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闵没有来,他们约定的时间,最迟上午十点。中午也不见人影,裘利安一人就到楼下餐馆吃了饭,也不想呆在旅馆等她。想起伦敦的朋友,让他去找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阿罗德·艾克顿爵士,他定去会会此人。
艾克顿住在一个胡同里,四合院的平房,好多间,院子里有树木长凳,门窗明净,很舒适。见裘利安第一眼就说,“我怎么觉得是罗杰·弗赖?你和罗杰太像了。”
裘利安本来想说很抱歉,未先预约,但见艾克顿对他们这个圈子简直太了解,说那话就太生分了。
进了客厅,屋里有一个中国青年男子。艾克顿介绍说这是他的学生,姓程,他很亲热地和程说了一些中文。从他们的举止眼神,裘利安一下就明白他们是什么关系。艾克顿见他在注视,有点不好意思。裘利安却报以友好的微笑:他同性恋见多了,与母亲同居的邓肯,经常带男朋友来,有时带来魁梧的年轻水手。早晨偷一幅画走,幸好他们不识好画。连孩子们都知道,老远见这类人来,就开玩笑在房子里喊,又有强盗来了。
艾克顿和程听说他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说认识郑教授,还有诗人闵,不知道他们回北京没有?应当会会北京新月社的人,尤其一批新出的诗人,好多在艾克顿班上读书。太巧,又碰见新月社的人!裘利安当然没有提闵就在北京,但是此人对中国这个圈子也知道得太多。
他想借口说约个时间下次再来,就站起身来。
艾克顿说,“还没喝酒,怎么就走?”
“喝酒?”
“对呀,来来,你一个人在北京冷清得很。中国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艾克顿说。
程去厨房安排酒菜。
艾克顿说自己差不多已经是个中国人,他的眼角喜欢往上飘。他告诉裘利安,北京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还有你们剑桥的著名批评才子燕卜荪。不像其他城市的西方人,不是商人,就是牧师。艾克顿和他们一帮人昨日刚从离北京城不远的承德山庄回来,以前皇帝避暑的行宫,冬天打猎,那儿是好地方,古树参天,古寺庙森严,钟声悠远。看来,这些英国人很适应北京,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乐不思英国。
不过,裘利安感觉,这个艾克顿虽然自夸成了中国人,但还是很寂寞,跟他此刻一样。
艾克顿带裘利安去另一间参观他收藏的中国古画古玩线装书。在院子里艾克顿停了下来,对裘利安说:“北京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天堂!当然,你说这是因为我的偏见,自我放逐。可是在道德主义的西方社会,除了你们布鲁姆斯勃里那一帮自由主义精英,谁能不顾社会舆论,我行我素呢?”他长叹一口气,“日本人越逼越近,一个多月前,十二月份,在这里共产党学生闹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抗日为名,逼政府放弃对残余红军的追剿。青岛也闹了吧?”
裘利安摸摸额头上已看不见的疤痕,没有做声。
“日本人,共产党,”艾克顿摇头,“天堂日子还能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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