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锒铛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衩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有时是亲历的实事：知青间谈恋爱，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被“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说。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头发，上了油，眼睛与眉毛有棱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不像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是那个男子说给母亲听，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母亲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竿。母亲前后生了十一胎，只有第八胎和十一胎活下来。母亲给他取了个小名“长生娃”，想他顺当长大，盼长生平安；给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1938年安岳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当时他十四岁，弟弟五岁，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像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他跟上部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就不赶他走，反正他不拿饷。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抗战时期，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他在“礼”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礼”字在底层社会影响大，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摆设红宝，聚赌抽头，买卖烟土，开鸦片梭梭馆。

        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经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两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

        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骨子里刻着的叛逆性格。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宁。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袍哥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母亲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喜房红烛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亲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革命”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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