在一所中学工作,下班回家时,顺便买些蔬菜回来,今天还买了一条鱼来。见沈泽民、张琴秋在,十分兴奋地说:“阿二,琴秋,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说完,菜篮刚放下,又立刻被琴秋拎进厨房去。茅盾母亲立刻起身,对琴秋说:“你和你阿嫂说话去,这里的事,我来做,今天烧几个乌镇菜给你们吃。”

        张琴秋退出来。对德沚说:“阿嫂,家里人多事多,还要在外边做事,忙累了吧?”

        “还好,你知道,我憋在家里,反而要生病,不如去外边干事。”孔德沚快人快语,妯娌间关系也非常好。

        这时,茅盾从外边回来了,见沈泽民夫妇在,也非常高兴。大家吃过饭后谈些家乡事、家里事,沈泽民见没有外人在,便压低声音对茅盾夫妇说:

        “阿哥阿嫂,我和琴秋最近已被决定派去苏联学习,现在已经在待命,什么时候动身还不知道,因此,今天是来向你们辞行的,以后恐怕只有写信来联系了。”

        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后妈妈全靠你们照顾了,阿嫂又要工作又要管家,也够辛苦的。所以你们也要保重啊。”

        茅盾一听,心里一怔,但心想去苏联那个光明的地方,也还是好的,因而听完沈泽民的话,便说:“阿二,琴秋,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党派你们去,是对的,去那边可以学习那边的革命经验,学习建设经验,回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现在我观察,中国革命缺少的是人才。”茅盾为弟弟、弟媳去苏联而高兴。“到那边,你们两个的英语都很好,对学俄语也有好处的。不过,去苏联太远,不比阿二去日本,说回来就回来了,以后只有多写信,好让妈妈和我们放心。”

        1925年10月28日,沈泽民夫妇先后坐船经海参崴,取道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同去的有蒋经国、乌兰夫、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赴苏途中,沈泽民给兄嫂写来“莫斯科通讯”,告诉沿途境况,以慰兄嫂挂念。

        12月底,北风伴着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江南。不多时,东方大都市上海一片银装素裹。雪停了,清冽的寒风把上海的家家户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大人们搓着手、跺着脚,在屋里运动着暖和着。这时候。茅盾踏雪秘密出席上海市党员大会,这次大会除了报告形势外,主要是要为选举出席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上,热烈的气氛与室外寒冷的天气,形成两个世界。会上,茅盾、恽代英、张廷灏、吴开先等5人被选为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后,茅盾他们买了1月7日去广州的船票,订了个官舱,这艘名为“醒狮号”

        的轮船,是当时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还在月底时,茅盾他们得到广州电报,说大会元旦开幕。茅盾他们觉得十分无奈,开幕式是肯定赶不上了,如果会期长,还会赶上后期几天。因为当时上海到广州,轮船一般要走6天。

        船徐徐离开上海码头,茅盾和恽代英等5人,站在甲板上,午夜的寒风冷得侵肌入骨。夜幕下的上海,在昏暗的灯光里,徐徐在视野里消失。在路上,茅盾望着无边无垠的大海,湛蓝湛蓝,海鸥起伏,引来茅盾的无限遐思,回到官舱,茅盾写起了“南行通讯”。此时,茅盾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充满信心,同时,这是第一次远行南方,自然一切都新鲜。

        1月12日,茅盾一行到达广州,报到,安顿好后,茅盾和恽代英便去文德路见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延年向茅盾他们讲了中共中央的三点意见,即这次会议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党不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时争席位。

        茅盾他们还知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在4日正式开幕,258名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此时的广州,全国许多政治精英都汇集在一起,给青年茅盾大开眼界,在“二大”,他认识了不少政治名流。会议一直开到19日才结束,足足开了半个月。会议的声势非常大,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迫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大会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同时,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日大会结束后,茅盾正打算整理行李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茅盾和恽代英,要求茅盾和恽代英都留在广州工作。茅盾问在哪里工作?答曰:“沈先生留在中央宣传部。恽先生去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茅盾没有二话,放下正在整理的行李,他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是汪精卫兼的,而汪认为工作忙,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毛泽东,茅盾早几年就认识了,也听他谈过对形势的看法,十分深刻。

