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盏十五瓦电灯悬在房中间，投下微光。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水是凉的，炉火已灭了，烧热水费煤，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父母说：我们穷归穷，但我们得干净。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碱清洗碗筷、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响亮的哭泣声，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

        没隔一会儿，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没完？想逼我进高烟囱呀？”王妈妈在劝架，同时也在骂架。她的幺儿和幺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还三天两头打架。闹得王妈妈的两个女儿，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隔不了几天，就有场戏演。

        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正是1956年康巴地区叛乱之时，被派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地区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在草原上来去如风。夜里摸了帐篷，袭击部队，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空投伞兵，用喷火器迎着猛烧，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像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干脆是去送死。

        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街道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红字雕着“烈属光荣”，醒目地挂在门楣右侧。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脸上堆满喜气。鸡毛蒜皮事与人口角，不出三句话，她总会说：“我是烈属。”

        “儿子都没了，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幺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

        “我为啥子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词地答道。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有点像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儿子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头怄气，总是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头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

        三四岁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还有人民大胜利后，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

        你们要注意，时刻警惕，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要破坏这座山城，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那些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人，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

        不断的警告和训示，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恐慌，觉得个个人都像特务。下雨天，个个人头上戴着斗笠，遮住脸，阴暗的天色下，个个都不像好人。

        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噩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幺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

        “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每户分摊。我心里这么一嘀咕，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乎乎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旧式裤子宽大容易掉，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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