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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台落日(3-2)

        日军招抚红胡子的计划,其实早就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成为事实。

        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 ※ ※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

        ※ ※ ※

        对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袁世凯问得很详细,当然最关心的是战局的结果,究竟是日本胜,还是俄国占上风,或者不胜不败,归结于和局。

        “陆军方面,大致日本胜的把握。”段芝贵说:“俄军反攻辽阳,死了四万人,损失很重。不过,日军亦是筋疲力竭了。如今两军隔一条浑河在休息,大局要看旅顺的俄军支持得住支持不住。”

        “照你看呢?”

        “很难说。旅顺的防御工事太好了,地险而兵精,日本第三军已经发动过三次总攻击,敢死队一波接一波,乃木希典的儿子在里面,可是徒劳无功。”

        “喔,”袁世凯很注意地问:“乃木的儿子亦是敢死队?”

        “是的。”

        “结果呢?”

        “当然阵亡了。”

        袁世凯点点头,脸色沉毅,“照我看,乃木一定可以攻下旅顺。”他问:“如今日军距旅顺多远?”

        “最接近旅顺的一个阵地,五、六里,现在正在攻老虎沟。

        照日本人说,如果能把老虎沟攻下来,形势就会改变。”

        听得这话,袁世凯起身去看悬在壁上的“旅顺要塞兵要图”,找到了老虎沟,看到下注“二○三高地”的字样,方始明白。

        “是了!日军吃在仰攻,‘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若能占领二○三高地,对港湾成鸟瞰之势,俄军残余的军舰,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袁世凯停了一下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打旅顺,帮不上忙。”

        “陆军方面呢?”

        “也要看机会。反正攻沈阳,总有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袁世凯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凝神望着东三省的地图,好一会始开口:“我当初不主张中立,应该帮日本打俄国,如果听了我的话,现在情形就大不同了。”

        “请……。”段芝贵说:“请大帅教导。”

        “这跟赌钱一样,日本做庄家,我们搭多少股子在里头,现在就可以计算如何分红了。如今我们帮日本,好比赌场里的混混,看庄家手风顺,在旁边打打扇,递递毛巾把子,说两句凑趣的话。等庄家站起身来,随便抓一把钱给你吃红,还得跟他道声谢。若是合伙做庄家,当然坐下来细算赢帐,这情形大不同了。”

        “是!听大帅的譬喻,完全明白了。”段芝贵又说:“前一阵,不是张香帅有个折子,主张西联英、东联日,似乎可以补救。”

        “太晚了!没有用处。”袁世凯说:“只望日本打败了俄国,能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已是上上大吉。”

        听得这话,段芝贵踏上两步,低声问道:“听说东三省要设总督,而且已经内定了,大帅,可有这话?”

        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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