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的诗语用广义，包括词的用语。这样一个词有言外意（或即称为言内意），是有的语不是诗语，或诗语虽然也是语言，但有特点，甚至自成一家。这种情况，举例以明之容易，如“锦瑟无端五十（读仄声）弦”是诗语，“啤酒一元五一瓶”不是；用定义的形式，一刀两断，泾渭分明，就太难了。这里避难就易，只说，有情意，用诗词的形式表达，因为成品名为诗，名为词，所用语言就应该是诗语。这样，显然，作诗填词，就必须先知道什么是诗语。定义难，或难于利用，只好不避繁琐，就有关的各方面说说。

        前面说过，作旧诗，填词，要用唐宋人在诗词中习用的语言。那是文言（例外极少），或说与口语不同的异时异地的人共用的书面语。为什么要这样？就昔日说，是文人都觉得（或并未想过），既然是用笔写，就应该用人人都在用的书面语（俗文学用白话写是另有源头，另有用场）；日久天长，并固结为不这样写就不会写。总而言之是时势使然。就现时说，情况就复杂了，或说原因就不只一种。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用文言惯了，换为现代语，不习惯。俗话说，学什么唱什么，趸什么卖什么，诗词也是这样，读的总是“感时花溅泪，恨别（读仄声）鸟惊心”，“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读仄声）”之类，及至拿起笔，要写“车站迎来你，飞机送去她”，“明天哪里见面？你单位主楼前院”，反会感到不顺手。其二是，比较起来，文言字少义多，现代语字多义少，诗词有定格，句读内字数有限制（词间或用长句，不多），用文言容易装进去，用现代语就多半不成。现代语繁，来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文言中许多单音词，现代语变为复音词，如“衣”变为“衣服”，“惜”变为“爱惜”，“伟”变为“伟大”，等等；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如常说“乘车”、“坐车”，证明“乘”“坐”还可以单用，有的人却非说“乘坐火车”不可。另一种是所谓形态的零碎增多，如“有亲属关系”，“坐在椅子上”，有的人要说“有着亲属关系”，“坐在了椅子上”。还有一种是意合法少了，如“老者安之”，现在要说“对于老年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得到安适”。语言长了，以诗为例，五七言就难得装进去。如果不信，还可以试试。两种试法，一种是用现代语重写某一首，另一种是用现代语自作一首，我想，一试就会感到，五七言的地盘真是太小了。五七言的格式不能变，想作，就只好用文言。其三是，诗语是用来写（或径直称为画）诗境的，诗境之所以能成为诗境，条件之一是与实境有距离；有距离也有来由，是它不是直接来于实感，而是来于想象或想念。用语言写，想保持这样的距离，文言比较容易，现代语比较难。举一点点突出的例。“夜阑更秉烛（读仄声）”，意境好，现代化，不用烛了，可是改为“黑了开电灯”，务实，诗意像是就减少了。又如“香车系在谁家树”，现代的才子佳人大多是坐汽车，难得不污染，只好说“汽车停在哪条街”，也是一务实，诗意像是就跑了。必须远去的才有诗意吗？根据韩非子“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理论，这说不通，可是就作诗填词说，维新又确是有困难。我的想法，用文言以求容易画出诗境，也许只是权宜之计，而不能找出坚实的理论根据；不过，为余事作作诗、填填词的人着想，别辟蹊径，尤其有理论支持的蹊径，谈何容易，所以不如，或只能，卑之无甚高论，不把秉烛变为开电灯也好。

