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分析，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内容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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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①。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②。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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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书·潘徽传》。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

        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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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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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顒）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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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②《四声三问》。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

        近体诗重视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导人们重形式而轻内容，因而阻碍了诗体的自由发展。但是也要承认，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诗的声音具有音乐美的自然趋势。比较下面四首诗（前两首是齐梁以前的，后两首是唐朝的），我们就会知道，在词句的精炼方面，在音韵的铿锵方面，近体诗在诗的演化史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

        3．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瞑》）

        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球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二）诗的语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国的诗都是文人的赠答抒情之作。语言是文人习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辞藻，有韵味。佛典里有大量的叙事说理的颂赞，译成中文，成为语句匀称的质朴无华的白话诗。这样的诗，风格与中国本土的诗迥然不同，辞采、音律都不很讲究，但是内容深厚，语句通俗，有很强的劝说的力量。隋唐以来，佛教经典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于是就影响一部分诗人，用质朴的白话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诗集早已失传，近年来在敦煌的写本里发现了一些。下面举几首为例：

        1．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2．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3．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其后还有传说的诗僧寒山。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2．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3．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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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均见《寒山子诗集》。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不喜欢通俗，致力写这类诗的不多。但是这类诗在民间相当流行，唐宋之际的村塾里甚至用王梵志的诗作习字课本。文人也有欣赏这类诗的，如宋朝江西诗派的大诗人黄庭坚就曾引王梵志“梵志翻着袜”的诗，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①；范成大的诗里有“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句子，这显然是模仿王梵志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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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

        ②《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三）诗的内容

        魏晋以后，中国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社会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有的文人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的诗句。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连命名都来自《维摩诘经》。有更多的文人同僧人有深厚的交谊，例如东晋的孙绰同支遁，南朝的宗炳同慧远，宋朝的苏轼同参寥，来往都很密切。这种情况自然要表现在诗作上。我们翻阅六朝以后的诗集，到处会嗅到佛教的气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佛教影响诗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二是思想。

        在题材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诗，内容是歌咏佛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

        2．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杜甫《游龙门奉先寺》）

        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王建《破山寺后禅院》）

        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5．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苏轼《书普慈长老壁》）

        也有不少的诗是投赠僧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三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何日纤真果，还来入帝乡。（宋之问《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

        2．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桔，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李白《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3．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无期别，空门不住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钱起《送少微师西行》）

        4．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同。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王安石《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

        5．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赠龙光长老》）

        以上这种性质的诗，作者未必都信奉佛法，但是诗的题材都来自佛教，其为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显然的。

        在思想方面，佛教影响中国的诗，情况比较复杂。思想的内容不同，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在诗作里也就有种种情况——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分作两类：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这类诗，有的是出家人作的，例如：

        1．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皎然《南池杂咏》）之一）

        2．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睡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齐己《默坐》）

        3．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

        也有很多是一般文人作的，例如：

        1．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2．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敞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王维《饭复釜山僧》）

        3．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珮，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白居易《道场独坐》）

        4．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王安石《八功德水》）

        5．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范成大《题药篇》）

        另一类是山水诗和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下面举几首为例。

        1．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左思《招隐》之一）

        2．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3．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朓《游东田》）

        4．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终南别业》）

        5．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李白《寻雍尊师隐居》）

        此外，神韵派的诗曾受到佛教顿悟说的影响，以下“诗文评”部分还要谈到。元明散曲大多是表现隐逸思想，也可说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这里从略。

        附说“词”

        词是花间尊前的乐歌，一般是写“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所以内容受佛教的影响很少。但是间或也有歌咏佛教或者表现佛教思想的，例如：

        1．大圣堂，非凡地，左右盘龙，唯有台相倚。岭岫嵯峨朝雾起，花木芬芳，菩萨多灵异。面慈悲，心欢喜，西国神僧，远远来瞻礼。瑞采时时岩下起，福祚当今，万古千秋岁。

        上中台，盘道远，万仞逍迢，仿佛回天半。宝石巉岩光灿烂，异草名花，似锦堪游玩。玉华池，金沙泮，冰窟千年，到者身心颤。礼拜虔诚重发愿，五色祥云，一日三回现。（敦煌曲子词《苏幕遮》五台山曲子之一、之四）

        2．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祇。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王安石《望江南归依三宝赞》）

        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文

        佛教影响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情况同诗有相类的地方。六朝时期的骈体，到隋和初唐更加兴盛，格调更加讲究，这也是四声理论推波助谰的结果。禅宗盛行以后，士大夫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语录体。这都是文体方面的事情。

