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韶、廖寿恒、裕禄都以军机大臣而兼总理大臣，所以庆王要找他们谈公事，最简捷的办法是亲到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禁地，但贵为亲王，自成例外。庆王排闼直入，而且在上位落坐，开门见山的道明来意。

        三位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军机大臣还未答话，不在其位的刚毅却谋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吗？”他大不以为然地，“岂有此理！”

        说法国公使荐医为多管闲事，已失臣道，外使荐医为皇帝诊疾，用“狗拿耗子”的俗语来譬喻，更觉不伦。庆王心中不悦，便即正色答道：“这也不能说是人家爱管闲事。平常人家，亲友交好，荐医也是常有的事，何况一国之君，更何况下诏求医，是自己请人家来管闲事。子良，你没有办过洋务，不知道其中的甘苦委曲！”

        “我是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刚毅犹自强辩，“再说，外国医生也不配替皇上看病。”

        庆王懒得再理他，看着年纪最长的王文韶问：“夔石，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奏请懿旨。想来慈圣不会答应。”

        “那是可想而知的。咱们得找个理由，怎么谢绝人家？”

        王文韶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答说：“有个说法。从前曾袭侯得病，请西医诊脉，结果不治而死。俞曲园太史的挽联中有句话：‘信知西药不宜中。’中西体质互异，曾侯之薨，实非西医的过失。今以万乘之尊，不敢轻试西医。法使的盛意，只有心领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得体，都表赞同，庆王决定照此回奏。另有英国公使要救张荫桓一事，因为有刚毅在座，他不愿谈论，而况上谕中已指明张荫桓并非康党，只交刑部暂行看管，谅无死罪，亦可不谈。

        这样想停当了，便关照侍卫“递牌子”，等候召见。这一等等了半个钟头，犹无消息，不免奇怪，“此刻是谁的起？”他问，“这半天，还不下来！”

        “是荣仲华的起。”刚毅酸溜溜地说，“当今一等一的大红人，又是‘独对’，只顾了他自己讲得痛快，也不想想我们都在这儿等着！”

        单独召见，称为“独对”，是军机大臣最犯忌的事，因为不知道“独对”些什么？“上头”忽然问到，会无从置答。而历来召见的惯例，军机总是在最后，为的先前召见的臣工，有何陈奏，好跟军机商量。因此，荣禄进见的时候太久，军机大臣便只能枯等了。

        在荣禄与刚毅之间，庆王自然倾向前者，所以忍不住替荣禄不平，“你也别那么说！这一次的剧变，亏得荣仲华因应得宜。”他停了一下又说，“而况，今天的独对，是太后宣召，并非仲华自己请起，太后有话要问，他不能不答。怎么怪得到他身上呢？”

        刚毅碰了个钉子，只能退到一旁生闷气。他的气量最狭，暗中咬牙，非跟荣禄作对不可。因此，等叫了庆王的起，军机大臣由于礼王病假，由他带班进见时，凡遇荣禄的建议，他必持反对的论调。

        这天名为“训政”，其实是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因为皇帝根本不在座。是何缘故，太后既未宣示，臣下亦不敢问，只是行礼以后，静候垂询。

        “这两天外面的情形怎么样？”

        “欢声雷动！”代为领班的刚毅，毫不思索地回答。“都说慈圣训政，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有人说，人心很不安。可有这话？”

        如果有这话，当然是荣禄所奏，刚毅便即答道：“奴才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心不安？害怕的只不过是新党。至于百姓，那个不额手相庆？不过，奴才说的是京里的情形，地方上或者因为该管督抚，处置不善，难免人心浮动。奴才请旨，是不是该寄信各省，责成疆臣，加意防范。倘有造谣生事，扰乱地方情事，唯该督抚是问。”

        “倒也不必这么张皇。”慈禧太后又问道：“你们看裁撤的六个衙门，应该不应该恢复？”

        “皇太后圣明。”刚毅碰个头说，“奴才替那六个衙门的大小官员，叩谢慈恩。”

