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兄弟,”王五脸色凝重地说,“你不能不走了!恐怕你还不知道,杨都老爷,跟张侍郎一样,也让九门提督抓走了。”
“那位杨都老爷?”
“山西人……。”
“喔,杨漪村。”谭嗣同有些困惑,“怎么不抓我,抓他呢?”
“嗐!兄弟,”王五大不以为然,“莫非你有那个瘾,非坐牢才痛快?我想过了,你说怕连累老太爷,这话不错,不过,这到底不过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会连累老太爷,也很难说。万一连累着了,那时你再投案,为父赎罪,是个孝子,朝廷没有不放老太爷出来的道理。既然这样,何必自己多事?”
“话不是这么说。从来办大事,总要有人不怕死,才能感动得了别人,接踵而起……。”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了下来,自觉辞不达意,很难跟王五说得明白。
王五其实明白,“兄弟,”他说,“我也知道你有番大道理,不过,我实在不能眼看着你让人抓走。你不要教皇上吗?人、钱,我都有,就没有人出主意。兄弟,非你不可!”
这是有意拿大帽子套他,谭嗣同明知其意,不便说破,只这样答道:“五哥责以大义,我不敢不听。不过,今晚上总不行了,这里也不是细谈之地。这样,明天上午,我们仍旧在大酒缸见面。”
王五无奈,只得应承,作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那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作出京走避之计,以致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群情惶惶,莫可终日。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照样又有官做。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从他窥探意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
原来荣禄虽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京里却是相当孤立的。有些人是不愿他往上爬,怕他一冒上来,相形见绌,就会失势,有些人是觉得他平时过于跋扈,应该加以裁抑,还有些对慈禧太后固然严惮,而对皇帝却也存着一片深藏未露的惓惓忠爱之忱,看荣禄唯知有母,不知有子,内心愤慨,当然也不会替他说好话。因此,荣禄得找个人替他开路,才能内召大用。
杨崇伊的第二个折子,便是替荣禄开路,建议“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来京干什么呢?不能明言让荣禄入军机,即使能说,荣禄也不愿意他说,因为大学士在军机上行走是真宰相,耻于为从五品的监察御史所荐。
因此,杨伊找了个借口,说康有为在逃、梁启超亦未拿获,康广仁、谭嗣同虽被捕而未处决,深恐康党勾结洋人,以兵舰巨炮相威胁,应该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进京,保护皇太后及皇帝。
但北洋为海内第一重镇,不可一日无人,荣禄进京保护圣躬,总得有人替他才行。杨崇伊这三年来苦心孤诣,想在朝中掀起一场大波澜,目的就是为了此刻可以举荐一个代荣禄而镇守北洋的人,此人非别,正是目前寄居贤良寺,侘傺无聊,郁郁寡欢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原来杨崇伊与李鸿章是至亲。李鸿章长子叫李经方,虽为胞侄入继,却如己出,视为克家令子,而李经方就是杨崇伊的儿女亲家。李大小姐闺名国香,嫁的是杨崇伊的长子杨圻。
杨圻字云史,是个少年名士。他之得为相府娇客。也许是看中了他的人才,但亦可能由于杨崇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同乡前辈翁同龢,以帝师之尊,颇得重用,李鸿章想以此渊源,对一向与他不大和睦的翁同龢,取得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企图,那可是彻头彻尾落空了!
