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饭桌前，猛然低头，夹了点小菜放在碗里，又猛然抬头看他。

        “你这是怎么回事？变成傀儡啦？”

        “我听你的话，配了三焦点眼镜，看书，做针线时用近视焦点；看窗外物景，看电影，用远视焦点；切菜烧饭，坐在饭桌看阁下尊容，用的是中视。以后不必再为找不到适当的眼镜烦恼了。”

        “你要转动眼球呀！夹小菜时眼球向下看，头自然会低下来；要向上看，眼球向上，头自然也抬起来。不然的话，就像被线拉扯的傀儡。”

        “我办不到。夹小菜时想到有话要跟你说，眼睛抬得太快可能就会从远视焦点看你。不够快的话，可能就从近视焦点看你。”

        “那有什么关系？”

        “那何必配三焦点眼镜呀？我不想吃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叹了口长气。我戴眼镜的辛酸从在上海念小学时开始。我常常感到眼睛痛，妈妈带我去看医生，发现我有散光和近视眼，要戴眼镜。那时，多半是老人才戴眼镜的。我配好眼镜，鼻梁上多了个尴尬的负荷。第一次到学校，羞得不敢抬头。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戴眼镜，男同学说我是四眼田鸡。我以为近视眼是一种病，而那副眼镜宣布我的病况，觉得难过得不得了。十岁时，我们举家去了美国，看了眼科医生，他说我只需在看书的时候戴眼镜，我高兴得好像鸟从笼中飞出来。

        但是认识的字越多，近视也就越来越深。我养成癖好，凡是看见字就读，哪怕是一瓶醋上的商标或是咳嗽药的说明书，我都从头读到底。读中学时，我主修文科，必须读的书几乎读不完，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还有萧伯纳、王尔德、托玛斯?曼等等，这些书或剧本我都读得津津有味，一本本厚厚的书读完之后就像消化一顿大餐，肚子饱满，感到恬适。眼睛酸痛当然不在话下。在中文方面，父亲填鸭式地要我攻读经典之作，什么蝇头细书的批注，我都眯着眼睛看。我更迷上了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姻缘》、、、等等，我念得废寝忘食，即使文字没有标点符号，也不分段，我也念下去，因为张恨水小说里的人物是那么逼真，他所描写的一九二○年代的社会是那么引人入胜。一副沉重的眼镜似乎永远压在我鼻子上，眼球带红丝是永久的状况。

        后来我在《读者文摘》工作，那可真是手不释卷，目不交睫的日子。每月美国总社和其他外文版发来的文稿都要看。我们还订了七十多种中文报刊，又买了各种书籍。编辑部同仁分头看，旨在寻找适合文摘风格的文章以便转载，发现一篇就好像淘金者淘到金砂一样。

        我却仍然在阅读的时候才戴眼镜，不阅读的时候我的世界好像笼罩在薄雾里。在街上走，即使跟熟人擦肩而过我也视若无睹，因此有人批评我，说我架子好大，目中无人。于是我笑容常开，在经常光顾的餐馆进午餐，左望右顾，眉开眼笑。直到有一次，引来一名男子两句脏话，使我羞得无地自容。

        全日戴眼镜的时候到了。

        但是眼睛是心灵之窗，怎么可以用眼镜遮起来？于是我配了隐形眼镜。跟着来的是大小瓶消毒水，清洗液，人造泪。早上从床上一跃而起便在洗脸盆前弯着腰，从小盒子里摸出泡了一夜消毒水的镜片，放在小杯子里用清洗液清洗，然后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一一按入眼眶。眨眨眼睛，照照镜子。运气好的话，双眼都看得清楚，便可以换衣服，吃早点，带着一皮包的药水上班去了。

        但戴隐形眼镜的人需要时时戒备不测祸机。上班路上如果灰尘吹入眼睛，千万不可揉它，一揉的话，镜片可能移动，不再盖住角膜而不知去向。那只好一路眼泪涔涔而下，到了办公处，直奔女厕，用拇指和食指尖把镜片从眼睛捏出来，放在小杯子里，加消毒水消毒，然后把头向后一仰，用清洗水一小杯覆盖眼睛，不停转动眼球，希望把灰尘清洗出来。假使眼睛不痛了，就算功德圆满。

        但是如果镜片不在角膜上，那只好闭着眼睛，用手指在眼皮上轻按，按到个硬件的话，就是那小家伙了。设法把它捏出来，再消毒冲洗，按入眼睛。这时，眼睛已像火球，鼻涕直流。假如那小不点儿找不到，那只好鼻子紧贴镜子，拉起眼皮，仔细观察。我的天呀！滑到眼球上端去了！心惊胆战，全身冒出冷汗。别急别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慢慢地翻转眼球，又揉又拍，又挤又眨，终于把那小家伙弄下来了。这时已经眼饧骨软，心力交瘁，只好将另一眼里的镜片取下，从皮包里拿出那副老老实实的近视眼镜戴在鼻子上。

