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到底还不算太好，今天也只能料理些最紧要的。”皇帝问道：“你看，除了军报以外，还有些什么非先办不可的事儿？”

        “启奏皇上，官钱票一案，要早早降旨。”

        “嗯。”皇帝点点头，“我知道了。‘叫’吧！”

        于是，肃顺亲自去“叫起”。有些军机大臣，跟他也有两天没有见面了，相对一揖之后，少不得寒暄一两句，同时探问皇帝的病情。

        “好得多了。”肃顺答道，“不过还不胜烦剧，请诸公奏对的时候，不必说得太多。”

        肃顺的话，在他们与上谕无异，因此这天进谒御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但官钱票的案子，前因后果，特别复杂，一时不能详细商酌，便又搁了下来。

        就在这搁置的期间中，肃顺一天在家纳凉，忽然想到了一着扩张势力，扶植党羽，打击政敌的好棋。第二天进宫，找了个机会向皇帝进言。

        话是由修葺“避暑山庄”的经费谈起来的。肃顺向皇帝说，京里由内务府管理的五家“天”字官钱号，盈亏关系着宫内的用度，现在户部调度各地军饷，相当困难，而且即令有余款，如果用来修葺行宫，一定会惹起御史的闲话。这样，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一个结论：五家“天”字官钱号，必须派个妥当的人，切实整顿管理，当然这个人应该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总管内务府大臣，并无定额。留在京里的有两个，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明善，明善的资望浅，而且才具、操守，都不能让皇帝信任。但是宝鋆更不行，皇帝对他的印象极坏。

        从到热河以后，宝鋆有两件事，大忤旨意。第一件是圆明园让英法联军烧掉以后，宝鋆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连出城去看一看都不敢，而且因为管理圆明园的印钥已经奉旨交出，自觉已无守园的责任，所以并不自请处分，只上了一个“奏闻”的折子。圆明园的被焚，是皇帝最最痛心的恨事，满怀忧愤，恰好发泄在这道折子上，朱笔痛斥宝鋆没有“人心”，是“我满洲中之废物”，不自请处分“尤为可恶”，处分是：“开去一切差使，降为五品顶戴”。但不多久，靠恭王的斡旋，以京城“城防”的劳绩，开复原官。宝鋆与恭王的交情，厚到了可以随时开玩笑的程度，这才是他为皇帝所厌恶和为肃顺所排挤的主要原因。

        到了热河，要修行宫，命宝鋆提拨二十万两银子应用。不知是真的没有钱，还是另有缘故，总之宝鋆不曾遵旨办理。这使得皇帝越生恶感，所以“天”字官钱号是决不会派他去管理的。

        于是肃顺建议，就在京大臣中，另简一员当总管内务府大臣，专管此事。皇帝同意了，只待决定人眩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满缺，只有就满洲大臣中去挑。肃顺故意说了几个不够格的名字，然后逼出吏部尚书全庆来。

        全庆是翰林出身，当过好几次乡会试的考官和殿试的“读卷大臣”，也算是素负清望的，肃顺看不起那些昏聩庸鄙的满洲大臣，对全庆却无恶感，同时他也知道全庆多少有依附他的意思，所以乘机保荐，表示笼络。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再跟皇上请旨，内务府的印钥，可仍旧是由奴才佩带？”

        “当然啦！你这话问的是什么意思？”

        “奴才想求皇上赏一道朱谕，申明旨意，以后奴才跟全庆商量公事，就方便得多了。”

        这“商量公事”，包含着向全庆提用款项在内，皇帝自然支持他的请求。

        于是皇帝在面谕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全庆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同时，下了一道朱谕：“肃顺仍带内务府印钥。”此外，还有好几件朱批的奏折交下来，使得清闲了好几日的军机章京们，又大忙了起来。

        朱批的奏折，在军机处只录存副本，称为“过朱”，原折发交原奏事衙门。在京的大小官员，从万寿节以后，就未见过“明发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门，也不见原折发回，以致谣言极多，人人关怀，不知“圣躬不豫”到了怎样的程度？因此，凡是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那几日都是访客不绝，意在探听消息。当然，他们自己在宫里也是天天在打听：“热河有‘包封’没有？”军机处专差飞递的文件包，称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皇帝已照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当然是“圣躬康复”了。

        这天终于等到了热河的包封，在内廷当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动比较自由的翰林，纷纷到内阁去打听消息。看到“御笔”的字画端正有力，足见皇帝的精神极好，七八天以来的悬揣不安，就从这几个字上一扫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朱学勤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曹毓瑛的套格密札中，曾提到皇帝的病，泄泻已经止了，但“虚损”愈甚，行动气喘，而且下午潮热，夜里盗汗，种种证候都令人忧惧。

