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力挑土一事，被罗斌一包大前门烟就解决了。第二天吃过中饭，罗斌走到工地旁的一家饮食店买了包大前门烟，走到队长面前掰开，递了支烟给队长。“刘哥，”罗斌谦和道，“我有个朋友想来挑土，可以不？”队长边点烟边睨着他，“他挑得不罗？”

        “他的劲比我还大，崽骗你！”罗斌说，接着他那包大前门烟塞到了队长手上，队长接过烟，一点也不讲客气地放到自己口袋里，“你带他来罗。”队长说。土方队是个进进出出很自由的队伍，常有人干几个月就不辞而别，得有新成员进来填补。事情就这么简单。

        几天后，罗斌特意走进王大力家，王大力一家人当时正在吃饭，一个脸上生着一些雀斑的姑娘坐在王大力一边吃着饭。“大力，”罗斌打招呼道，“我已经跟土方队的说了。你要愿意，明天就可以和我一起去。”王大力忙递支烟给罗斌，又叫那个一脸雀斑的姑娘泡茶，“那好，我早就想找点事做了。”罗斌说：“挑土的前头几天感觉很累，过了这几天就没事了。”“我不怕累，”王大力笑笑，“我在劳改农场什么苦都吃饱了。”王大力说，“不会再有什么苦比劳改农场苦。”罗斌有的惭愧地低下了头，屁股如坐在针垫上，当然就不愿意久坐下去。第二天，他便领着王大力一并去了工地上，被强制劳动过2年的王大力，对挑着一担土在大太阳下走来走去并不觉得艰难，但他也没有那么卖力。他很快就跟队长拉上了关系，成了队长吼天吼地的帮凶。休息时，他抛下罗斌和杨小汉，却和队长混到了一起，叼着烟，神气十足……10月里的一天，王大力生平第一次领到了他用汗水获得的人民币：86元。那时候学徒的工资不过18元人民币一月，人均生活费15元一月就够吃饱穿暖了。“今天晚上看电影去，”回家的途中，王大力口袋里装着人民币，自然就一脸快活，“老子请客。”“不要你请客，”罗斌宣布说，“今天我生日，满18岁。”杨小汉一笑，“你今天长了一寸尾巴，那要请客。”“所以晚上我请你们看电影。”

        罗斌说，“从今天起我就是年轻人了。”“那你可以恋爱了，”杨小汉开玩笑说，“旧社会18岁就做爹了。”“我女朋友还不晓得在哪一方。”罗斌说。

        罗斌还在吃晚饭，杨小汉就走进了他家里，穿一件4个口袋的蓝卡叽布衣服，一条黑裤子，一本正经地应邀去看电影。罗斌放下碗，换了件干净衣服，两人就朝王大力家走去。王大力和他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女朋友正坐在门口说话，见他俩走来，王大力笑笑说：“还早呆，就去哎？”“那不随你。”罗斌说。王大力就叫他女友抽了两张靠椅出来，于是三个人就坐在门口聊天。王大力的女朋友是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大大方方的，说话也很随便。

        “日你的。”她一口痞话道，“老子今天上午抓3个不打票的乡里宝。”“乡里鳖都想打溜票，”杨小汉说。罗斌说：“那是他们有点宝。”天快黑下来时，四个人便向文化电影院走去。那时候看电影还是很热闹的，电影院门口人山人海。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一到晚上，年轻人大多涌到电影院门口来凑热闹。那时候电影票只有1角钱1张。罗斌好不容易挤到售票窗口，打了4张电影票，又拚着一股力气挤了出来。于是4个人便理直气壮地走进了电影院。那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一部反映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反德国法西斯的影片。4个人张开口望着银幕地看完电影，走出来时，王大力就很放肆地箍着他女友的肩膀，这使18岁了的罗斌脑海里迷雾腾腾，浑身都不是滋味。

