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宫出亡，联军入城，首先死的是大学士徐桐。

        徐桐从东交民巷逃出来以后，就借住已故大学士宝鋆的园子里，听得城上已树了降幡，便命老仆在大厅正梁上结了两个圈套，然后唤来两个儿子，行三的徐承煜与最锺爱的幼子徐承熊。

        “我是首辅，国家遭难，理当殉节。”他对徐承熊说：“你三哥位至卿贰，当然亦知道何以自处。”说到这里向绳圈看了一眼：“我死以后，你可以归隐易州坟庄，课子孙耕读传家，世世不可做官。”

        “爹……。”徐承熊含着两泡眼泪跪了下来，哽咽着有言难诉了。

        “老么！你快走。”徐承煜说：“你这样会误了爹的一生大节！”

        “说得不错！”徐桐闭上眼睛强忍着眼泪说：“你快走，莫作儿女之态！”

        “快走，快走！”徐承煜推着幼弟与老仆说：“等鬼子一来，你们就走不脱了。”

        “那么，”徐承熊含泪问道：“三哥你呢？”

        “我，”徐承煜答说：“身为卿贰，当然尽国。走，走，你们快走！不要误了爹与我的大事。”

        老仆知道，处此时际，最难割舍的，便是天伦骨肉之情。徐承熊在这里，徐桐与徐承煜或许就死不了，失节事大，非同小可，所以拉着徐承熊就走。

        于是徐承煜将老父扶上踏脚的骨牌凳，徐桐踮起脚，眼泪汪汪地将皤然白首，伸入绳套，眼睛却还望着右边，是期待着父子同时毕命。

        “爹，你放心，儿子一定陪着你老人家到泉下。”

        听得这句话，徐桐将眼睛闭上，双手本扳着绳套的，此时也放下了。徐承煜更不怠慢，将他的垫脚凳一抽，只见徐桐的身子往下一沉，接着悠悠晃晃地在空中摇荡着。

        徐承煜助成了老父的“大节”，悄悄向窗外看了一下，老仆大概是怕徐承熊见了伤心，将他拉得不知去向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徐承煜脱去二品服色的袍褂，就是一身短装，悄然离家，准备赶上两宫扈驾，“孝子”做不成，做个“忠臣”再说。

        谁知一出胡同口就遇见日本兵，前面是个汉装的向导，认识徐承煜，远远就叫：“徐大人，徐大人！”

        徐承煜不答，低头疾走，这一下反惹得日本兵起了疑心，赶上来一把将他抓住。徐承煜双腿一软，跪了下来。

        及至向导赶到，日本兵问明他就是徐桐之子，两次监斩冤死大臣的徐承煜，就不肯放他走了。押着到了他们的临时指导部——顺天府衙门，将他与启秀关在一起。

        “你怎么也在这里？”徐承煜问。

        “唉！”启秀不胜惭悔地说：“一念犹豫，失去了殉国的机会。”

        徐承煜跟他平素就不大投机，此时也说不到一起，只默默地坐在一旁，自己打脱身的主意。

        “老师呢？”启秀说。

        “殉国了！”徐承煜说：“我本来也要陪伴他老人家到泉台的，无奈老人家说，忠孝不能两全，遗命要我扈从两宫，相机规复神京。如今，唉，看来老人家的愿望成虚了。”

        “喔，老师殉国了。”启秀肃然起敬地说：“是怎么自裁的？”

        “是投缳。”

        “可敬，可敬！”启秀越发痛心：“唉！我真是愧对师门。”

        “如今设法补过，也还未晚。你一片心，我知道，只恨我失去自由，如能脱身北行，重见君上，我一定将你求死不得、被俘不屈的皎然志节，面奏两宫。”

        启秀听他这番话，颇感意外，彼此在平时并不投缘，何以此刻有此一番好意？

        细想一想明白了，便即低声问道：“你有何脱身之计？若有可以为助之处，不吝效劳。”

        徐承煜是希望启秀掩护，助他脱困。启秀一诺无辞，正在密密计议之际，不想隔墙有耳，日本军早布置了监视的人在那里，立刻将启秀与徐承煜隔离监禁，同时派了人来开导，千万不必作潜逃之计，否则格杀勿论。

        到此地步，徐承煜只得耐心枯守。到得第二天，他家老仆徐升得信赶来探问，一见面流泪不止，反而是徐承煜安慰他：“别哭，别哭！国破家亡，劫数难逃。四爷呢？”