        令人忧惧的还不仅是皇帝的病，肃顺似乎更见宠信了！当然，这里面的作用，只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领悟，甚至于连全庆自己，都还不知道他是无形中受了肃顺的利用，以为上蒙圣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余，兴致极好，凡有道贺的宾客，几乎无不亲自接见。

        朱学勤去道贺时，恰好遇见翁同龢。他们都算与全庆有一重师生之谊，所以称他“老师”，做老师的有这样一个红章京、一个名翰林的门生，当然也格外要假以词色，恰好天也不早了，全庆坚留他们在家“小酌”。

        谈来谈去，谈到肃顺。朱学勤谨慎，翁同龢素性“和平”，不喜论人短处，但因为他父亲翁心存被肃顺“整”得几乎下不得台，自然对他也没有好感，这样就只好付之沉默了。

        “肃六这个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了几分酒意的全庆，摸着八字胡子，大声说道：“都说他看不起我们自己旗人，依我看，这话亦不可一概而论。”

        说着，举一举杯，从这个门生望到那个门生，意思是要他们表示些意见。

        朱翁二人相对看了一眼，朱学勤年纪长些，科名早些，便“义不容辞”，要在翁同龢之前先开口。

        “老师翰苑前辈，清望素著，肃中堂当然不敢不尊敬的。”

        “对了！肃六自己不甚读书，却最懂得尊敬读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长处。”

        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翁同龢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全庆谈肃顺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全庆又为肃顺辩白，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肃顺的功劳，因此他认为肃顺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肃顺的主张的。

        这一说使得朱学勤恍然大悟，原来肃顺的保荐全庆，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肃顺的保荐全庆，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文祥。

        文祥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军机大臣。他与宝鋆被公认为恭王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宝鋆高出许多，是满洲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朱学勤的话，文祥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

        朱学勤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文祥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皇上的病就大有起色了。”

        那是几个月前的话，文祥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朱学勤不由得肃然起敬。

        “但愿如公所言。可是……。”他苦笑了一下，觉得不必再说下去了。

        “修伯！”文祥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不必颓伤！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而况大局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你我把头抬起来，要看得远些。”

        一位长官对属僚，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慰勉，朱学勤自然是深为感动的。也因此，他更觉得要景知无不言，言无不颈的责任，所以恭敬地应声：“是！”又放低了声音，“照我看，形势旦夕可变，王爷该早早定规一个办法！”

        “办法不早就有了吗？曹琢如信中所说，都是好办法。但只能静以观变，不到最后一刻，无从措手。”

        所谓“最后一刻”，是皇帝大渐之时，遗诏派顾命大臣，有了恭王的名字，那时才能名正言顺地接掌大权。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较强硬的行动，适足以授人口实，加重了“恭王要造反”的谣言。

        朱学勤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看到肃顺不断在扩张权力，只怕到那“最后一刻”，恭王会落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虽无行动，应有布置，必要时“效周公的诛伐”，也要有足够的兵力才行。

        这话不便明说，他旁敲侧击地暗示：“曹琢如信中说，该有个‘缓急可恃’的人，不知我公心目中，有了这个人没有？”

        “以后再谈吧！”

        这是结束谈话的暗示，朱学勤起身辞去，但是，他的影响却完全遗留了下来。这一天黄昏，文祥一个人在家，缓步沉思，把整个大局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想到了。

        照他的理想，最善莫过于恭王与肃顺能和衷共济，彼此舍短用长。肃顺的长处，他看得很清楚，那种兴利除弊的锐气，知人善任的魄力，在满洲王公大臣中，老早就看不到了。至于肃顺的短处：刚愎、骄狂、昧于外势，都是可以想办法裁抑补救的。要紧的是，得让肃顺相信，恭王并不愿与他为敌，恭王会尽量用他的长处，而且恭王的长处，譬如处理洋务，正好弥补他的短处。此外，朝中一班出身翰苑的老臣，硕德清望，老成持重，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加上东南忠勇奋发的湘军淮勇，内外一致，上下同心，岂但大局可以稳定？皇朝中兴，亦非难事。文祥这样向往着。

        但是，恭王对肃顺的敌意，可以设法消弭，肃顺对恭王的猜防，却不知如何化解？看来自己的想法，终成奢望！

        因此，当前最切实的一个考虑是，皇帝一旦驾崩，肃顺与恭王倘或发生权力的争夺，搞成势不两立的局面，那时又将如何？当然，自己必站在恭王这一面，是势所必然的，只是无论怎么样，不可以让他们兵戎相见！他不相信京城与热河的禁军会有“接仗”的可能，八旗禁军，不管他是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骁骑营、虎枪营，还是内务府所属的“包衣”护军营，那些兵是怎么个样子？当过“九门提督”而且现在还兼着“正蓝旗护军统领”差使的他，是太清楚了。