        4个人走到街上时，罗斌要请他们吃馄饨。“我肚子是饱的。”王大力说。罗斌说：“那有么子关系？吃碗馄饨保证胀你不死，我生日哩。”，“下次哩。”王大力说，突然就放开她的女友，附到罗斌的耳朵边说：“今天她妈妈到湘潭去了，我要和她睡觉晓得不？”说完他一笑，这才大声说，“你们两个吃罗。我们走算了。明天见。”

        有好一阵多斌都没反应过来。待王大力箍着他女友的肩膀走远了，他的心仍怦怦跳着。杨小汉问罗斌：“他们到哪里去罗？”罗斌才醒过神似地回答说：“他和她有事去了。”“那就回去算了，”杨小汉说，“我肚子一点也不饿。”罗斌犹豫了下，还是拖着杨小汉走进了馄饨店。吃馄饨的时候，罗斌禁不住瞅着杨小汉说：“刚才王大力说他要和他妹团去睡觉。”杨小汉脸炸地一红，瞧着罗斌，“真的哎？”“王大力刚才贴着我耳朵说的，说她妈妈今天到湘潭去了……”罗斌瞥着杨小汉说，咽了口口水。杨小汉眼睛有些亮地又望着罗斌说：“不过我不喜欢他的妹团，一副骚相。”

        那天晚上，罗斌久久无法入眠。王大力的那句话如同雄鹰一样在他脑海里盘旋，并不断地冲撞着他那浮想联翩的脑壁。“我18岁了，我18岁了，我18岁了……”他反复这么对自己说，感到自己已经走进年轻人的“领地”而且长成个孔武有力的男子汉了。

        那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罗斌拎着旅行袋，背着画夹子，穿一套蓝的确卡衣裤。往汽车东站走去。王大力和杨小汉走在一旁送他。一个帮他提着背包，一个帮他提着桶子和热水瓶。杨小汉是独生子，当然可以不下农村。罗斌也可以不下，因为罗斌的父亲在那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了工作，没有人会来催他下农村。但是罗斌想到农村里去，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就这么回事。

        “等我和知青点的兄弟们混熟了，就到我知青点来玩罗。”罗斌对杨小汉和王大力说。王大力一笑，“会去的，你放心。”王大力说，“开慧公社又不远，喊去就去了。”罗斌下放在毛主席的原配夫人杨开慧的家乡。开慧公社离长沙市还不到一百公里。杨小汉瞥着罗斌：“你元旦会回来？”“肯定回来，”罗斌说，“这又不远。

        再说元旦是过节。肯定回来。”三个人这么说着就走到了汽车东站。

        罗斌走到售票窗口买了张票，走过来，看着他的两位朋友。天灰灰蒙蒙的，一种要下雨又下不来的样子。“你们回去罗，”罗斌说，“耽误你们去挑土了。”“那有么子关系！”王大力说，“就是来送你的，汽车不开动，我就走不等于没送。”汽车是一辆破旧的蓝色客车，罗斌爬上车，将行李搁好，又跳下车，走到他的两个朋友面前。一人递了支飞虹烟。“到我知青点来玩罗。”罗斌又这么说，望着他们。王大力点上罗斌敬的烟，“会去会去罗！”他说，拍了拍罗斌的肩头，“尤其注意莫在那里蠢累，搞坏了身体是害自己，晓不？”“我懂咧。”罗斌说，有点感动地把手搭到了王大力肩上，“我记得你的话罗。”

        汽车司机爬进驾驶室时，罗斌也跨上了汽车，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后，他把头从车窗里探出来，瞧着他的两个朋友，感到自己即将要离开自己很熟悉的长沙和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了，眼泪就企图夺眶而出。他忙把头扭开了。汽车启动了，徐徐朝前驶去。他转过头来，看见王大力和杨小汉仍站在原地瞧着这辆汽车和他，他就很动情地摇了摇手。汽车迅速就把他俩抛置在身后了，让车辆行人和街道充满忧愁地从他眼前匆匆而过。接着汽车把养育了他18年的喧嚣的城市也抛弃在身后了，载着他在一条窄窄的两边都是收割完毕的田野和农舍的柏油路上奔驰着，很果断地驶进了他成为迷惘的年轻人的第一站——下放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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