        这时,茅盾对来人说:“那好,但我要与上海家里打个电报,说一下。”“应该,应该。那请沈先生梢候,我去叫车,送沈先生去住处。”

        一会儿,车子来了,茅盾提着行李,随来人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住处——东山庙前西街38号,原来,毛泽东带家眷就住在那里,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处。

        在这幢简陋的楼房里,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住着女仆和麻面黑脸的肖楚女。

        茅盾到了那里,毛泽东、肖楚女在迎接。茅盾与肖楚女是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已是老朋友了,毛泽东告诉茅盾说:“中央宣传部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较远。”

        “没有关系。”茅盾笑笑。又问:“工作上有什么要求。”

        “过两三天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开会,到那时,我将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毛泽东认真地说。

        茅盾一听,有些惊讶,不解地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当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其他如妇女部、青年部也都如此。”

        “那我,恐怕不能胜任吧。”茅盾一听秘书是在部长之下,觉得担子很重。

        “不要紧,不要紧,”毛泽东连忙摆摆手,宽慰道:“肖楚女同志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又说:“我呢,有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而《政治周报》的编务也由沈先生你来主持了。”毛泽东交待着宣传部的有关工作。

        2月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等议案。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1925年底创刊。茅盾从毛泽东手里开始接编第五期。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汪精卫、毛泽东都作了指示,茅盾和肖楚女还亲自动手,写了宣传大纲。

        2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由此,茅盾更加忙碌了。

        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又奉命回到上海。接替茅盾编《政治周报》的是从上海来的张秋人。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和茅盾一样,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早期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3月21日,张秋人到达广州,茅盾交代张秋人后,去拜访汪精卫,汪精卫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言辞之间,十分感慨时局的变化。临走,茅盾又去向刚刚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的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希望茅盾回上海后,替广州国民党中央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茅盾一一答应。

        茅盾依旧坐“醒狮轮”回上海。他站在甲板上,浮想联翩,他目睹国共两党中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也目睹了广州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感慨万端。碧蓝碧蓝的大海,涛声依旧,革命的热情依然,但革命的前途如何?

        茅盾回忆3个月之前,5人共赴广州开会的热烈情景,今天是一人归沪,心中自然又万般惆怅。

        茅盾回到上海,一回到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郑振铎便来看望茅盾,郑振铎告诉茅盾:“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茅盾疑惑地问。

        “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他们自然知道。”

        郑振铎只好如实回答。茅盾听说后笑道:“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郑振铎一听,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第二天,郑振铎又到茅盾家里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告诉茅盾说,这是退职金。同时又从袋里摸出一张商务印书馆的百元股票,说是商务当局报答茅盾十年来在商务的贡献。自此,茅盾彻底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几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于是,茅盾开始积极为实现毛泽东的嘱托而奔走。茅盾离开广州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4月13日上午和5月4日开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同志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委托柳亚子、沈雁冰为正副主笔,和“宣传部请委托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案”,决议“委沈雁冰同志担任”。因此,茅盾为办报奔波出眉目后,终因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不同意而搁浅。茅盾转而编辑国民运动丛书,这套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而编辑的,当时,茅盾列出五辑书目,分别由一批革命同志撰写或编译。丛书只出一部分,后因形势发展飞速而告结束。

        由于恽代英留在广州,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交通局的工作没有人主持了。这个交通局主要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因此,交通局工作十分重要。上海市特别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便决定由茅盾代交通局主任。