        作诗填词，宜于用文言，是眼一扫就能看出来的。细端相又会看到，所谓文言，并不是任何文言，而是有某种色彩、某种力量的文言。看以下两联：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两联都出于李商隐之手，前一联是《咏古》诗的开头，后一联是诗的开头，都是用文言写的，可是对比，前一联殊少诗意，后一联不只有，而且很丰富。为什么？自然是意境有别。意境是靠词语（或组成句）表现的，所以分别也不能不深入到词语。这意思正面说就是，有的词语与诗词的关系近，有的词语与诗词的关系远。显然，作诗词，遣词造句，应该用与诗词关系近的。这样的词语，难于具体指出，因为：一，无尽；二，也难于与另外一群划清界限。无妨由性质方面看看。这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象方面，要易于画出鲜明的诗境，以这种性质为尺度，可以分辨，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不怎么样，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很好。另一是力量方面，要易于唤起幽渺的情思，以这种性质为尺度，可以分辨，杜甫的“相对如梦寐”很好，苏东坡的“家童鼻息（读仄声）已雷鸣”不怎么样。两种性质都嫌抽象，但把捉并不难，就是靠自己的感受，孟子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读别人的，写自己的，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

        以上主要是由分别方面说，诗语是能够写出诗意的文言。范围缩小，专看这样的文言，它入诗入词，一要表现诗意，二要恰好能够装到某一种格式里，因而与一般散行的文字相比，就会显得具有某些特性。说说这些特性，会使我们对于诗语有较深的认识。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是意境方面，另一是句法方面。

        先说意境方面。称为意境，表明它不是实境。它来于实境，却有变化。有由量方面看的变化，是由繁变简。“王侯第宅（读仄声）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读仄声）时”，安史之乱，长安的变化自然不只这一点点，但是入诗，就不宜于，也不能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还有由质方面看的变化，是取精舍粗。“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秋天的景象自然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但所举的一些不只有代表性，而且有突出力，因而寥寥十几个字就能使人感到凄凉。秋天的实景可能引起不同的人的不同感触，这里只是凄凉，是取精舍粗的写法起了作用。这样说，质有变的意境，是以诗语为寄托表现出来的。诗语要由写法来体现，而写法，细说就会无尽无休，只好从略，单讲一些可以看作诗词中特有的。这总的性质是与现实的距离加大。现实和文本是两个系统，重合是不可能的，通常总是事繁文简，事直文曲，甚至事真文假。但那不见得都是心甘情愿。诗语之离开现实是心甘情愿。因为心甘情愿，所以常常不只表现为远，有时是更远。这依照近远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只能算作举例）。近的一类是突出一点点，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甚至夸张些以换取形象鲜明的效果。诗词中叙事、写景、言情，如“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潮带雨晚来急（读仄声），野渡无人舟自横”，“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可以作如是观，因为写法都是轻轻一点而求形象、情意突出。稍远的一类，与眼观物有相似之处，是距离加大，清晰变为迷濛。诗句如“解释春风无限恨”，“门外无人问落花”，“晓窗分与读（读仄声）书灯”，“去作西窗一（读仄声）夜秋”，词句如“初将明月比佳期”，“夜月一（读仄声）帘幽梦”，“天际小山桃叶步”，“啼到春归无啼处”，都是似可解似不可解，与人以幽美而细看又不清晰的感觉。这样写为什么也能表现诗的意境？我想是因为，诗境与梦境有亲属关系，两者的同点是幻而不实，异点是一来于昼（即所谓白日梦），有条理；一来于夜，没有条理。这同点就注定，适度的迷离恍惚甚至可以使诗意显得更浓，因为距实更远，距梦更近。也许就是以此为原由，诗词之作，还有通体迷离恍惚也能成篇的，如：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间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读仄声）座看（读平声）。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一）

        马上吟成鸭（读仄声）绿江，天将间气付闺房。生憎久闭金铺暗，花笑三韩玉一（读仄声）床。添哽咽，足凄凉，谁教（读平声）生得（读仄声）满身香。至今青海年年月，犹为萧家照断肠。（纳兰成德《鹧鸪天》，据手写本）