        “四爷”是指徐承熊，“另外派人送到易州去了。”徐升拭拭眼泪答说：“四爷本不肯走的，我说老太太在易州不放心，得赶去报个信，四爷才匆匆忙忙出的城。”

        原来徐家的妇孺眷口，早就送到易州坟庄上避难，徐承煜听说幼弟去报信，便问：“怎么报法？”

        “老太爷殉了难……。”徐升迟疑着未再说下去。

        “还有，”徐承煜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呢？”

        徐升知道他的意思，若说本已许了老父，一起殉国，那知道竟尔弃父偷生！这话就是在家人面前，说出来也是令人无地自容的事。所以徐承煜特感关切。事实上徐承熊发现他三哥悄然遁去以后，本就问过徐升，见了老母如何说法？徐升的答复是，有什么，说什么。而此时为了安慰徐承煜，却不能不说假话。

        “我想，四爷大概会告诉老太太，说三爷不知去向。”

        “我本来要跟了老爷子去的，不想刚刚伺候了老爷子升天，日本兵就闯进来了！那时我大声叫你，你们到那里去了？”

        “我跟四爷都没有听见。”徐升答说：“那时候，我在后院，劝四爷别伤心。”

        “怪不得你们听不见。”徐承煜说：“事已如此，也不必去说它了。老爷子盛殓了没有？”

        “也不知道那里去找棺木？只好在后院掘一个坑，先埋了再说。”徐升叹口气，又掉眼泪：“当朝一品，死了连口棺木都没有。”

        徐承煜不作声，咬着指甲想了半天，突然向看守的日本兵大声说道：“我要见你们长官！”

        日本兵听不懂他的话，找来一名翻译，方知徐承煜的请求是什么，当即允许，就派那名翻译代为去通报。

        不一会，来了一名通汉语的日本少尉，名叫柴田，向徐承煜说：“你有什么话，跟我说。”

        “我的父亲死了，我得回去办丧事。你们日本人也是讲忠孝的，不能不放我出去吧？”

        “你父亲叫徐桐是不是？”

        “是的。”

        “徐桐顶相信义和团是不是！”

        “不是，不是！”徐承煜说：“我父亲并不管事，他虽是大学士，是假宰相。这话跟你也说不清楚，反正他上吊死了，总是真的。请你跟你们长官去说，我暂时请假，办完丧事，我还回。”

        那少尉答应将他的请求上转，结果出人意料，“请假”治丧不准，但徐桐的后事，却由日军派人代为料理，起出浮埋的尸首，重新棺殓。当然，那不会是沙枋、楠木之类的好棺木，几块薄松板一钉，象口棺木而已。

        不管怎样，徐桐是未盖棺即可论定的。而有些人却真要到此关头，才能令人刮目相看的，其中最令人震动的是宝廷的后人。

        宝廷是当年响噹噹的“翰林四谏”之一，为了福建乡试事毕，回京复命途中，娶了富春江上的船妓“桐岩嫂”为妾，自劾落职，从此不仕，筑室西山，寻诗觅醉，逍遥以死。

        在他死前两年，长子寿富，已经点了翰林，寿富字伯茀，家学渊源，在旗人中是个读书人。最难得的是，寿富虽为宗室，却通新学，与他的胞弟寿蕃，在徐桐之流的心目中，都是“大逆不道”的“妖人”。

        寿富、寿蕃以兄弟而为联襟，都是联元的女婿。联元本来是讲道学的守旧派，只为受了寿富的影响，成了新派，因而被祸。死后，一家人都投奔女婿家。寿富自觉岳父的一条命是送在他手里的，所以联军未破京以前，死志已萌。

        到得两宫出奔，京中大小人家，不知悬起了多少白旗。寿富与胞弟相约，决意殉国，死前从容整理了遗稿，然后上吊。寿富是一个大胖子，行动不便，寿蕃就象徐承煜侍奉老父悬梁那样，扶他上了踏脚凳，亲眼看他投环以后，跟着也上了吊。寿富还留下一封给同官的遗书，请他们有机会奏明行在，说他“虽讲西学，并未降敌”。