杨李两家这门亲事,结在光绪十八年。那时的李鸿章,勋名功业,看来如日方中,其实是“夕阳无限好”。两年以后的甲午之战,北洋海军,一举成空。事先翁同龢及他的门下如汪鸣銮、文道希,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等,全力主战,事后则翁党纷纷纠参李鸿章,先剥他的黄马褂,拔他的三眼花翎,最后夺了他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马关议和回国,朝命入阁办事,其间虽有贺俄皇加冕的海天万里之行,订下自以为“可保数十年无事”的中俄密约,但始终未获重用,既不能入军机,亦不能掌兵权,甚至连个总理事务大臣的兼职亦竟保不住。
李鸿章失势,杨崇伊便无指望,因而恨极了翁同龢一党。他看得很清楚,慈禧太后还是眷顾老臣的,只为皇帝听信翁同龢,才压得他的那位“老姻长”不能出头,所以死心塌地做了“后党”,处心积虑想剪除皇帝的羽翼。首攻珍妃的老师文道希,恰恰符合了慈禧太后不喜珍妃的心意。这次首先发难,奏请训政,更是大功一件,自觉为“老姻长”效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背后对人称李鸿章为“老姻长”,见了面,杨崇伊仍然用“官称”,恭恭敬敬叫一声:“中堂!”接着将奏稿双手捧上:
“晚生拟了一个折子,请中堂过目。”
“姻兄,不敢当!”李鸿章也很客气地,用双手相接。
展稿细读,看完前面请召荣禄一段,李鸿章想了一下才往下读:“至北洋紧要,不可一日无人,司道代拆代行,设有要事,尤恐缓不济急。可否请旨饬大学士李鸿章即日前往,暂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
看到这里,他停下来说:“多感盛情。不过,恐怕没有什么用处。”
杨崇伊一听这话,大为泄气,“中堂!”他说,“今日北洋,岂是袁慰庭所能主持的?何况中堂朝廷柱石,久蒙慈眷,际此危疑震撼之时,当然要借重老成。”
“你说我‘朝廷柱石’,这话倒不错,无非供人垫脚而已。”
李鸿章说,“今天的邸抄,姻兄看了没有?”
“还没有!”
“你看了就知道了!”
取来当天的宫门抄,李鸿章指出荣禄的一个奏折,是为“督练新建陆军直隶臬司袁世凯”规仿西制所设的“同文、炮队、步队、马队四项武备学堂”的官兵报奖,以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为首,一共保了十六员。奉朱批:“着照所请。”
“姻兄,袁慰庭要大用了,荣仲华如果进京,想来必是臬司代拆代行。是吗?”
“是!荣仲华当面告诉我,一奉旨意,预备让袁慰庭护印。不过,”杨崇伊特别提高了声音,“他也说过,实在以中堂回北洋为宜。不过,他自觉身分差中堂一大截,不便冒昧举荐,所以关照我上折。”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不敢骗中堂。”
李鸿章闭着眼想了好半天,然后“咕噜,咕噜”抽水烟。
显然的,他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同意杨崇伊作此尝试?
“上了也好!”他终于开口了,“做个伏笔。”
“是!”口中这样答应,疑问却摆在脸上。
“回北洋,只怕我今生休想了!”李鸿章说,“多少人想夺我的兵权,尤其是荣仲华这样厉害的脚色,岂肯轻易放手?”
“不然!”杨崇伊说,“他跟我表示过了,还是想入军机。”
“入军机亦未必不能掌兵权。这也不去说它了!姻兄,”李鸿章忽然问道,“你觉得我回北洋有意思吗?”
“北洋到底是北洋……。”
李鸿章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老夫耄矣!那里还能做重振雄风的春梦?看机会,象从前左文襄那样,能择一处善地容我养老,此愿已足!”
听得这一说,杨崇伊才知道李鸿章志在两江或者两广。这两处“善地”都是膏腴之区,以李鸿章的资格,不难到手。所谓“上了也好”,正就是表示,纵或不能重镇北洋,不得已而求其次,亦比在京“入阁办事”来得强。
李鸿章确是这样的想法。但开府北洋,威风八面,究竟不能忘情,所以等杨崇伊一告辞,立即关照:“拿我的名片,去请总理衙门的陈老爷来!”
这位“陈老爷”是贵州人,名叫陈夔龙,字筱石,光绪十二年的进士,大卷子上错了一个字,名列三甲,分发到兵部当司官,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忠厚练达,一貌堂堂,颇得李鸿章的赏识。
不过,这天他要找陈夔龙,另有缘故。因为陈夔龙官只五品,却能上交名公巨卿。他前后三娶,元配是以前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侄女;现在这位续弦的太太,是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堂妹,与现任军机大臣廖寿恒两度联襟,目前就住在东华门外廖府。所以李鸿章找他,能够打听到军机处的消息。
其次,荣禄当兵部尚书时,在司官中最看重陈夔龙,不论查案,或是视察,每次出京,必以陈夔龙为随员。同时,袁世凯倚为左右手的幕僚徐世昌,是陈夔龙的同年。所以对于天津的消息,他是相当灵通的。
更其重要的是,陈夔龙在总理衙门,深得庆王奕劻的信任,专管与北洋往来的密电。李鸿章知道,荣禄有何密奏,慈禧太后有何密谕,都由庆王转承,亦必都由陈夔龙经手译递。
所以,要打听眼前的一切最高机密,更非找陈夔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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