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劝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劝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 ※ ※

        补授两江.９9ｌｉｂ?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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