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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外史上(15-2)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我想也不会。”她自语似地说:“德国跟法国不和,自然不能替他们高兴。”

        李莲英听在耳朵里,摸到一点门径了,原来“佛爷”问各国使馆可曾升旗,是要打听各国使馆可是为法国高兴?这当然跟越南打仗有关。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开朗过,此时更见沉重,不能惹她生气。因而特地告诫所有能在慈禧太后说得上话的太监宫女,格外小心,问到外头的情形,不可多话,更不可瞎说。

        其实,最后的告诫是过虑,慈禧太后连跟李莲英都懒得说话,她心里只不断默念着盛昱的话:“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

        这样想着,已快上轿出宫了,忽又改了主意,转脸对李莲英说道:“先到养心殿!”

        这自然是要召见军机,苏拉飞快地传旨叫起。军机上四大臣微觉诧异。这天因为恭王奉旨到东陵普祥峪为孝贞太后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传谕军机,不必见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只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说了什么?”宝鋆猜测着说,“此君好久没有说话了,听说今天的折子是他亲自来递的,而且还在朝房里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不管了,上去再说。”

        等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开口便问:“北洋有电报没有?”

        “没有。”

        “有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脸也绷得极紧,“边疆处处多事,督抚都是一样,无非空话搪塞。钱花得不少,左手来,右手去,户部库里空的时候居多,谈了几年的海防,效用在那里?”她的两把儿头上的黄丝穗子,尽自晃荡,“我好些日子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觉了!一想起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儿见祖宗?”

        最后那句话,比一巴掌打在人脸上还厉害,从宝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头,局促得抬不起脸来。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收场?战也不是,和也不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一天一天混了过去。怎么得了?”

        “奴才等奉职无状。”汗流浃背的宝鋆很吃力地答奏,“虽说内外的难处很多,总归军机难逃失职之咎。奴才等实在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多少年来积习难返了。”慈禧太后欲语不语地,终于叹口气说:“你们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个个神色都不自然。口中不言,心里却都惊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后这番严厉的责备,到底因何而发?

        “盛伯熙的折子下来了没有?”宝鋆忽然问起,将军机章京找了来问。

        “没有。”

        “言路上还有谁的折子?”

        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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