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天，她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出去买东西，回来时都是心惊肉跳的，不知吴晓是否已经在她出门上街的片刻回到家里。楼梯上的脚步声每天此起彼落，一次一次地折磨和摧毁着她的神经。她甚至忍不住像以前那样，傻傻地站到扬州胡同的街口引颈眺望，幻想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他的身影。她每天晚上都要跑到天堂酒吧、月光酒吧、金丝鸟酒吧以及三里屯、学院路以及遍布北京大街小巷的许许多多有乐队演出的酒吧歌厅和夜总会去，凡是不收门票的地方她都走遍了，希望能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萨克斯曲……但每一次都让她饱尝失望。吴晓真的走了，这个城市再也听不到萨克斯管了，再也听不到那沙哑忧伤的动人的声音。

        她终于跑不动了，身体状况渐渐恶化，她感觉很明显的。但透析必须从每周三次减至每周一次，因为她没有钱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等吴晓，她早就丧失了治病求生的兴趣。至于吴晓要是真的回来了会怎么样，是爱她还是恨她都已经是其次的事，只要他还回来，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此生还能与他再相会一次。林星有时甚至会疯狂地想到，就是多少年后，她如果知道吴晓死在了什么地方，也要赶去和他一起，实践他们的那个“天堂之约”！

        终于有一天，她的房门响起来了。这是在吴晓走后第一次有人敲响他们的家门。那敲门声庄重老实简单无华，风格上很有些吴晓的写意。她行将熄灭的希望之火轰一下复燃起来，她早想到这么久了吴晓早不知把家门钥匙丢到哪儿去了，她甚至还听出那敲门的声音含了些悔恨和歉意。她从床上跳下来，赤着双脚奔过去，激动不已地拉开门。她几乎喊出了吴晓的名字！

        门外站着的，不是吴晓，又是那一老一少，两个便衣。

        希望之火一下子又熄灭了，甚至变成了一股怒气。她想关门，动作慢了，那老警察用手一挡，同时把一只脚跨了进来。

        “哎哎，怎么不认识啦，是我们。能进来吗？”

        林星退回到卧室里，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门敞开着，她隔着门框听老警察的寒暄。

        “没出去呀，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听说吴晓不在北京了，去哪儿了？”

        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有人向她问起吴晓，那不失亲切的口气，让她百感交集，竟忍不住抽泣起来。

        老警察奇怪地问：“怎么啦？”

        她说：“我不想谈吴晓。”

        老警察说：“好，不谈吴晓。我们来，还是想找你了解两个问题。”

        林星止住抽泣，她觉得在他们面前失声落泪是没有骨气。

        老警察问：“今年七月，吴晓爸爸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去京西别墅找吴晓的时候，都在那儿见着谁了？”

        林星说：“见着吴晓的爸爸了。”

        “还见着谁了？”

        “还有保姆。”

        “你见没见到郑百祥？他也是长天集团的头头儿，和吴晓的爸爸总在一块儿的。”

        “没有。”

        老警察沉吟了一下，又问：“刘文庆死之前不是和你说过他赢了一笔钱吗，他说赢了多少？”

        林星说：“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都过去了，我早把它忘了。”

        老警察面不改色地再问：“他说赢了多少？”

        林星沉默了半天，才回答：“他没说。”

        老警察说：“据我们现在掌握，在刘文庆死前不久，吴长天从银行里分几次一共取出了八百三十万元人民币现金，这大概是他个人的全部财产。刘文庆说他赢了一个富翁的钱，是不是就是这些钱？”

        林星瞪着两眼，回答不出。

        老警察又说：“可我们在刘文庆的身上，只找到了几千块钱，加上他交到通天湖度假村的租房押金，一共不到一万块钱。这一万块会是他赢的那笔赌注的八百分之一吗？”

        林星说：“你们就是为这笔钱来找我吗？那我告诉你，我从没见过刘文庆的这笔钱，如果你们不信，那把我也抓起来不就完了吗？！”

        老警察笑笑：“这钱已经查明是吴长天的个人财产。他已经死了，法院并没有对他做缺席审判，包括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类的判决，都没有。所以，这笔钱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你的爱人吴晓。可以说，我们要是能搞清这笔钱的下落，受益的也是你们。”