        对于一些作家的文章的气势、神理之类，佛教也有不小的影响。中国文人有不少是熟读佛典的，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使他们的文笔受到熏染。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朝的柳宗元，苏轼说他“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①苏轼自己也是这样，钱谦益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②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因为形迹不很显著，这里不能详说。以下谈谈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的题材，二是文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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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②《初学集》八十三《读苏长公文》。

        （一）文的题材

        在中国的正统文学里，题材与佛教有关涉的文章，数量也很不少。其中有的是成部的著作，如北朝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作者在尔朱荣乱后重过洛阳，目睹“城郭崩毁，宫室倾复，寺观灰烬，庙塔丘墟”①，追忆当年佛寺兴盛时期的华美壮丽，写成这部怀旧的书。文笔清隽秀丽，到处流露着叹惋的情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优美作品。下面举《景明寺》一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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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洛阳伽蓝记》原序。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

        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光观盛（原有脱误），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妆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沈浮于绿水。硉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为称首。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旙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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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祖谟校释本卷三。

        题材与佛教有关涉的零篇文章，历代的典籍里随处可见。

        体裁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举几篇为例。

        1．谢安《与支遁书》

        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慧皎《高僧传》卷四《支遁传》）

        2．白居易《游大林寺序》

        余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时，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中坚、利辩、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润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成口号绝句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尽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既而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漱三人名姓文句。因与集虚靠叹，且曰：“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乐天序。（《唐文粹》卷九十六）

        3．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丛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俯入绿缛，幽荫荟蔚，步武错迕，不知所出。温风不烁，清气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噫！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则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剪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柳河东全集》卷二十八）

        4．欧阳修诗话一则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乎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者是也。（《六一诗话》）

        5．陆游《跋杲禅师蒙泉铭》

        右妙喜禅师为良上人所作《蒙泉铭》一首。往予尝晨过郑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气豪，直据上坐。时方大雪，寒甚，因从禹功索酒，连饮径醉。禹功指僧语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辞谢，方说诗论兵，旁若无人。妙喜遂去。其后数年，予老于忧患，志气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责。然犹冀一见，作礼忏悔，孰知此老遂弃世而去邪！虽然，良公盖一世明眼衲子，不知予当时是，即今是，试为下一转语。隆兴改元十一月五日，笠泽渔隐陆某书。（《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二）文的思想

        中国文人有不少是信仰佛教的，或者思想中含有佛教成分，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佛教气息。

        这类文章，在历代的典籍中也是随处可见。下面举不同体裁的几篇为例。

        1．竺僧度《与杨苕华书》

        夫事君以治一国，未若弘道以济万邦；事亲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济三界。发肤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远，未能兼被，以此为愧。然积篑成山，亦冀从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般若，虽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铿锵之声，炜烨之色，不与易也。若能悬契，则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岁聿云暮，时不我与，学道者当以日损为志，处世者当以及时为务。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经心而坐失盛年也。（慧皎《高僧传》卷四《竺僧度传》）

        2．王维《赞佛文》

        窃以真如妙宰，具十方而无成；涅槃至功，满四生而不庶。故无边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深；万法偕行，无行为满足之地。惟兹化佛，即具三身；不舍凡夫，本无五蕴。实借津梁相法，脱落尘容，始于度门，渐于空舍。然后金刚道后为三界太师，玉毫光相得一生补处。左散骑常传摄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于多劫来，植众德本，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含哺则外荤羶，胜衣则斥珠翠。教从半字，便会圣言；戏则剪花，而为佛事。常侍公顷以入朝天阙，上简帝心。虽功在于生人，深辞拜命；愿赏延于爱女，密启出家。白法宿修，紫书方降。即令某月日，敬对三世诸佛，十方贤圣，稽首合掌，奉诏落发。久清三业，素成菩萨之心；新下双鬟，如见如来之顶。绮繻方解，树神献无价之衣；香饭当消，天王持众宝之钵。惟娘子舍诸珍宝，涂彼戒香；在微尘中，见亿佛刹；如献珠顷，具六神通。伏愿以度人设斋功德，上奉皇帝圣寿无疆。记椿树以为年，土字无垠；包莲花而为界，又用庄严。常侍公出为法将，入拜台臣，身在百官之中，以超十地之上。夫人以文殊智，本是法王；在普贤心，长为佛母。郎君娘子等，住诫性为孝顺，用德为道场，将遍众生之慈，迥同一子之想。又愿普同法界，尽及有情，共此胜因，俱登圣果。（《王摩诘全集》卷二十）