        如果文章写成这样，至少是一般人，会认为故意隐晦，入了魔道。诗词就容许这样，因为它可以，或干脆说宜于，与现实拉开距离。还有更远的一类，是夸张过了头，成为不合理。最典型的是诗仙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其他如“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都只能凭印象来吟味，如果抠字眼儿，就成为大言欺人了。

        再说句法方面。诗词成篇，形式方面，大致说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一句或一读，字数有定；二是某处所的字，平仄有定；三是某处所的字，韵有定。这三个条件都相当顽固，几乎不许还价。可是还要成篇，怎么办？只好其他方面让步。让步的办法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词语的增减（主要是减），一个方面是语序的变动。先说增减，一般是削足适履式，砍去本不当砍掉的，以求装得进去。这有词语内的，如“归邀麟阁（读仄声）名”，“文字鲁恭留”，“王乔鹤不群”，应该说“麒麟阁”、“鲁恭王”、“王子乔”，因为容不下，只得削去一个字；又如“地近函秦气俗（读仄声）豪”，“函”指“函谷关”，因为容不下，竟削去两个字。至于词语外的，那就花样繁多，只举一点点例。如“林中观《易》罢”，“朝回日日典春衣”，都不表明这样做的是谁，用语法术语说是省去主语。还有省去谓语的，如“悠悠洛阳道”，“梨花院落溶溶月”就是。由省去主谓下降，有多种砍削的情况，如“早知清净理”，“白发悲花落”，意思是，“如果早知清净理”，“因为白发（老了），所以见落花更加悲伤”，也是为容得下，把如果、因为等零碎省去了。增的情况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如“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初”字就是求与“日”字对偶，拉来凑数的。再说另一个方面，语序的变动。绝大多数是为了满足声音（平仄和韵）的条件。有少数与声音无关，如“画图省识（读仄声）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月夜”改为“夜月”，是求与“春风”对偶（时令、天文对时令、天文）；“王母降”改为“降王母”，是求与“满函关”对偶（动宾对动宾）。为满足声音条件而变动语序的情况就太多了，由细而巨举一点点例。如“佳节（读仄声）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漠漠水田飞白（读bò）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清明佳节”改为“佳节清明”，是因为全篇仄起，开头应该是仄仄平平；“顾虎头何年……画”改为“何年顾虎头”，是因为全句应该是平平仄仄平，而且要押十一尤韵；“白鹭飞”改为“飞白鹭”，“黄鹂啭”改为“啭黄鹂”，是因为全篇押四支韵，“鹂”用作韵字，要在句尾，连带“白鹭飞”也就非改不可（既要平仄仄，又要也是动宾形式）。变动还有扩大到句外的，如“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读仄声）寒”，“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依时间顺序，应该是先怜后赠，先扣后疑，先人后语；颠倒次序说，是避熟以求奇警。求奇警还有大离格的，那是杜甫《秋兴八首》中的一联，“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硬使“鹦鹉”、“凤凰”与“香稻”、“碧梧”换位，以致意思说不通。但千余年来读者也就容忍了，原因的一半是诗圣名位太高；另一半是，这是诗，语句的组织是容许不循规蹈矩的。

        以上是泛泛谈诗语的情况。以下转为谈用典。用典是文言各体共用的手法；诗词中常常用，也许是因为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无妨把用典看作诗语中有鲜明特点的一个小类。由用典是怎么回事说起。这可以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如“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对棋”句是用《晋书·谢安传》记谢安与客下棋事，以表示自己（作者杜甫）当年与房太尉也有过这样的交谊。“把剑”句用《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季札于徐君死后挂剑于徐君墓树事，以表示自己对死者也有此心。两句都是引古事以表今意；“凌波”是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以表示美人脚步，是引古语以表今意，这用不着思索就会看出。这样的表达方法会带来麻烦：一种轻的是“隔”，因为不是径直说，理解就不能不绕弯子；另一种重的是“难于理解”，因为读的人也可能没念过《晋书》、和，不知道事或语何自来，典故就必致成为迷魂阵。