        林星看着老警察那张沧桑的脸，喃喃地说：“我不要钱，我只要我的爱人，我只要我的爱人！”

        老警察用片刻的沉默表示出一种同情，他说：“我们也不要这个钱，但还是得找到它，找到这笔钱了，才好结这个案。除非我们能在参与这两桩案子的罪犯中，找到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许能帮我们彻底搞清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星没动声色，心里却震惊了一下：“什么？还有活着的罪犯没抓到吗？”

        老警察淡淡地笑笑：“我想应该还有吧。”

        他们走了，还是以前告辞时总爱说的那句话：“要想起什么来就呼我们。”林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想起什么，只知道她绝对不想再见到他们。

        第二天，她去了杂志社，去取工资。她这一段一直没有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七扣八扣，已剩不下几斗谷子。主任见到她，关切地问起她的病，林星简单说了，然后问他社里能不能报销一点医药费。主任挠头说：我可以帮你去财务科问问，估计够戗。我上次拔牙的钱还没报呢，我都在这儿干了二十多年了，你才来几天。不过听说现在社里正在联系参加社会上的大病统筹呢。按规定早就该参加了，主要是咱们一直拿不出钱来。主任转了转脑筋，说：这样吧，你也不容易。要不然我给你找点活儿，帮其他报纸杂志或者什么单位写点稿子，挣点稿费怎么样，你现在的身体还能写吗？

        林星点头。虽然她的身体好像随时就能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似的，早就不允许再干任何脑力和体力的重活儿了，可她还是感激地点了头。不写怎么办呢，她需要钱治病。

        主任说：你前几个月不是采访过长天集团吗？现在他们那个总裁吴长天出事了，你知道吗？他因为什么丑闻自杀了。社会上想知道点内幕的人肯定很多，你不妨写写这个，我可以帮你联系投到其他杂志去。你自己也可以去投。咱们这种太严肃的刊物登不了，其他刊物对这种稿子还求之不得呢，稿费也出得高。你反正手上有不少吴长天的资料，对长天集团也熟，再找公安局和长天集团的熟人了解了解内情，写起来应该很方便。不过要写就必须快，这种题材让别人占了先，再写可就没价值了。

        林星不置可否地向主任告辞了出来，她依然没有对主任说自己和吴家的关系。上一次主任还力主把采访长天集团的文章改成吴长天的个人英雄传。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又变成了这样一个形式不变而内容相反的动议。

        她想，一切都可以理解，人人都需要赚钱。

        她也一样，现在必须找到钱，找到钱去做透析，做了透析好活下来，活下来等她的吴晓！

        主任的话提醒了她，她可以写点东西去投稿。除了写东西她一无所长。可是写东西又能挣多少钱呢？她日以继夜地写，一边呕吐一边写，发着三十七八度的低烧也照样写，写了稿子往外寄，有点关系和没有关系的报纸杂志都寄。一连寄了七八篇稿子，散文、杂文、消息、评论，都有；两三百字到两三千字，都有。总的来说成绩不错，虽不是有投必应，但也有将近一半的稿子被采用了。也有稿费寄过来，但总共不过几百块钱。她想，这么挣钱还是一个死。

        唯一能支持她一周做一次透析的，就是她在静源里的那套空房子。艾丽和阿欣都不在了，她可以再租出去。她在报上很便宜地挤上了一条只有几个字的租房广告，然后又去静源里收拾房子。艾丽和阿欣在这里还留了不少东西，没用的都处理掉，有用的都归拢好，打进了几个大包裹和纸箱子，连同她自己的一些不舍得扔的，统统堆到了封闭的阳台去。这样就可以把三个房间都腾出来租出去，她每个月大概就能收到至少两千五百元到三千元的租金。

