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没有过去，她随时准备赔光本钱重搭戏台。

        “反正，”她停止说话，向我摊开修长的手。那手精雕细琢，好像专做摆设让人看的，最让我着迷。她主动伸出了手，我的心跳了起来，能把这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尽兴研究一番必有所得。

        虽然这手上的纹路我已经相过多少次，她经常与我比手掌，多少次我如入八阵图，困惑得忘了自己在找什么。从我们俩的一生来看，我好像应当更关心头脑，她似乎本来就有更多的身体本钱。而肉身之运，更显于手纹：上海人后来俗称的“台型”，就是这个意思。她的台型真是绝无仅有。不过只有这次，我有机会静心端详，这才进入了掌心绝阵：看出了她命犯三冲，灾星拦运。更糟的是，我没能做到面不改色。我抬头看着她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不由得一阵伤心。

        “本来么，每台戏都得从头唱起。”这是我的违心安慰，还是她的自我解嘲？已经记不起来。

        但做梦却是她无法控制的事。

        她常梦见离开家乡的那个早晨。在那早晨迟迟未到的时辰，她心跳急促加快。她害怕早晨果真不会来到，所以整夜在海边泥滩上站着向东痴望，担心太阳万一不会从海水中升起。

        从七岁起，她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已整整有八年。多少年了，这点黑暗的记忆早就应当淡漠。但是每个月她总会有一次噩梦，梦到那个平生最恐怖的时刻，她对着黑暗的海水自言自语：“难道这次真的还走不了？”便一身冷汗惊醒过来。

        那天清晨，她终于看到海面上升起一轮太阳，这是她这一生见到过的最辉煌的景象。她可以发这毒誓了：将永远不会再朝这海边渔村看一眼——除非父母要她回来看一眼，但他们双双去世八年了，不会要女儿回那本来就没有的家。

        如果我在做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我知道应当就从这个镜头开始。阳光温馨地照在浦东的一条堤路上，三人抬的轿子里坐着一个盛妆的女人，后面颠颠地跟着一个脸色黑红、发辫焦黄的乡下小姑娘，个儿却不矮，一手挎着一个包袱。她的鞋破烂了，右脚后跟不时掉下，扯上几次都没用，干脆打赤脚，再提起包袱连跑几步跟了上来。她奔得不停地抹汗，把本来特地洗干净的脸画上了几条污痕。

        三个轿夫抬着滑竿，辫子压在头顶上，两人在轿前，一人在轿后，他们打着赤脚，泥路把脚板拍得啪啪响。后面的一人费力些，所以隔一阵，相互轮换，调位子时借机歇口气，气顺过来又上路。

        越往前走，田野越是嫩绿，油菜花黄黄地涂出一块一块，一串白蛾围着轿子飞舞。

        他们终于走上黄浦江长堤，景色突然全变了。一边是各种各样停靠在江岸边的船舶，上面有各式各样怪里怪气的洋字，船甲板上半像人半像鬼的红毛水手，对着轿子里的女人乱叫乱吼。女人头都不抬，但后面的小姑娘仰脸看得出神，赤脚踏进锈水泥坑，差点滑一跤。另一边是形状各异的仓库。船是铁板的，仓库墙是铁板皮的，两边都是油漆夹着水滴锈痕，花花纹纹挤拢在一块，怪得有趣。

        还没来得及看仔细，行人多了，轿夫慢了下来，江面也宽了，说是到了陆家嘴渡口。

        隔着黄浦江，对岸就是当时中国最特殊的地方：上海外滩。下午刺刺的阳光照着那些英式维多利亚建筑、江中喷出烟雾不时发出怪叫的轮船。小姑娘把包袱搁在地上，双手抓着自己的裤腿，看呆了。有人挑着担子撞了一下她的胳膊，很痛，她只是让了让，继续傻看。

        渡口繁忙。轮渡是有巨大烟囱的蒸气铁轮，冒出的浓煤烟直冲到她的脸上，呛得实在有劲，让她哈哈笑了起来。

        来来往往的旅客提着包裹扛着行李，大人牵着小孩，喧喧嚷嚷地挤过她面前，跨上跳板上船。

        盛妆的女人拂手理理一丝不乱的头发，敲敲杠子，滑竿放下了。女人转过脸去，大声训斥呆看江对面的小姑娘：“小月桂，没到上海就想享福了？还不看好行李！”

        这是1907年初春。宣统皇帝尚未上台，都知道这么混不下去，但一切都悬着等着，连开端的开端都尚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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