        但如果那小不点儿根本不在眼睛里，根本不见了，那可惨了。摸摸身体，是不是沾在衣服上？独具只眼，视力半清不楚，四处观望。在不在脸盆上？有没有掉在地上？匍匐搜寻那本来就要人看不见的东西。徒劳无功，只好投降。四眼田鸡总比独眼龙强。

        这些痛苦经验使我决定戴老老实实的眼镜，除了近视的还配一副远视的。只有要赴宴会时才戴隐形眼镜。直到有一次要赴盛大的新春年会。我穿了件翠绿色的旗袍，戴了珍珠耳环和项链，自以为打扮得无瑕可击，问他，“你看怎样？”

        他说，“别戴隐形眼镜了。你的眼袋那么大，不如戴普通的眼镜遮起来要好看一点。”多年前我看中他，就是因为他有话直说。

        在公元一千年，就有人用放大镜阅读小字。眼镜是在十三世纪由一名意大利僧人发明的。到了十四世纪，威尼斯已经大量生产眼镜。后来近视远视眼镜都有得买。一四五○年，古腾堡发明活版印刷术之后，戴眼镜的人随着看书的人越来越多。最早的镜片是用手托住的。到了十六世纪，才有人在镜框上加绑带，绑在耳朵上。后来，一名巴黎商人在镜框上加了框脚，长只及太阳穴，因为那时买得起眼镜的都是地主阶级人士，而他们都戴假发。一七三○年，美国商人施卡雷特（Edt）卖框脚长及耳朵的眼镜了，而在一七五二年，爱斯科（JamesAyscough）发明了安装铰链的框脚。

        隐形眼镜则是一八八七年由瑞士医生费克（A.EugenFick）发明的，以玻璃镜片盖住眼球。到了一九三八年，人们以塑料取代玻璃，在一九五○年生产的隐形眼镜就只盖住角膜。

        明朝时代，西洋传教士将眼镜传入中国，受惠者之一是剧曲家孔尚任。那时孔氏的视力衰退，几乎盲目。他买了一副澳门进口的眼镜，戴上之后，整个世界变得清晰明亮，即使傍晚站在窗口，也看得清楚小字。他因此可以继续写作，几年后著。

        据说，人过四十，眼睛的水晶体开始硬化，使眼睛越来越远视。世界上百分之五十二的人都须要用眼镜矫正视力。

        岁月不饶人。几年前，除了近视远视眼镜之外，我还配了一副中视眼镜，是供切菜烧饭时用的。我做事有规有矩，看书做针线的眼镜放在书桌或沙发椅边的小桌子上。做饭时用的中视眼镜放在厨房里，出门时用的远视眼镜放在靠近大门的桌子上。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有时我会戴着中视眼镜做针线，戴着远视眼镜切菜，等到觉得不对劲，就要从饭桌、炉子、水槽边找到书桌、床头、沙发椅、书架上，才找到适当的眼镜。

        如果要出门，那更不得了，因为我还有三副黑眼镜。天气好的话，外子和我喜欢到公园去散步，看报。气候难测，所以六副眼镜都要带。因此出门之前要把它们都找到，放在各别的套子里。因为套子看起来都差不多，我在上面缝了小布标，注明老大，老二，老三和大黑，中黑，小黑。外子等得不耐烦会抓起眼镜随便放在哪个套子里。在公园里坐好要看报时麻烦就来了。大黑套在老二里，老三套在小黑里。

        “小黑呢？我在找小黑！”

        “什么大黑小黑？你呀！最好去配副三焦点眼镜！”

        我摘下三焦点眼镜，揉揉脖子说，“脖子酸疼，受不了。”

        “你那样猛然抬头低头，脖子当然会酸疼。我不是跟你说过，要看远处的时候，眼球向上，头自然会抬起来，要近看，眼球向下，头也自然低下来。”

        “我要是透过近视焦点偷看一下窗外的物景怎么办？”

        “怎么会是偷看呢？”

        “因为那是超越界线，是违规。”

        “什么界线呀？”

        “远视，中视，近视间的界线。从近视跳到远视，不顾中视，就像在公路上开车起线，不顾中间的线就从左边驶到右边。不守规矩的事我不做。我想念老大，老二，老三，还有大黑，中黑，小黑。”

        他长叹一口气，“那么把它们找出来吧。”

        “问题是，老大放在小黑的套子里呢，还是在老二的套子里？老二收在小黑的套子里，还是在老三的套子里？”

        “我们退休了，应该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他叹道。

        “凡事不必明察秋毫，恍恍惚惚过日子，不也很好吗？”

        就这样，我变得凡事眼不见为净，随遇而安。但是如果你在路上看见我迎面而来而我不与你打招呼，请勿见怪。我并不是目中无人。我找不到老大，戴在鼻子上的是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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