        3．苏轼《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始名护国，嘉祐八年赐今名。堂宇斋阁，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岁正月，男女万人会庭中，饮食作乐；且祠瘟神，江淮旧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员外置眉山苏轼记。（《苏东坡集》卷三十三）

        4．袁宏道《书念公碑文后》

        余辛丑夏，舟中为念公述此，小修代书于册。彼时龙湖老人犹在通州，谈大乘者海内相望。自余山居七载，再游南北，一时学道之士俱落蹊径。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复见汉官威仪。有来者询，余曰：“焦先生，洪钟也，试往叩之。”及余归柳浪，而念公适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盖余之耳不闻至论，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抚今思昔，用与之俱。夫使海内人士无志大乘则已，若也生死情切，则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针札。余非阿私所好者，盖余参学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读不至误人。若但欲持戒学语，则无事此老锤凿矣。（《袁中郎随笔》）

        5．钱谦益《题介立诗》

        昔人云，僧诗忌蔬笋气。余谓惟不脱蔬笋气，乃为本色。惟清惟寒，亦玄亦淡，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此其蔬笋气，天然禅悦之味也。旦公诗托寄孤高，属意清切，庶几道人本色，不失蔬笋风味。余读而深叹之。唐僧之诗，各有原本。赞宁称抒山之诗，谓文人结习深重，故以诗句率劝，今入佛智，此昼诗之本领也。旦公从文字因缘深入佛智，作诗如华严楼阁，弹指皆启，岂以一章半偈为能事乎！他日以今之旦配古之昼，何为不可？峨嵋老衲彻修题。（《牧斋有学集补》）

        以上引来作例的几篇是明显地表现佛教思想的。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有些以玄谈、山林、隐逸为内容，也是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作品，因为崇尚玄谈、山林、隐逸是魏晋之际释、道思想融合的结果。这类文章以南北朝时期为最多，下面举几篇为例。

        1．王羲之帖一则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

        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法书要录》）

        2．三则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第二》）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言语第二》）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二十三》）

        3．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此奇者。（《陶隐居集》）

        三、诗文评

        隋唐以来，禅学盛兴，中国有不少文人喜欢引用禅理来谈论文学，并且提出所谓韵味说、妙悟说、神韵说等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许多朝代，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受到很大的影响。下面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形。

        学佛，目的在于求解脱，度一切苦厄（这自然是幻想）。

        能不能解脱，关键在于能不能彻悟。晋宋之际，佛教大师们对悟有“渐”“顿”两种看法。宣扬顿悟说的是当时的名僧竺道生，慧皎《高僧传》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①

        --------

        ①卷七《竺道生传》。

        这在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有破旧立新之功。汤用彤说：

        生公在佛学上之地位，盖与王辅嗣在玄学上之地位，颇有相似。……竺道生盖亦深会于般若之实相义，而彻悟言外。于是乃不恤守文之非难，扫除情见之封执。其所持珍怪之辞，忘筌取鱼，灭尽戏论。其于肃清佛徒依语滞文之纷纭，与王弼之菲薄象数家言，盖相同也。①比竺道生的时代稍后，到南朝宋末年，被推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磨来华，讲《楞伽经》，传禅法，也主张“不随于言教”②。

        --------

        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

        ②《楞伽师资记》。

        菩提达磨的禅法一传再传，吸收竺道生的理论，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到六祖慧能之后，成为在中国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禅宗。

        这种超乎象外、直指本心的玄理对教外的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如谢灵运就曾著《辩宗论》，引用竺道生的理论，阐明所谓折中孔、释的顿悟说。到唐朝，禅宗的势力越来越大，禅理的影响越来越深，有不少文人的生活和作品中带有或多或少的禅味（例如王维和孟浩然）。还有些文人引用禅理来讲文学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晚唐的司空图。他在《与李生论诗书》里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滀、渊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贾阆仙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①

        --------

        ①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他又在《与极浦谈诗书》里说：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①

        --------

        ①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这里提出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同禅理的“超乎象外，不落言诠”正是相类的东西。

        司空图的名著是《诗品》。这部书把诗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二十四种，每种用一些美丽形象的四言诗句加以解说。这诗句中有不少也是富于禅味的。例如：

        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冲淡——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纤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