        阳台本来就是个储物间，存放的都是些长年不用的杂物，平时很少有人进来，积年累月的尘土让人难以插足。林星把那几个大包和纸箱搬进来之前，需要先把阳台上原有的东西挪挪窝，好腾出一些空间。这是一件很脏很累的活儿，对她来说犹如一场艰苦的战争。她挪了几件便体力透支，不得不坐在一个看上去还算干净的电视机的纸箱上，干呕一阵，恢复一阵，然后再接着动手。那个干净些的纸箱子也是所有东西中最沉的，于是就成为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役。她挪了几下心里忽然怀疑，这箱子怎么这么新呢，显然不是一件尘封经年的旧物。她撕开上面也像是新贴上去的塑料胶纸，打开箱盖，里边是几件旧衣服。奇怪的是，竟都是些男人的衣服。她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一层一层翻下去，手指突然触及到一种不软不硬的东西。阳台肮脏的玻璃上射来秋天的阳光，把箱子的内壁框成一个方正的阴影，在那阴影的深处，她看到了一片朦胧的颜色，她被那阴沉的、罪恶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会熟悉的金钱本色，彻底地惊呆了！

        她惊呆了很久才让自己相信，她眼睛看到的，确实是整整齐齐码放了几乎大半个箱子的不计其数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显然是从银行取出就从未动过的，一万元一捆，封条井然。封条上红色的出纳印记，还那么新鲜触目。她压制着激烈的心跳——不是喜惊，而是恐惧——粗粗地清点了一下，越点到后来她的双手越是发抖：一共是七百九十九万元整！她也知道少了的那一万元是去了哪里。

        她也知道，这就是吴长天、李大功、刘文庆为之搏杀殒命的那笔巨额赌注。

        这也是吴长天以生命为铺垫，留给儿子吴晓的最后遗产！

        这箱钱让她在刹那间洞悉了包藏在刘文庆和吴长天那么多闪烁言辞背后的全部秘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这部拍案惊奇的全部谜底！

        林星现在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病入膏肓了，她发觉自己已经站在一个生命历程的十字路口，已经看得见那座凄风苦雨的阴阳牌楼。这并非仅仅是听信医家危言，连她自己的感觉，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日渐加重，她还常发低烧，肩部像中了风湿似的寒疼难忍，血压也高得极不正常。医生说：“这都是因为肾。”

        像是为了呼应这些症状，她验血验尿的各项指标——尿素氮、肌肝等等，全都破位上扬。按照这种情况，透析必须立即恢复到每周三次。最好，有条件的话，每天一次。再有条件的话，应该马上做一个肾移植的手术。这个病不难治，治疗的方案都简单明了地摆在那儿了，唯一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钱呢？

        医生说：“你爱人到哪儿去了？你叫他到医院来，我们得和他谈谈，这不是闹着玩儿的，怎么他现在不露面了？怎么那么不负责任！”

        林星遮掩：“他出国了，出国有事去了。”

        医生说：“出国，那更应该有钱了。”

        林星草草地解释：“我怕他担心，所以没敢告诉他。”

        医生搞不清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便刨根问底，于是换了方向：“那你们单位呢，让你们单位来人，单位知道你的情况吗？”

        林星也只能编造：“我没跟单位说，单位知道我有这病该不要我了。”

        医生说：“要这样的话，那别怪我嘴里不吉利，你是不想活了吧？”

        林星想：“单位谁会来呢，来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

        她现在每个月能拿出来的钱，维持每周一次的透析都难以为继了。虽然静源里的房子租出去了，每月稳收两千五，而且租户一次就付了半年的租。但她住的扬州胡同的房子，每月也要一千七，半年一付的租金也该交了。按说她现在的情况，肯定是住不起这样的房子了，但她不能搬，扬州胡同的这两间小屋是她和吴晓唯一可能相逢的地方。所以她必须坚守在那里，等着吴晓，等着他有朝一日终于回来，哪怕只是回来看上一眼，只是回味一下昔日的生活……她都想过了，有心理准备。吴晓失踪的时间越长，她和他重新开始的奢望就越渺茫。但她不能搬走。她一旦从扬州胡同搬走，吴晓就真的找不到她了。他回来敲门的时候，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然后转身下楼离去……这样的情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彻底的离散。

        除了用刚刚收进的房租减去马上就要付出的房租所剩的那点租差外，她每月从单位里大约还能领到三百多块钱的病休工资，她写稿子投回的稿费一个月估计也能有四五百块——如果她以后的身体还能让她继续写下去的话。这些钱加起来，显然，除了一个月最低限度的吃喝穿用之外，是不够支付每周一次的透析费用的，更不用说每周三次和每天一次了，更不用说换肾了，想都别想。

