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70年代初时，茅盾在政治上稍稍有些松动，四届人大代表的证书也送到茅盾手里。但茅盾依旧赋闲，无来访，也无会议，整天无事可做。于是，韦韬便持证去书店买内部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等，在读这些回忆录过程中，茅盾也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都是本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风云激荡的20世纪，许多事件，茅盾都是亲身参加者，许多人，许多事，像电影片断那样，在茅盾脑海中闪来闪去，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广东革命，武汉军校，一二八上海战事，抗日烽火，新疆教书，重庆岁月，一桩桩往事，一件件事情，人来人去，中共历尽艰辛，夺取政权，解放后当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酸甜苦辣等等。茅盾决心写出自己一生的经历。

        起先，茅盾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1975年底到1976年底，关起门来一边口述，一边录音，用近一年的时间，录制了20多盘磁带。对解放后的回忆，茅盾只讲了怎样当上文化部长，1957年随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等重要事件。

        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季刊，旨在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专程登门拜访茅盾，并希望茅盾写点“文坛回忆”

        之类文章。编辑组此时还不知道茅盾已为写回忆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茅盾一听，爽快地答应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

        五四以来，中国名作家群星灿烂，数以千百计，但个人写回忆录以存世传世，似乎还不多见，特别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许多人都是视回忆录为望而生畏的东西，不敢冒险动笔。而此时茅盾答应并率先写回忆录，又属开中国新文学史料之先河，茅盾向《新文学史料》编辑同志讲了自己的想法，打算从进商务印书馆写起，重点放在30年代，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编辑同志一听，也大喜过望，十分兴奋。当时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只能内部发行。而且只发行到那一级。

        茅盾开始着手整理史料，动手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但要整理，谈何容易？

        已经80多岁高龄，长期患哮喘，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只有0.3的视力。

        他想到对自己一生最了解，对自己生平史迹、交往最为熟悉的儿子韦韬。当时，韦韬在部队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如果能让他来当自己写回忆录的助手，再适当没有了。茅盾考虑再三，便给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写信，希望罗秘书长同意借调韦韬到自己身边工作。给罗瑞卿的信发出后，茅盾在1978年7月19日又给周而复写信，诉说写回忆录情形：“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阅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不久，中央知道茅盾将写回忆录，十分支持和关心，于1978年秋，派胡乔木前往茅盾家中，看望茅盾，并代表中央，对茅盾写回忆录表示支持。同时，罗瑞卿也同意茅盾的要求，借调韦韬到茅盾身边工作。此时，领导上还决定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茅盾的儿媳陈小曼派到茅盾身边，协助茅盾写回忆录。中央创造的这些条件，茅盾信心更足了。

        由于有儿子儿媳的协助，茅盾的写作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生活与写作，会客等也开始较有规律，他在卧室边上，放上一只书桌，这样可以少走动。

        一般情况下，他坚持早上7时起床，用过早餐后，9时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时。午睡到3时，再写两个小时。有时看看旧杂志旧报纸，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回往昔的情形。从这些逝去的岁月里，又寻到了昔日的辉煌。

        1978年11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这个刊物是季刊，以后，编辑部及时收到茅盾的稿件，打出校样后，他又亲自仔细地阅改校样。回忆录的还极稀罕的情况下，茅盾的回忆录弥足珍贵。许多20、30年代的作家，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唤起对往日的回忆，也从茅盾回忆录的发表中，得到自我清除束缚的勇气，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得到某种启迪，之后，陆续有些老人也开始回忆自己往昔的经历。所以，80年代初回忆录的繁荣，应该说，归功于茅盾率先突破左的框框，以及他的率先示范作用。

        在写作过程中，往事如烟。茅盾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自己昔年的身影，寻找战友，寻找师友和亲人。但茅盾惟恐记忆不准，便向每个来访的老友询问当时当事，印证自己的记忆和判断。

        有一次，阳翰签去茅盾家拜访，茅盾和阳翰笙叙谈起来，阳翰笙刚说了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时的事情，并问道：

        “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

        “有的，是《民国日报》的主编。”阳翰笙回答说。

        “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茅盾又忙问。

        “是啊，是一个人。”阳翰笙肯定回答。当时阳翰笙觉得奇怪，茅盾怎么突然打听这个人茅盾“噢”了一声。又讲起其他的事了。原来他在询问知情人，印证当时情况和自己的记忆。

        有时，孔罗苏去看望茅盾，茅盾也曾托罗苏去代为查一下资料，查黎烈文是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的，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编《中流》的？后来孔罗荪在向唐弢了解了情况后告诉了茅盾，茅盾十分高兴。

        有一次，葛一虹去拜访茅盾，茅盾看了葛一虹带来的当年的游西湖的照片，很感兴趣，和葛一虹详细回忆了40年代游西湖的情景。葛一虹临走时，茅盾突然记起什么似地问道：“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往重庆，是不是？”