        沉着——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高古——虚伫神素，脱然畦封。

        洗炼——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

        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精神——妙造自然，伊谁与裁。

        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委曲——似往已回，如幽匪藏。

        实境——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形容——俱似大道，妙契同尘。

        超诣——远引若至，临之已非。

        飘逸——如不可执，如将有闻。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显然是用禅境来说明诗境，因为作诗不能“不著一字”，也就难于“超以象外”了。

        在有些文人看来，司空图设想的富于禅味的诗境，同白居易等人写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相比，显得超逸美妙，因而对于后来的诗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宋朝，禅宗的声势越来越大，用禅理来写诗、论诗就成为风气。例如苏轼在《送参寥师》里写道：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①

        --------

        ①《苏东坡集》卷十。

        这是说，想要诗句高妙，就必须重视禅悟。

        苏轼之后，受苏门影响的韩驹、吴可等，论诗更加重视禅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说：

        苏轼论诗已近禅悟，韩驹、吴可则说得更明白。韩驹《赠赵伯鱼诗》有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先生诗》二）吴可的《学诗诗》也是这样：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

        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

        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此诗见《诗人玉屑》卷一所引，不载吴氏《藏海居士集》中。当时龚相亦有《学诗诗》，即和吴氏之作。

        《诗人玉屑》亦引之云：

        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才知岁是年；

        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

        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

        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

        这都是以禅喻诗，开《沧浪诗话》之先声。《陵阳室中语》述韩氏语云：“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语此。”（《诗人玉屑》卷五引）吴可《海藏诗话》也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可知他们的论诗宗旨与方法都是一样的。

        诚斋（杨万里）论诗颇带禅味。其诗论中禅味最足者，如《书王右丞诗后》云：“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诚斋集》七）又《读唐人及半山诗》云：“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诚斋集》八）《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云：“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诚斋集》三十八）答《徐子材谈绝句》云：“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诚斋集》三十五）这几首诗都是他的论诗宗旨，比《诚斋诗话》所言尤为重要。而诗中所有字面，如参透，如传法，如关捩云云都是禅家话头。其故作不了了语，也落禅家机锋。①宋朝的文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用禅悟来论诗的还有很多，例如李之仪、曾几、葛天民、赵蕃、戴复古、杨梦信、徐瑞、范温、张镃、张炜、邓允端、叶茵等人②。其中理论最成系统、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严羽。他的名著《沧浪诗话》，中心内容是以禅喻诗，以悟论诗。下面引几处最突出的为例。

        --------

        ①四四《从韩驹吴可到杨万里》。

        ②详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四七《严羽沧浪诗话》。

        1．夫学诗者……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頞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2．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3．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4．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5．须参活句，勿参死句。

        6．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①

        --------

        ①以上所引均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

        这里他讲学诗的门径是“参”，所求是“透彻之悟”，写诗要“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理是禅家的，连话头也是禅家的，可见受佛教的影响是如何深远了。

        严羽《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宋朝以后，文人引用禅理来讲诗文的也很不少。例如明朝的谢榛说：“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①

        --------

        ①《四溟诗话》一。

        屠隆说：“诗道有法，昔人贵在妙悟。……如禅门之作三观，如玄门之炼九还，观熟斯现心珠，炼久斯结黍米，岂易臻化境者。”①钟惺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自知之而无可奈何。”②释普荷说得更加明显：“太白子美皆俗子，知有神仙佛不齿。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国风死。惟我创知风即禅，今为绝代剖其传。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从此作诗莫草草，老僧要把诗魔扫，那怕眼枯须皓皓。一生操觚壮而老，不知活句非至宝。吁嗟至宝声韵长，洪钟扣罢独泱泱。君不见，严沧浪。③

        --------

        ①《鸿苞》十七。

        ②《隐秀轩文·往集》。

        ③《滇诗拾遗》卷五。

        严羽之后，引用禅理来论诗的人，最重要的是清朝的王士禛。他是清朝初年的大作家，当时推为诗坛盟主，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重要。他发展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严羽的妙悟说，主张诗的最高境界是“神韵”。他著作很多，经常用诗、禅相通的道理来阐明最上乘的诗的奥秘。例如：

        1．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上。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池北偶谈》）

        2．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

        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渔洋诗话》）

        3．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

        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慎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蚕尾续文》）

        4．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论”，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透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分甘余话》）

        5．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香祖笔记》）

        6．僧宝传：石门聪禅师谓达观昙颖禅师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效者工，否则拙。何以故？未忘法耳。

        如有法执，故自为断续。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语，亦吾辈作诗文真诀。（《居易录》）

        由禅的境界悟出“神韵”，并进而宣扬“诗禅一致”，这比严羽的偏重比况更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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