        也许这都是她自找的，其实每一条或迂回或便捷的生路，她都可以走，她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选择并承担任何一种方式的治疗。在扬州胡同她的柜子里，锁着一沓崭新的存单，有中国银行的、有工商银行的、有建设银行的，还有招商银行的，一共七百九十九万元整。但那不是她的，每一张存单的户主一栏里，都写着吴晓二字。

        她是发誓至死不动这笔钱的。她与吴晓的关系是相爱，而不是金钱！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真实的东西，还有一件没有杂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她对吴晓的爱。她想，如果她连这个魂都没有了，那还治这个病干什么？还要这个病入膏肓的魄干什么？还不如早点死了早点投生还阳重新做人呢。

        除了租房和咬牙写稿子之外，她还能用什么方法挣到钱呢？常常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女孩开着漂亮的车子；还有那些情调浪漫的酒吧、那些富丽堂皇的饭店、那些像“阿伊鲍鱼”那样一掷千金的地方，都能看到一个个漂亮女孩子浓施粉黛的面孔。谁会相信漂亮的女孩子会像她一样过着这种穷困潦倒甚至生死煎熬的日子？某一天她从医院出来，过街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凌志擦身而过，停在了前方的路边，车上下来一个时髦的美人，尖声叫她：林星！她定神一看，原来是多日不见的艾丽。车上又下来一个男的，四十来岁，摘了墨镜看她。也许因为艾丽这个名字似乎一直和她的厄运相连。她想躲开她可她已经跑过来了，寒暄得相当亲热。林星应付地问她：过得还好吗？艾丽说凑合吧，就那么回事吧。回头挥挥手叫那男的：你先走好了，晚上我再呼你。那男人眼睛看着林星，嘴里回答艾丽：你们要去哪儿，我送你们。艾丽挥手说不用不用。

        那男的开走了凌志。艾丽拉上林星问长问短，还硬拉着她去了附近一家大饭店的咖啡厅。艾丽要了提神醒脑的爱尔兰咖啡，为林星要了一份暖胃的热红茶，然后就开始叙旧。艾丽问林星是不是还在那个死气沉沉的杂志社上班，问林星的病治得怎么样了，看脸色可不怎么样。林星并没有多问艾丽，因为她从她那一身名牌的衣着行头上，已经看出她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好。

        她们自然地，谈到了吴晓。艾丽说：“听说你和吴晓分开了，算是离婚了吗？还是没离？”

        林星问：“你听谁说的？”

        “听天堂乐队的那帮人说的。他们没了吴晓的萨克斯管，又找了个弹电吉他的，味儿都变了。”

        “他们说没说吴晓现在在哪儿？”

        “没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怎么，你还想找他？你知道他爸爸出事了吗？赶明儿有空的话，我把这个故事慢慢讲给你听。你说他爸爸当初也真是，有那么多钱干吗不帮你治病，结果到现在弄得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我现在是想通了，有钱不花，丢了白搭，再说还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呢。趁着我现在还没像你这样整天往医院跑，及时行乐吧。哎，你现在一个礼拜去几次医院？”

        林星说：“一次。”

        “不是一周三次吗？是不是好了？”

        “吴晓不在了，我那点钱，一次还不够呢。”

        “咳，”艾丽笑笑，“别跟我哭穷，再穷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的。你看见饭店门口那些要饭的吧，他们跟我要钱我还给呢，一次给十块呢。可你就是跟我借一块钱我都不会借的。我凭什么借你呀，你这么漂亮，还怕挣不到钱花？你是能挣不挣！你档次高，玩儿纯情，守着吴晓一个人，结果怎么着，到最后也没套着他爸爸的钱吧。这也怪你自己的命不好。怎么样，你现在要是真缺钱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可不是吴晓那种青春少年啊，也不是一本正经认认真真的那种。有钱的男人你是不能认真的，他们也不希望你认真。再说对吴晓你认真了又怎么样，还不是把你给甩了！”

        艾丽关于吴晓的话，她可以不当真，但艾丽说到了挣钱，林星动了一下心，她用半开玩笑的口气问：

        “你给我介绍的男朋友，他要是给我钱治病，我就得跟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怎么样都行啊，看你们俩了。”