        深恶西学的崇绮，虽然也没有降敌，但跟着荣禄，由良乡远走保定。他的妻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派尔佳氏，性情极其刚烈。听说联军进了京，深恐受辱，命家人在后院掘了两个极深的坑，然后集合家人，分别男女，入坑生瘗。她的儿子散秩大臣葆初，孙子员外廉定，笔帖式廉客、廉密，监生廉宏，居然都听她的话，勇于一跃，甘死不辞，全家十三口，除了留下一个曾孙以外，阖门殉难。消息传到保定，崇绮那里还有生趣？大哭了一昼夜，在莲池书院用一根绳子，结果了自己的一条老命。

        此外举家投水、自焚、服毒，甚至如明思宗那样先手刃了骨肉，然后自杀的，亦还有好几家。只是汉人殉难的不多，四品以上的大员，只有一个国子监祭酒，名重一时的山东福山王懿荣。国子监祭酒，亦是满汉两缺，满缺的祭酒叫熙元，他是裕禄的儿子，平时不以老父开门揖盗为然，而此时亦终不负老父，与王懿荣一样，服毒殉节，不愧为士林表率。

        尽管国门已破，京城鼎沸，而近畿各地，特别是西北方面，大多还不知道大清朝已遭遇了类似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的大难。

        有个曾纪泽的女婿，名叫吴永，字渔川，举人出身，以直隶试用知县，办理洋务，颇得张荫桓的赏识，加以有世交李鸿章的照应，得以调补怀来知县。这个地方是出居庸关的第一站，地当京绥孔道，冲要繁杂，光是驿马就三百多匹，所以虽是一等大县，却是很不容易应付的一个缺分。

        吴永为人干练，而且年富力强，倒也不以为苦，但从义和团开始闹事以来，这半年多的工夫，几乎没有一天没有麻烦，使得吴永心力交瘁，日夜不安。自从天津失守，溃军不时窜到，处境越发艰难，义和团亦有戒心，将东、南两面的城门，用石块沙包，填塞封闭，只留西门出入，日夜派人看守盘查，往来公文，用个箩筐从城头上吊起吊下，而且先要经义和团检查过，认为无碍，方始收发。

        这天是七月二十三，黄昏时分，天色阴晦，益觉沉闷，吴永心里在盘算，唯有到那里去弄点酒来，暂图一醉，才是破愁之计。

        就在这时候，义和团派人送来一通“紧急公文”。接到手里一看，只是捏皱了的粗纸一团，吴永心想：这叫什么紧急公文？姑且将纸抹平了看上面写些什么？

        一看不由得大惊，入眼就是“皇太后”三字，急忙再看下去，横单上写的是“皇上、庆王、礼王、端王、肃王、那王、澜公爷、泽公爷、定公爷、濂贝子、伦贝子、振大爷、军机大臣刚中堂、赵大人、英大人。”在“皇太后、皇上”字样之下，注着“满汉全席一桌”，以下各人是“各一品锅”。此外又有“神机营、虎神营，随行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下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上盖延庆州的大印。吴永看字迹，确是延庆州知州秦良奎的亲笔。

        接着，又有驿站来的消息，慈禧太后及皇帝，这天住在岔道。这是延庆州所属的一个驿站，往西二十五里，即是怀来县所属的榆林堡，再过来二十五里，就是县城了。

        吴永大为焦急，只有赶紧请了所有的幕友与官亲来商议，“荒僻山城，市面坏到如此，怎么来办这个皇差？”他说：“两宫明天一早从岔道启跸，当然是在榆林堡打尖，非连夜预备不可。”

        大家面面相觑，半天作不得声，最后是刑名师爷开了口：“以我看，不如置之不理。既无上官命令，而且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办不了皇差，势所必然。”他略停一下：“不接手还好，一接了手，供应不能如意，反会遭受严谴。岂非自取之咎？”

        这种话不说还好，说了徒乱人意，吴永踌躇再四，总觉得事到临头，假作不知，不仅失却君臣之义，就算陌路之人遭难，亦应援手。至于一切供应，能否满上头的意？此时不必顾虑，只要尽力而为，问心无愧，想来两宫看一路上萧条残破的景象，亦会谅解。

        主意一定，立即发号施令，首先是派人通知榆林堡驿站，两宫明天中午在那里打尖，尽量预备食物，其次是悉索敝赋地搜寻库房与厨房，将比较珍贵的食料，如海参、鱼翅之类，全数集中，分出一半，派小厨房的厨子携带，连夜赶到榆林堡，帮同料理御膳。同时发出知单，请本县的士绅齐集县衙门议事。