        可是昔人（尤其时代靠后的）还是乐于用，为什么？原因不只一种。最平常而不足为训的是文人习气，借此以表示博雅。习气会助长习惯，本来可以说“写出来先放着”，却一张口就溜出个“藏之名山”来。接着是习惯有扩张性，扩张为时间长，人数多，终于就成为独霸，像是非这样说不可了。

        “司空见惯”就是个好例，它的来路本来不光彩，是歌女太漂亮，“断尽苏州刺史肠”，可是你想不这样说，又很难找出个其他说法来代替。用典的问题就是这样麻烦。比喻典故是所谓人物，他不是样板戏中的，好坏分明；而是杂七杂八的，好坏，要看用什么样的，怎样用，以及用得多少。专说诗词，有个事实先要承认，是，时间靠前，它间或用，时间靠后，它常常用，且不管文人习气，这样做有没有好处？答案是有，大致是以下几种。

        其一是这样说反而方便。如“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读仄声）起高楼”，“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时封五人为侯，是汉朝的事，而且不只一次，所以以五侯代富贵人家成为惯例，说着反而省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也是凡读书人都熟悉，所以表示不管兴亡旧事、且乐今朝的意思，引用这两句就可以随口说出来。这情况，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有些人语言库存比较丰富，遇到某种时机，一种旧而合用的语句会不知不觉地冒出来。这可以是俗的，即不见经传，如“慢鸟先飞”之类；也可以是见经传的，如“狡兔有三窟”之类。库存里有，不许用，就一己说是限制表达的自由，就用同一种语言的全体说是安于语言贫乏，当然是不对的，也是办不到的。从这个角度看，用典，理论上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用得合适不合适，留到下面谈。

        其二是可以取得言简意丰的效果。如“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黔娄是《高士传》里描述的高士，有志有节而穷困，元稹引来代指自己，比直用己名，意思就丰富多了；在空中写“咄咄怪事”，以泄被废黜的愤慨，是晋朝殷浩的事，辛弃疾引来表达自己壮志不得酬的心情，正是轻轻一点而力有千钧。上面说过，诗词的句读、字数有限制，像这样丰富而委曲的意思，不用典就比较难说。

        其三是用古典说今事，可以取得情景化近为远的效果。如“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青鸟送信，见《汉武故事》，赤松子为得道仙人，见《史记·留侯世家》，孟浩然这里不过是说某道士派人来约去聚会，用典，拉出青鸟、赤松子，意境就由现前事变为远景，根据上面所说，诗意就浓了。同理，苏东坡诗有“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之句，《列子》有“黄帝昼寝，梦游华胥之国”的记载，都拉来，写自己（姜夔）梦中的浪漫经历，也就可以化近为远，俗情冲淡而诗意增多了。

        其四是可以引起联想，取得锦上添花的效果。望梅可以止渴，画饼可以充饥，都是靠联想。诗词也是这样，如“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永丰柳，无人尽日花飞雪”，堕楼人用石崇的歌女绿珠跳楼自杀的故事，落花轻飘飘，自然不像堕楼人，可是这样写，靠联想，能够于好景不常的凄凉之外，兼使人感到美，也就是增添了新意；永丰柳是用白居易诗，“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本事诗》说是白衰老时为歌女小蛮而作，因为他还有“杨柳小蛮腰”之句，张先这首词是写惜春的惆怅之情，引永丰坊的旧事，就会使人联想到诗人老去的凄凉，意思就重多了。

        其五是可以写难言之隐。大千世界事无限，其中有些，未必不应有而不好明说，如果还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一种办法，甚至是好办法。如“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贾氏窥帘用韩寿偷香故事，宓妃留枕用洛神与曹植在洛水上相会故事，写男女的不合规范的行为，像是轻而易举，如果不用典而直说，就很不好办；同理，闻琴是用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解佩是用郑交甫在汉皋与仙女好合的故事，也写男女的越轨行为，用典可以变粗俗为娴雅，如果不用，张口就大难。