        林星问完了又后悔，她想，干吗要问这个，这不是废话嘛！这种男人给你钱，还能是热心救助贫困青年吗？！

        艾丽看出她的潜意，说：“你要是什么都不想干又想挣钱的话，那就找个夜总会去坐台吧，只要事先跟老板说好你不出台的，也行。坐台虽然比较低档，但是简简单单，陪客人喝喝酒、聊聊天，客人给你点小费，高兴了给你三百五百，不高兴一分钱不给，什么人都有。对了，你这个病恐怕不能喝酒吧？不过你要愿意的话我给你找个有熟人的地方说说，看人家老板同意不同意。人家老板的钱就是要靠这些坐台的小姐一杯一杯地喝出来，你不喝酒可能够戗。”

        林星想，她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可又想，现在又能干什么？她总得活呀。艾丽见她低头犹豫的表情，说：“这样得了，今天晚上你跟我去狂欢之都夜总会，我把我朋友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就是刚才那个开凌志的，人还挺大方。你就陪他聊聊天，聊完了给你个五百一千的对他是个稀松平常的事。”

        林星想了半天，试探着点了头。

        艾丽又说：“不过你要去的话可得好好化化妆，你现在脸色真不好，可真比以前差远了。”

        晚上，林星按照约定的时间，等在了“狂欢之都”夜总会的大门口。等了不到五分钟她就知道，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是不能在这儿独自等人的，至少有三个半醉不醉的男人粗俗地上来和她搭话，问她想不想进去玩儿。他们把她当“鸡”了，不是“鸡”一个人站在这儿干什么？于是她就换了个地方躲在边上，盯住门口。过了一会儿，艾丽从“狂欢之都”里边跑出来，站在台阶上四下张望，她这才跑过去叫艾丽。

        艾丽上下打量她，她今天穿了她最好的衣服，可艾丽还是皱眉说她的衣服太严肃了，到这种地方玩儿就得穿得邪一点，太正经了不行，又不是到国务院上班；妆嘛化得还凑合……虽然她知道艾丽一向口无遮拦，是那种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但听她这样肆无忌惮地评论自己的衣着打扮，林星还是有一种做“鸡”的罪恶感，很别扭很不习惯的。她跟着艾丽往夜总会里走，这种地方以前不是没有陪朋友来过，但今天的感觉绝对不同。迎面有人来她便低了头，谁也不敢看，遮颜过市地跟着艾丽进了一个房间。

        她本以为只有她和艾丽及艾丽的朋友三个人呢，一进去才知道包房里早就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群，有说有笑有人唱歌。林星一进去就被一圈贪婪的目光盯上，连那正在唱卡拉OK的男人都一边唱一边斜眼把她目送到座位上。艾丽安排她挨着的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是白天在医院门口开着凌志的那位。艾丽介绍了他的名字，林星没有听清就紧张地点头，这屋里的气氛和她今天的角色都让她局促不安。艾丽对那男的说这位是我朋友小星，大学生，今天晚上没事所以我叫她过来一起玩儿玩儿。

        那男人是外地口音，那腔调是哪个省的林星也分辨不清。他热情地笑着，很殷勤地帮林星倒酒。艾丽攀着那人的肩膀说：嘿，我们小星可是滴酒不沾，你不是说今天绝不欺负人吗？就别让她喝了吧。那人随和地说好，那就不喝。他还体贴地叫小姐过来帮林星点了杯饮料。

        然后就是唱歌、聊天。歌林星是唱了，唱歌并不失身份。天也聊了，有问必答。她只有点讨厌那人老是问她多大岁数、家住在哪儿、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交过男朋友等等。她差点说有啊，我都结婚了。可艾丽抢着回答说：老板你别问了，我这朋友还嫩着呢，你一上来就问这个别把人家吓着。那人笑着做分析：是吗？我觉得星小姐很成熟嘛，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说话很有水平，很有水平。

        无论说好说坏，林星就是赔着笑。

        到了晚上十二点多了，这群人还不见要散的意思。林星身体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她已经跑到厕所里呕吐了两次，于是附耳对艾丽说想自己先走。艾丽也没强留，向她“男朋友”打了招呼，说小星明天还有事所以要早点回家。那人便一起和艾丽送林星出来。林星看见他塞给艾丽一沓钱示意艾丽给她，艾丽走出“狂欢之都”夜总会大门，等那人和林星说了拜拜返身回去了才把钱拿出来。可这时不知为什么林星反倒不想接了，她觉得自己今天的行径实在太丑恶了，对不起吴晓，对不起死去的爸爸妈妈！