        茅盾到交通局了解情况后,发现人手太少,便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要茅盾提出人选。于是茅盾根据交通局的工作要求,向市委提荐家乡植材小学的教师郑明德和梁闺放夫妇,结果,引起交通局内部中共党员同志的不满,认为郑梁两人是茅盾的私人,后经特别市委出面解释才算平息。

        6月25日,广州国民党中常委正式任命茅盾为交通局主任,并规定了每月一千元的经费,后来,茅盾物色到林华,曾派他去沿江各省视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在1926年繁忙的地下政治斗争中,许多革命女性成为茅盾夫妇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在与这些革命女性接触熟悉过程中,茅盾仿佛有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几次想动手把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女性写成小说。但是,形势发展迅捷,北伐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到茅盾正忙碌时,已顺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也宣布独立,省长夏超和沈钧儒等都同意茅盾为独立后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沈钩儒的省政府组阁计划尚未实现,因夏超被孙传芳赶出杭州而告吹。

        因而浙江形势一片混乱。此时,武汉形势却十分喜人,武汉来电上海,要求派人去那里工作,中共中央便决定茅盾不去浙江,而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茅盾接到命令,便与夫人孔德沚准备去武汉。

        这时,包惠僧从汉口给茅盾发来电报,要求茅盾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并汇了钱来。茅盾又忙碌起来,亲自任考官,为武汉军校录取了200来名学员,物色了3名教官,陆续送走以后,已是1926年12月底了,茅盾将两个孩子和母亲安顿好后,才和夫人孔德沚坐英国轮船直奔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本部在两湖书院。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当时蒋汪都不在武汉,所以同时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分别代理蒋、汪的职位,但实际上,军校的日常工作是茅盾的老同事恽代英主持。他是军校校务委员,又是军校的总教官。茅盾到达武汉后,住在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离军校不远。到军校报到后,茅盾去向周佛海请教上政治课的内容,周告诉茅盾,政治课内容没有一定章程,暂时用瞿秋白早几年在上大用过的社会科学讲义。后来,茅盾经过研究,确定给学生讲些基本的常识为好,于是他选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等。过了几天,即二月上旬,武汉分校正式发布了75项委任令,其中第71项委任是委任茅盾的,其令为“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但是,茅盾的政治教官只做了一个多月,在春暖花开时节的四月,中共中央又决定茅盾去《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这张报纸的实权掌握在党的手中,茅盾进去时,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茅盾是接替高语罕任主笔的。

        茅盾进报社后,家也从武昌搬到汉口歆生路德安里一号报社编辑部内。因为报社归宣传部负责领导,而宣传部主要是瞿秋白在负责,因而这段时间,茅盾和瞿秋白往来较密切。恢复在上海时的状态。“四一二”

        前夕,政治形势非常复杂,秋白指示茅盾,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这些指示,给茅盾认清形势作了及时点拨。

        在《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时,茅盾主要是审稿定版面,然后写一篇千字社论,或斥责蒋介石,或鼓吹革命。以致后来陈独秀碰到茅盾时,要求茅盾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登多了,觉得太红。茅盾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董必武和瞿秋白。

        此时,蒋介石的反共决心已下,汪精卫从法国回来后,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不肯让步,汪精卫回到武汉,受到武汉群众的欢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屠杀中共党员,继而在南京、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茅盾昔日共同进行革命活动的朋友侯绍裘、肖楚女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消息传来,茅盾悲愤不已,感到十分痛心,因而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电之类,声讨蒋介石。

        在蒋介石屠杀革命党人的形势下,土豪劣绅也乘机蠢动,向如火似茶的农会反扑,报社天天收到各地这类消息,湖北钟祥县农会遭血洗的报道,更是令茅盾悲愤,这些血的教训,茅盾刻骨铭心。

