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很快地开始了。一面由立山垫款，挑选吉日，悄悄动工清理渣土，一面由雷廷昌烫样画图，陆续进呈。

        事情做得很秘密，但可以瞒外廷官员的耳目，却瞒不住无所不管的醇王。立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让醇王知道了，当面问起，无话可答。所以一直在催李莲英，设法劝请慈禧太后，早早跟醇王说明白，免得害他为难。

        这是用不着耍花枪的，李莲英只找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据实奏陈：快到年底了，内务府为了应付各处的垫支，得要上折子请款。不论是在海军衙门拨借，或着户部筹还，都得经过醇王查核，如果醇王不明白上头的意向，一定会驳，那时再来挽回，就显得不合适了。

        慈禧太后自然听从。其实她也早有打算了，跟醇王说明此事，不费什么脑筋，麻烦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此人如果不另作安排，即使醇王不敢反对修园，要从户部指拨经费，亦一定很困难。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传谕军机，拟定升补大学士的名单。内阁的规制，大学士一直是四端两协。首辅是李鸿章，照例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次辅照入阁的年资算是左宗棠，本应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但当初因为他是举人出身，所以授为东阁大学士，相沿未改，再下来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两位协办大学士是吏部尚书恩承，户部尚书阎敬铭。

        这年八、九月间，左宗棠、灵桂先后病故，空出两个相位，自然由协办大学士升补。协办可以兼领尚书，而当到大学士，有“管部”的职司，照例解除尚书之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阎敬铭请出了户部衙门。

        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对阎敬铭的恶感不深，所以让他补了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的遗缺，仍旧管理户部。至于户部尚书的悬缺，慈禧太后决定找一个能听话的人来当。

        户部衙门还有个人，就是满缺尚书崇绮，顽滞不化，颇令醇王头痛。慈禧太后因为嘉顺皇后的缘故，也对他极其冷淡，所以醇王主张把他调走，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表示同意。不过，崇绮也不吃亏，补恩承的缺，调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正好与徐桐一起去讲“道学”。

        这一下便连带有许多调动，首先是一满一汉的两位协办大学士，要在尚书中选拔。照例规，这多由吏部尚书升补，但徐桐的资格还浅，而资格最深的礼部尚书毕道远，一向无声无臭，慈禧太后记不起他有何长处，便看李鸿章的面子，将这个缺给了李鸿章一榜的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

        满缺的协办大学士，如果照资格而论，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都是咸丰六年丙辰科的翰林，而乌拉喜崇阿升一品又早于延煦，更有资格升协办。那知两人都落了空，满缺协办，朱笔亲书由咸丰九年进士出身的福锟升补，而且由工部调户部。另一位工部尚书翁同龢，也同样地移调到户部，这因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翁同龢和平通达，而且“师傅”一向与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那样，是可以商量皇室“家务”的，修园子要动用部帑，不妨指使皇帝向“师傅”说明苦衷，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部两尚书就此时而言，自然也是要缺，慈禧太后决定麟书与潘祖荫接替。麟书是宗室，但有汉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乾嘉名臣铁保的外孙，铁保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董鄂氏，而这一族相传是大宋赵家的后裔。

        麟书是咸丰三年的进士，既非翰林，又没当过尚书，而两个月前忽然为慈禧太后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时诧为异数，如今又补上工部尚书，真是官运亨通，与福锟的煊赫得意，可以媲美。两个人都是夫以妻贵，福锟夫人与麟书夫人都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才从裙带上拂出她们丈夫的官运。

        ※ ※ ※

        上谕未颁，军机大臣许庚身先派“达拉密”钱应溥为他老师翁同龢去送信道贺。翁同龢的心境很复杂，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户部尚书每个月份“饭食银子”就有一千多两，而且职掌国家度支，在体制上亦比专跟工匠打交道的工部尚书来得好看些。

        惧的是如今又修武备，又兴土木，支出浩繁，深恐才力不胜。因此，有人相贺，说他由“贱”入“富”，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所以说翁同龢由工部调户部是由“践”入“富”，而他却表示，宁居贫贱，礼部尚书清高之任，工部尚书麻烦不多，似乎都比当户部尚书来得舒服。

        在盈门的贺客中，翁同龢特别重视的是阎敬铭，见他一到，随即吩咐门上，再有贺客，一律挡驾。然后延入书斋，请客人换了便衣，围炉置酒，准备长谈。

        主客二人一个补大学士，一个调户部，应该是弹冠相庆之时，而面色却都相当凝重。特别是阎敬铭，不住眨着大小眼，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地。

        先提到正题的是主人，“朝命过于突兀。”翁同龢说，“汲深绠短，菲材何堪当此重任？所好的是，仍旧有中堂在管，以后一切还是要中堂主持。”

        “叔平，”阎敬铭问道：“你这是心里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中堂面前作违心之论？”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叔平，你知道不知道，你调户部，是出于谁的保荐？”

        “我不知道。”翁同龢问：“是醇王？”

        “不是，是福箴庭。”阎敬铭说：“福箴庭觉得跟你在工部同事，和衷共济，相处得很好。你自己以为如何？”

        这话让翁同龢很难回答。想了好一会说：

        “中堂知道的，我与人无忤，与世无争。”

        “着！他保荐你正就是因为这八个字。在工部，凡有大工，有勘估大臣，有监修大臣，你当堂官的，能够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就见得你清廉自持，俯仰无愧。然而到了户部就不同了，光是清廉无用，你必得忤、必得争。不忤、不争，一定有亏职守！”

        这几句话，说得翁同龢汗流浃背。想想他的话实在不错，户部综司出纳，应进的款子不进，要争，不该出的款子要出，更要争。阎敬铭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争，有时还要与慈禧太后争。得罪的人，曾不知凡几？如果不敢与人争，怕得罪人，这个户部尚书还是趁早不要干的好！