        葛一虹想了想说：“是的，那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传送到延安无疑。”

        这时，茅盾似释重负，笑道：“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茅盾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甚至发表以后，一些知情人给茅盾来信，指出某些错误，茅盾立即改正。商务印书馆生活回忆中，茅盾记得有个茶房是南浔人，好像叫来宝。结果回忆录发表后，熟人告知，此茶房是南浔人没有错，但不叫来宝，而叫通宝。所以，茅盾后来在结集出版回忆录时，及时作了更改。这么一桩小事，茅盾也不轻易放过。

        正当茅盾争分夺秒地写回忆录时，毕竟不是当年一人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了，80多岁高龄和虚弱的身体，也时时折磨和困扰着他。他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知道，再不抓紧就无法完成这个宏愿。莫实，当时茅盾已经虚弱得双手发抖，无法执笔。但来求他题字题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但素来不使人家失望的茅盾，也勉力为之，耗去茅盾不少精力。

        有一天，茅盾半夜里起床小解，腿一软就跌倒在床前地上，他想爬起来，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不属于自己似的，怎么也不能动弹，周围又没有人，想爬过去揿电铃叫人，电铃按钮又够不着，他只好在床前地上喘息一会儿，一点一点地挣扎着扶着床柱，爬在床上。此时，天已蒙蒙亮了。第二天，儿媳陈小曼来了，她得知公公昨夜跌跤的情形后，急得哭了起来。儿子韦韬听说后，也急忙表示要搬进父亲的房间，陪伴茅盾。可是，茅盾淡淡一笑，反而宽慰儿子儿媳，说：“不要紧的，我没有这个习惯，你们在我旁边，我反要睡不着”。

        上午，茅盾照常写回忆录。

        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茅盾写好的一部分回忆录结集出版，并请茅盾为回忆录题书名和为回忆录写序言。

        茅盾同意了。

        他为自己的回忆录题名为《我走过的道路》。他没有用《茅盾回忆录》这样又俗又无味的书名，他一向喜欢自己的书名新颖别致一些。并用毛笔习惯地题了字。

        接着，他又写了序言，作为回忆录的一个交代。序言是这样写的：

        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

        但行年50而知40之非。我今年实足年龄84，如果10岁知人事，则74年的所作所为，实多内疚。幼年禀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甫出学校，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4年后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学术上也曾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也曾学作诗填词。中年稍经忧患，虽有抱负，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当年又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情势，其不足观，自不待言。然而尚欲写回忆录，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此在读者自己领会，不待繁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出版社今将已发表部分出单行本，嘱写序言，因草此数行以答，并将回忆录题名曰：《我走过的道路》。此道路之起点是我的幼年，其终点则为1948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

        茅盾这个“百感交集”的序言，也同样令人叫绝，同样令人感慨万端！

        1980年下半年，桑弧准备把搬上银幕，写出初稿以后，专门去北京听取茅盾意见，桑弧向茅盾讲了自己的构思和设想。茅盾非常认真地听桑弧的汇报后，鼓励桑弧根据电影特性的要求，放开来写，不必太拘泥原作。

        同时，他提醒桑弧，出场人物不宜大多。太多，观众在有限的时间里弄不清楚。

        桑弧听了以后，大为感动。回到上海后，很快又拿出电影剧本第二稿，并让茅盾审阅后，立即投入拍摄。

        有一次，茅盾写回忆录累了，儿子儿媳便劝他休息一会儿。茅盾躺着，儿子儿媳和茅盾说些外面的情况。讲着讲着，讲到现在社会上一些年轻人，思想方法片面，更多的是看到社会上的黑暗面，加上10年浩劫的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甚至不那么信任了，甚至有人不愿入党。茅盾听了以后，十分痛心。他向儿子儿媳谈了自己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奋斗。末了，他十分感慨他说：看来，在今天这种形势下，自己应该站在党的行列里。并说要再次考虑自己的党籍问题。

        1981年2月8日，茅盾写完《1934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一章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中断写作，躺在床上休息。这时，儿子韦韬发现《小说月报》有一封关于等创作及计划写的构想致郑振铎的信，韦韬把这个材料送给茅盾看了，茅盾看后，觉得有价值。可以补进《亡命生活》那一节里。并把信中那一节话录进回忆录里：“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移转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

        茅盾补写完这段文字时，已是1981年2月18日。早春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茅盾补写完后，再也无力提笔了。又躺倒床上。第二天，由于过度劳累，开始发烧。20日那天，实在无力支撑了，这才同意住院治疗。这次住院，茅盾本想和往常一样，住一段时间，身体稳定了，再回来，继续写回忆录。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去住院，离开交道口家里那张熟悉的书桌后，再也没有回来！

        茅盾为写回忆录，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耗尽了自己的一切。茅盾，是用生命在写回忆录，是用生命在记录他光辉而坎坷的一生。在这部煌煌巨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巨匠毕生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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