        这样说，用典，一方面是隔，难解，另一方面是也有优点，或说必要性，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纠缠？总的原则是适可而止，并求易解。原则化为实行，可以分作六个方面说。

        其一，要意思切合。如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七律尾联，“且欲近寻彭泽（读仄声）宰，陶然共醉菊（读仄声）花杯”，用陶渊明为彭泽令的故事，意思多方面都合适：一，都是县官（尊称为明府）；二，九月九日重阳，习俗喝菊花酒；三，陶渊明喜欢喝酒，又爱菊花。像姜夔《八归》的“想文君望久，倚竹（读仄声）愁生步罗袜”，切合的程度就差些，因为这首词是为胡德华送行的，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的妻正盼你回去”，用文君代妻，推想胡的妻看到就未必高兴，因为她极少可能是既曾寡居又曾私奔的。

        其二，用典，比喻为做生意，要能赚钱，即表现力要比不用强一些。如杜甫的“匡衡抗疏功名薄（读bò），刘向传经心事违”，辛弃疾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杜甫言志，说自己为谏官，曾向皇帝上书，有如汉之匡衡，有志传经，有如汉之刘向，匡衡、刘向是历史的大名人，引来自比，人品和志向的分量就加重了；辛弃疾有救国大志而不能实现，但不泄气，引廉颇吃米一斗、肉十斤的故事以自比，使读者不能不联想到廉颇的壮志英风，也是意思就重多了。意思加重，用典虽是绕弯子说，总是没有白用。像周邦彦的“冶叶倡条俱相识（读仄声），仍惯见珠歌翠舞”，冶叶倡条本诸李商隐诗“冶叶倡条偏相识（读仄声）”，指歌女，等于用隐语而意思没有增加，不增加，宽厚些说也是用不用两可。

        其三，还有一种情况是非用不可，那就只好用。我昔年写文谈用典，曾经说到这种情况。为省力，再说一遍。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读bò）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读hè）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寒，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其四，有兴趣用，或不得不用，总当尽量避免用生僻的。不生僻与生僻，没有明确的界限，大致说，见于多数人熟悉的书并诗文中常用的是不生僻的，反之是生僻的。以诗词为例，如“又值（读仄声）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接舆是提到的人物，《五柳先生传》，王粲，杜诗，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是不生僻的。像“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踪，何时再展，翠钗难卜”，东西玉用黄庭坚诗“佳人斗南北，美酒玉东西”（案原诗即晦涩难解），指名贵酒杯，是生僻的，如果不注，了解的人必很少。用僻典以显示博雅是文人恶习，作诗填词，都是以后期为甚，不足为法。

        其五，炫学的办法之一是用僻典；还有一种，更常见，是多用，也应该尽量避免。多用，诗，唐人及其前，词，北宋人及其前，很少见；其后，尤其更后，就随外可见了。只举一个例，是明清之际顾云美作的一首七律，寄给钱谦益的，文曰：

        赌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引）

        全篇用宰相典故，以表示钱谦益有宰相之才，即使意思能够切合（其实是未能，如首联比钱为谢安、李泌，就失之太过），也总有难解的缺点，因为如果不熟悉古典，就必致如坠五里雾中，读等于不读了。

        其六，用了，不管生僻不生僻，最好为一般人着想，补救一下。办法是加注。这是古人早已做过的，如杜诗，不只有多种注，而且其中有详注。我们是现代人，没有李杜、秦黄的高位，我的想法，如果有兴致也平平仄仄平，而且用了典，就最好是自己下手，加注，以求同时的人万一赏光，不至有看不懂的困难。为节省人力物力，注可以尽量求简明，点到为止，如“接舆”，只说是与孔子同时的隐士，见《论语·微子》，“五柳”，只说是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指隐士的居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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