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像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竿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鸟。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通铺。少女们和两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两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没听见，她早就傻愣愣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像一辈子没睡过觉似的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势，没翻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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