        然而不干又何可得？就想辞官，除了告病，别无理由。而无端告病，变成不识抬举，不但辞不成官，说不定还有严谴。

        转念到此，惶然茫然地问道：“中堂何以教我？”

        “我先给你看一道上谕。今天刚承旨明发的，你恐怕还没有寓目。”

        这道上谕是阎敬铭从军机处抄来的，翁同龢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将京师旗绿各营兵丁饷银，照旧全数发给。’仰惟圣慈体恤兵艰，无微不至，第念各营积弊甚多，如兵丁病故不报，以及冒领重支，额外虚糜，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亟应稽查整顿，以昭核实。所有京师旗营一切宿弊，着该都统、副都统认真厘剔，并随时查察。倘该参领等有徇欺隐饰情弊，即着指名严参，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这！”翁同龢问道：“每年不又得多支一两百万银子吗？”

        “这是醇王刻意笼络人心的一着棋。每年京饷，各省报解六百三十八万，各海关分摊一百六十二万，总计八百万，除了皇太后、皇上的‘交进银’以外，光是用来支付陵寝祭祀、王公百官俸给，跟京旗各营粮饷，本来倒也够了，可是此外的用途呢？海军经费是一大宗，两三年以后，皇上大婚经费又是一大宗，还要修园子！水就是那么一碗，你也舀，我也舀，而且都恨不得一碗水都归他！这样子下去，非把那一碗水泼翻了不可。”

        “是啊！”翁同龢不断搓着手，吸着气，焦急了好半天，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修园子，户部决不能拨款！户部制天下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

        “叔平！”阎敬铭肃然起敬地说，“但愿你能坚持不屈。”

        “我尽力而为。”翁同龢又问，“海军经费如何？”

        “从前拨定各省厘金、关税，分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两，不过各省都解不足的，北洋是自己收海防捐来弥补，一笔混帐，户部亦管不了。现在这两笔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收支，将来一定有‘官司’好打，户部亦有的是麻烦！”

        “怎么呢？”翁同龢急急问道，“既然都归海军衙门收支，又与户部何干？那里来的麻烦？”

        “我再给你看两封信。”

        两封信都是抄件，亦都是李鸿章所发，一封是致海军衙门的公牍，说明北洋海军的规模及所需经费：“查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有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更小，而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这五艘船，可以在海洋中作战，但力量犹嫌单薄，要等正在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战舰到达，合成九艘。另外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只，连同福建造船厂所造的旧船，方可自成一军。

        至于北洋的海军经费，一共可以分成两部分，常年薪饷及舰船维持费一百二、三十万，修建旅顺船坞大约一百四十万，在两年内筹足，每年要七十万两。新购及将来预备订购的船价，还未计算在内，明后两年，每年拨给北洋的经费就得两百万左右。

        “这是李少荃扣准了北洋水师经费，每年两百万的数目而开出来的帐。”阎敬铭说：“户部的麻烦，你看另外一封信就知道了。”

        另外一封给醇王的私函，说得比较露骨了：“户部初定南北洋经费，号称四百万，后因历年解不及半，不得已将江、浙、皖、鄂各省厘金，奏改八折，仍不能照解。闽、粤厘金则久已奏归本省办防。近三年来，北洋岁收不过十余万，南洋所收更少，部中有案可稽。似户部指定南北洋经费四百万两拨归海军，亦系虚名，断断不能如数。应请殿下主持全局，与户部熟商，添筹的款。”

        “各省报解南北海防经费，每年不过一百二三十万，照四百万的定额，还差两百七八十万，户部从那里替海军衙门去筹这笔的款？”

        “这，”翁同龢问道：“朴园跟合肥又何肯善罢干休？”

        “麻烦就在这里！你倒想，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又安可得？”

        说着，阎敬铭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火盆旁边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江南风味的卤鸭、风鸡、薰鱼之类的酒菜，而赋性俭朴的阎敬铭，只取“半空儿”下酒，他的牙口很好，咬得嘎嘎嗞地响。剥下来的花生壳，随手丢在火盆里，烧得一屋子烟雾腾腾，将翁同龢呛个不住，赶紧去开了窗子。

        窗子斜开半扇，西风如刀如冰地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然而脑筋却清醒得多了，定神想一想阎敬铭的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以他平日为人，及看重自己这两点来说，自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来进一番忠告，但话总得有个结论，只说难处，不是徒乱人意吗？

        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回到火盆旁时，举酒相敬，“中堂，”他说，“咸丰六年先公由吏部改户部，在任两年不足，清勤自矢，是小子亲眼所见的。到后来还不免遭肃六的荼毒。所以，这一次我拜命实在惶恐。不是我恭维中堂，几十年来的户部，没有比中堂再有声有色的。我承大贤之后，必得请教，如何可以差免陨越？”

        阎敬铭点点头，睁大了那双大小眼问道：“叔平，你是讲做官，还是讲做事？”

        书生积习，耻于言做官，翁同龢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讲做事。”

        “讲做事，第一不能怕事，越怕事越多事。恭王的前车之鉴。”

        这话使得翁同龢精神一振。最后那一句从未有人道过，而想想果然！稷宗不寿、慈安暴崩这两番刺激，给恭王的打击极大，加以家庭多故、体弱多病，因而从文祥一死，如折右臂，就变得很怕事了。南北门户日深，清流气焰日高，说起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

        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悦诚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 ※ ※

        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 ※ ※

        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把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陪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地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出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说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 ※ ※

        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算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逾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霉霆雨露，莫非皇恩。

        ※ ※ ※

        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 ※ ※

        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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