        正当武汉掀起声讨蒋介石的浪潮时,又传来夏斗寅叛变,通电联蒋反共,讨伐武汉政府的消息,给武汉带来一片恐慌,5月17日夏斗寅部队占领汀泗桥,叶挺部队奋起讨伐,击溃夏逆。待武汉稍为缓口气的时候,又传来长沙的“马日事变”,许克祥独立团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但长沙的消息真相很迟才传到武汉。茅盾等怒不可遏,连续写了四篇揭露长沙“马日事变”

        的社论。使长沙“马日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革命的急风暴雨,使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间,发生急剧变化,敌乎友乎,友乎敌乎,杀声喊声,在这场很有希望很得人心的北伐革命中,搅成一片恐怖,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产生惘然,许多革命偶像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此时已被他们自己的表现击得粉碎,革命的现实告诉云集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武汉不是久留之地。

        6月底边,天气日渐炎热,夫人孔德沚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而且快生产了。

        于是,茅盾先把妻子送上去上海的英国轮船。自己则在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主笔。当天就和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失踪”在一个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光景,茅盾和宋云彬等人奉命去九江,在九江与茅盾接头的是董必武。董必武告诉茅盾:

        “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上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

        茅盾领受中共的指令后,转身去火车站买票,果然去南昌的火车已停开。

        无奈,正在车站徘徊时,又碰见许多熟人,都是要去南昌,又都无法去,于是有人建议,可以上牯岭后再翻山下去。茅盾只好决定绕道庐山,再去南昌。

        此时,同乡宋云彬他们听说茅盾要上庐山,也要跟着去玩,茅盾不好明说,只好同意。

        第二天,茅盾他们上庐山,住在庐山大旅社。放下行李,茅盾在牯岭大街碰见熟人夏曦,夏曦告诉茅盾,昨天翻山下去的路是通的,今天又不通了。

        恽代英是走这条路去南昌的,郭沫若迟来一步,今天他下山回九江去了。茅盾请夏曦给想想办法。夏曦答应第二天让茅盾再去找他。

        第二天,凉风习习,鸟鸣幽幽,茅盾再去找夏曦,夏告诉茅盾,现在去南昌没有办法,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罢。茅盾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南昌之路,已经封锁。茅盾回到旅馆,准备下山。忽然,肚疼难熬,茅盾对庐山水土似乎有些不服,腹泻起来,岂料,一个晚上泻了七八次,泻得茅盾软瘫在旅馆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脚一下地,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摇晃起来。只好让茶房去买止泻药来服。而一同上山的宋云彬他们,玩完庐山以后,就先离茅盾而去上海了。

        茅盾病在旅馆四五天以后,才知道南昌在八月一日发生了暴动,南昌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贺龙、叶挺部队控制了。这时,茅盾才知道党组织要他去南昌的目的;但他却因交通不通失去了时间。稍有力气后,茅盾挣扎着起床,在街上走动,忽然碰见在武汉认识的范志超。范志超把自己知道的南昌消息告诉茅盾,并说,山上有许多熟人,不要在外面跑。有消息由范到旅馆来告诉茅盾。

        困在旅社的茅盾,十分孤寂,他拖着病体,翻译西班牙玛萨斯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并写了几篇通讯打发日子,在12日那天,又写了自己第一首白话新诗《留别》,写就就寄给中央日报副刊。诗是这样写的: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五百支的香烟已经吸完,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辨、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矮克发也都拍完,暑季亦已快完,游兴是已消完,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但只饮过半盏“琼浆”,看过几道飞瀑,走过几条乱山,但也深深的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这首诗是作者此时心情的真情流露。这样一边养病一边译书写作,一直养到8月中旬,茅盾才托范志超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坐日本轮船转道镇江回到上海,所有行李则托同船范志超带回上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茅盾经历了全部过程,给他留下的,是悲愤、迷惘、失望,大革命的场面和所有的热烈的革命参加者一样,茅盾绝没有想到,但今后革命的路该怎么走?从热烈中过来的茅盾也同样无法预测到。茅盾躲开熟人回到上海后,发现自己已经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了,就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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