        他想起前几天才听到的四句谚语：“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进营要少。”不由得苦笑了。当初剽悍绝伦，打出一片锦绣江山的八旗健儿，如今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笑柄！

        这些没出息的八旗子弟，连出操都要雇人代替，怎肯打仗？他们的威风，只在每月发粮，“糙米要掉”的时候才看得见。

        这就是文祥的把握，肃顺和怡王载垣、郑王端华虽然掌握着在热河的禁军，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这一层，曹毓瑛必定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现给恭王的信中，建议召军入卫，不必有所动作，就可镇慑肃顺，同时他又隐约指出，在山东、河北边境军前的钦差大臣胜保，堪当此任。

        文祥特别持重，觉得召胜保到京，即使并无动作，对肃顺也是种刺激，并可能被误认作恭王的“逆迹”之一，所以对于曹毓瑛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此刻他的顾虑又远了一步，胜保骄恣贪黩，功名利禄之心极重，倘或肃顺走了先着，跟他有了勾结，那便成了个心腹之患，不可不防。

        要预防也容易，不妨先通款曲，作一伏笔。

        于是第二天他把朱学勤找了来，嘱咐他代笔，给胜保写封信。胜保最近打得很好，连克鲁北数县，即以道贺为名，跟他拉拢一番。

        胜保在英法联军内犯时，曾奉旨统率入京各路援军，虽然通州八里桥一役，吃了败仗，但亦可说“非战之罪”，其时文祥随同恭王办理“抚局”，与胜保几乎无一天不见，所以要叙旧套交情，不愁无话可说。

        信中当然也要提到恭王“致意”，这才是此函的主旨所在。对胜保来说，不独与恭王有共患难的情分，而且也该感激恭王兵败相援的德意。通州一仗，大清朝第一门至亲，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娘家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垮了下来，胜保也负伤败退，其时皇帝由肃顺扈从着，仓皇逃难到了热河，自顾不暇，那里还管得到胜保？亏得恭王收拾残局，败军之将才得有安顿整补的机会，由这一层深入体察，胜保对肃顺那些人是决不会有好感的。反过来说，有此一函，更能令胜保倾心，亦是不言可知的了！

        因此，朱学勤一面写，一面在心里佩服文祥，这一着“先手”棋，看似平淡，实为必占的要点，将来局势的演变，倘或真到了最不忍见的地步，起死回生，全在眼前这平淡无奇的一着棋上。

        有了这个了解，对这封“应酬信”便越发不敢大意。军机章京的笔下原都来得，朱学勤读书甚多，更是一把好手，所以精心构思之下，把这封信写得情致深婉，词藻典丽，自己看了也颇为得意。

        于是他穿好袍褂，亲自把信送了去给文祥，笑嘻嘻地说：“只怕词不达意，乞赐斧削。”

        文祥先不看信，望着他的脸色，拈须微笑：“其词若有憾焉！”他说，“不看便知是好的。”

        “且先请过目。”

        看不了数行，文祥笑意渐敛，朱学勤不免诧异自问：难道还有未加检点之处，让他看出了毛病？因而把自己的稿子，默念了一遍，却又不知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修伯！”文祥站起来把信交还给他，正色说道：“我原以为此信可有可无，读了大稿才知竟是必不可少的。”

        如此郑重的神态和语气，朱学勤真有知己之感，因而也端然答道：“此信关系重大，我不敢疏忽。还请斟酌，以期尽善。”

        “写作俱佳，尽善尽美。”文祥笑着又说：“胜克斋以儒将自命，奏稿都是自己动手，最喜自炫文采。也让他见识见识军机处的手笔。莫以为都象急就章的‘廷寄’那样，只不过把话说明白了就算数。”

        朱学勤以谦虚的微笑，然后退了出来，把那封信另行加封，交驿差冒着如火的骄阳，飞递军前。

        转眼间过了七月初二立秋，照文祥的希望，盛夏已过，皇帝应该一天好似一天，但事与愿违，皇帝似乎已无法处理政务了。从七月初五开始，一连三天，没有“明发上谕”，初八算有四件，初九开始又断了。

        消息一传，谣言复炽。整理官钱票还没有眉目，而“乾益”、“天元”两家官钱号的掌柜，不知是畏罪，还是无法缴纳那为数甚巨的“三成罚金”，竟逃得不知去向。接着前门外“天利”钱号被抢。这是大乱之世的景象，京城里人心惶惶，有着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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