        “其实……”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会，慨然说道：“嗐！那个衙门该留，那个衙门该裁，也不去说它了！反正要恢复都恢复。写旨来看！”

        于是，刚毅侧转脸去，向廖寿恒看了一眼。廖寿恒便磕个头，伛偻着身子退出殿去，找个可以安放笔墨的地方，亲自撰拟上谕。

        “此外应兴应革的大事还多，不过得慢慢儿来。”慈禧太后视线越过刚毅，落在他身后诸人脸上，“裕禄，你们几个看，如今必得马上要改的，有那些事？”

        “朝廷广开言路，原是好事。不过，国家大政，也不是人人都能议论的。不该奏事的人，都凑热闹上折子，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隔靴搔痒，还有不知所云的，真正是徒乱人意，一无用处。奴才愚见，以为应请明降谕旨，凡不应奏事人员，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

        “这是应该的！”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你经得事多，看这几个月的所谓‘新政’，老百姓最痛恨的是那几件事？”

        王文韶双耳有些重听，除了听见慈禧太后喊自己的名字，以及看出意在询问之外，“上头”说些什么，一无所知。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有个应付的办法，便是守着道光以来那班“太平宰相”一脉相传的心诀：“多磕头，少说话。”

        此时磕头，表示没有意见。慈禧太后便又指名问钱应溥，他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局务求安定；一件是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一事，地方奉行不善，形成骚扰，请降旨禁止。

        慈禧太后对于安定朝局这一点，不曾有何表示，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则深以为然。接下来再问兴革事项，刚毅可就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亦是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原有诏旨，自下科起始，乡会试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刚毅建议，一仍其旧，恢复八股文。

        “八股文的卷子，我也看过，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摆头，“两把儿头”上的明黄流苏，晃荡得很厉害，“倒是策论，问什么答什么，谁有见识，谁没有见识，还看得出一个好坏。”

        这是不主张恢复八股，刚毅应一声：“是！”

        “其实新政也不一定样样都坏，从同治以来，不也办了许多新政？皇帝当初跟我说，要办新政。我说，谁不愿意国富民强？只要真的对国家有益处，我没有不赞成的。刚才荣禄也说，新党要办，新政不一定都得废了！离经叛道，坏祖宗成法的，自然要废，有些有道理的，又何必废它？”

        一听慈禧太后支持荣禄的见解，刚毅大不服气，本来预备顺从的，顿时非争不可了。

        “回皇太后的话，开科取士，用八股文就是祖宗的成法，所以称为‘制艺’。”他提高了声音说，“如今的新政，跟皇太后当年垂帘所行的新政不同。如今的新政，全是康有为想出来的花样。若说康有为要严办，康有为想出来的新政不必废，那，自己可站不住脚了。”

        这话形同顶撞，尤其是搬出“祖宗成法”这顶大帽子，针锋相对，更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训政之初，必须枢臣效命，她只好让步：“说得也有点道理。那就恢复吧！”

        “喳！”刚毅答得很响亮，接下来又陈奏第二件事：“文科既然恢复旧章，武科亦应同样办理。仍旧考试马步箭刀弓石等等技艺，不必考试什么洋枪洋炮……。”

        “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慈禧太后截断他的话说，“弓箭不管用了！这些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慢慢儿再说吧。”

        这碰了很大的一个钉子。刚毅不敢再说，心里当然更不舒服，因为武科改制这一项新政，为荣禄所全力赞同。而慈禧太后所说的，“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明是指他不如荣禄。

        这是刚毅觉得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慈禧太后亦觉得话不投机，十分无趣，兼以年高神倦，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常朝”。

        等军机处将承旨所拟的上谕，用黄匣盛放，进呈御览，认可退回之时，黄匣中另附了一张慈禧太后的朱谕：“着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缺着裕禄去！”

        荣禄是大学士，而刚毅是协办大学士，尽管入军机在后，但后来居上，刚毅更觉不快，然而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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