        但艾丽还是把钱塞给她了，艾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后我可不管了啊。挣钱的路子我反正都告诉你了，挣不挣看你自己了。

        艾丽返回“狂欢之都”接着狂欢去了。林星走在冷清的街上，走了一会儿才把钱拿出来一张一张地数。那男人给了她两千块钱。她确实不明白为什么陪着聊聊天唱唱歌就能给她两千块，这不是和扶贫赈灾差不多了吗？

        但第二天她或许就明白一些了，因为第二天那男的就开始呼她。BP机号码显然是艾丽给的。她无法埋怨艾丽，因为从本质上说，是那男的花了两千元从她这里把号码买去的。

        那男的呼她，约她吃饭。

        吃饭就吃饭，吃饭这种事更是在她良心允许范围内的。和男人吃吃饭不算什么，以前也吃过。于是她就如约去了。可吃完饭男的又提议要不要去他那儿坐坐？他那儿是哪儿，林星问都没问就一口谢绝了。她说不去了，以后有机会。男的说那咱们再去唱歌好不好？林星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她想如果还像昨天那样聊天唱歌然后就能得两千元报酬的话，干吗不要呢。

        她就和那人去了一家歌舞厅。那歌舞厅地处偏僻，档次不高。那人进去要了一个单间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唱歌。他让她唱，她看在钱的份儿上勉强唱了一支《东方之珠》，唱到一半感觉那男的越坐越近了，她不由全身都僵直紧张起来，唱得结结巴巴。那人又把手放在她的背上，从下往上摸到脖子，她唱不下去停下来，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男的说：怎么啦，唱啊。她躲着他说：您别弄我痒痒。男的说：那我用点劲儿你就不痒了。说着用力把她搂过来，她尖叫一声站起身子，磕磕绊绊往门口躲。男的愣住了，说：你这女的什么毛病？林星面色惨白，喘着气说：我……我得走了。男的瞪着眼问：你他妈耍我是不是？林星说：我，我真有事……男的皱眉挥手：滚吧滚吧，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你瞧你那脸色，跟他妈抽了大烟似的，我还怕你有病传染我呢！滚滚，别他妈让我再看见你！

        林星拉开门跑出去，跌跌撞撞地，哗啦一下碰翻了一个服务员手里的大果盘。她全身发抖，欲哭无泪，跑出了这家灯光暧昧的歌舞厅。她想她怎么走到这一步啦，任人侮辱，可这都是她自找的！她居然天真地以为聊聊天就能赚钱呢，她以为天下有这样的好人，好人有这样的好心。她的天真其实就是一种无耻，她无耻到想靠自己那张打了粉的脸，靠逢场作戏的假笑，靠没话找话的东拉西扯，就能从男人手中骗钱！如果吴晓知道她是这样下贱恶心，怎么还会回来！想到吴晓她的眼泪终于滚下来了，那一哭便哭得无地自容，哭得心灵与肉体都疼痛难忍。她明确地感觉她快要熬不下去了，她已经好几天都没去透析，她想自己大概真的熬不到吴晓回来了。

        前边横着一条宽宽的马路，夜行的汽车一辆一辆开得争先恐后。她想过去，刚一走下路沿儿就眼前发黑。坚持走了几步，突然当街呕吐起来。这一吐把她最后的一丝力气吐净了，觉得天昏地旋的。她想蹲下来，不料整个身子都失去支撑地趔趄了一下，便摔倒在马路上了。但她的意识还未完全丧失，她能感觉到那些过往的汽车在她身边减速绕行时地面发出的震动。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搭救她。就是好人也不敢停车。好人坏人都怕遭遇讹诈。终于，有辆车毫无社会经验地停下来了。有个人傻乎乎下车弯腰看她，用英文问她要不要帮忙。是个外国人。她一句话都说不出，不知过了多久，她的身子飘飘忽忽地离开了冰凉坚硬的地面，那老外身上的香水味道带出一种薄荷的气息，给她麻木的头脑沁入一丝细微的刺激，使她的意识稍稍恢复了少许。她意识到她被人抱起来放进了汽车，之后，她终于完全没有知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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