        这时已经起更了，秉烛聚议，听说大驾将临，所有的士绅，相顾错愕，不发一言。因为办皇差是一件极骚扰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家的房子好，要腾出来，那家有古董字画，要借来摆设，都是言出必行，从不许驳回的。但如今时世不同，何能与承平时期相比？所以这保持沉默，便意味着是不满，是戒备，如果县官提出过分的要求，立刻就会遭遇反抗。

        见此光景，吴永赶紧用慰抚的语气说：“大家不必担心！两宫无非路过，住一晚就走的。至于随扈的官兵，亦容易应付。为了应变，家家都有存粮，分出一半来，烙点饼、蒸点馍、煮点稀饭，多多益善。能够再预备点盐菜什么的，那就更好了。至于价款多少，将来由县里照付，决不会连累到百姓。”

        听这一说，满座如释重负，首席一位耆绅代表大家答说：

        “这样子办差，是做得到的，一定遵命。”

        话刚说到这里，听差来报，义和团大师兄，带了十几个人，要见县官。吴永便告个便，出二堂，经暖阁，到大堂去接见。

        “听说县官半夜要出城？”义和团大师兄问。

        “是的。”吴永答说：“皇太后、皇上明天上午会到榆林堡，我要赶了去接驾。”

        “他们是从京城里逃走的，那里还配称太后、皇上。”

        “皇上巡狩全国，那里都可去，怎么说是逃走？”

        “不是逃走，为什么舒舒服服的皇宫内院不住，要到这里来？”

        吴永心想，这简直是存心来抬杠！义和团无可理喻，而且也没工夫跟他们讲道理，同时也很厌恶，所以话就不好听了。

        “太后、皇上不能舒舒服服住在皇宫内院，是因为义和团吹牛，说能灭洋人，结果连京城都守不住！只好逃走。”话还未毕，大师兄大喝：“住口！完全是二毛子口气！”他又暴喝一声：“宰了！”

        吴永是有准备的，回身急走，吩咐分班轮守的马勇：“他们敢闯入二堂，就开枪，不必有任何顾忌！”

        那些马勇原是恨极了义和团的，一闻此令，先就朝天开了一排枪，大师兄的气焰顿挫，带着手下，鼠窜而去。

        二堂中的士绅，无端受了一场虚惊，都为吴永担心，有人问道：“拳民顽劣，不可理喻，老父台恐怕不能出城！怎么办？”

        “不要紧！”吴永答说：“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现在奉旨迎驾，非出城不可。义和团平时动辄自称义民，如今御跸将到，而不让我出城，那不就要反了？治反贼，有国法在，我怕什么？”

        于是，等士绅辞出，吴永又召集僚属与带领马勇的张队目，商议大驾到时，如何维持地方的治安。张队目人颇精干，当即表示，他的弟兄虽只二十名，但马上单手开枪，亦能十发九中，保护县官，他敢负全责。

        “好！你明天带八个人跟我一起出西门，有人敢阻挡，马上开枪，格杀不论。”

        “堂翁，”是县丞插话；州县都是正印官，用“正堂”的头衔，所以称他为“堂翁”。他说：“有件事恐怕不妥。大驾自东而来，当然一直进东门，而如今只有西门通行，不能让銮舆绕道吧？”

        “当然，当然！”吴永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就拜托老兄了，明天一早就派人把东门打通，堵塞城门的泥土石块，正好用来铺路。还有十二名马勇，我留给老兄。不过，对义和团还是以吓住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为宜。”

        “我知道。扈驾的大兵马上就到了，谅他们也不敢出头阻挠。”

        正谈到这里，只见门外人影，面目看不清楚，而触目惊心的是胸前一大片红，一望而知是血色。唤进来一看，竟是遣到榆林堡的厨子。

        “筵席材料是雇了两头驴，驮了去的。出西门往东绕道去，走不得两三里路，来了一群丘八大爷，拦住了要炉子。我说：‘这是驮了东西，预备去伺候太后、皇上的。’有个为头的就骂：‘什么太后、皇上。’拿刀就砍！”厨子指着裹了伤的右臂说，“我这里挨了一刀。连东西带驴子都给抢跑了。”

        吴永与僚属面面相觑，无以为计。最后只有决定，早早赶到榆林堡，看情形就地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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