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核实“林海雪原”一案中朝鲜族警察追狗一段的细节，曾和北京处理此案的一位老侦察员通电话。说到中间，顺口提起一位网名“行走40国”老兄的事情，以及他怎样瞒天过海轻取各国签证、因势利导糊弄非洲农民等种种情形，说完之后电话那端半晌无语。

        就在老萨以为电话断了的时候，那边说话了，似乎也很郁闷：“这人可别作案——太不好抓了。”

        放下电话想想，“林海雪原”这个案子，到东三省抓人已经把侦察员们玩得跟杨子荣似的。要是碰上这流窜63国的主儿，警察同志估计得挠墙。

        还好，行走兄就是一个驴客，倒没听说他有意干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真我国警察之幸也。

        好，言归正传。

        安书记被抓起来了？！

        难道此人是骗子？

        简直没有天理了，办这个案子的侦察员，警龄加一块儿超过一百年，连审带查半个月，没一个脑子里想过安书记是骗子。要是让这看着老实巴交的主儿给骗了，大伙儿出门都用布把脑袋包起来——这种事儿还能看走眼，没脸见人呐。

        “教授”急三火四带了一个侦察员，奔地安门派出所去了。

        到进院一看，正瞅见安书记：可不是他么，在墙角那儿蹲着呢，脸涨得跟红布似的，看见“教授”以后一言不发，双手抱头，赶紧把脸遮上。

        看这意思，安书记也是个没脸见人的架势。

        这怎么回事儿呢？

        处理案子的小警察迎面而来，十分嚣张地冲着安书记一指，喝道：“你，蹲好！”一转头就换了一副面孔，很殷勤地请“教授”进门上座，神态极为恭敬。

        可二处的，当年到北京任何一个地方管片儿，都是这个待遇。哪怕是一个小警察，对方的所长局长也会来亲自接待。

        听说这种待遇，老萨第一个印象就是二处太跋扈——这明显是北宋时代禁军欺负厢军嘛，再怎么着，人家那儿也有级别摆着呢。

        二处还真不怎么在乎级别。

        听过二处老处长少华的一段轶事：北京某著名大学一个学者的家人下班回来，忽然发现他已经吊死家中。此学者声望甚隆，没有任何自杀理由和迹象。

        因为影响甚大，各方人马纷纷出动。二处当然也不例外，少华亲自带队出现场，而且到得最快。

        勘查，检验，15分钟后，少华说，走。

        看守现场的警察问：王处，X局长已经在路上了，要不要等等他，汇报完了再走？

        王处撇撇嘴：“这也能叫案子？一个性窒息事故而已。还有别的案子，不等了。”

        牛气吧？

        可是X局长听了一点儿也不生气，连门儿也没进就走了，丢下一句话：

        “少华定的案子，没必要看。”

        事后查证果然如此，事情十分简单，以暴病卒报，家属默然而已。

        南端木、北少华，中国警界的西门吹雪、叶孤城，交到他们手上的案件，几乎每个都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精彩，自然看不上“教授”出事故这样简单到没有拐弯的案子了。

        可惜天寿不予，未能一识英豪，如今，若是怀念二人，只能对着端木的铜像感慨一番了——这铜像不是组织上给铸的，是一个案子的受害者家属，偶然听说端木去世了，特意赶来，送了一笔钱，就是请求给老爷子塑个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然。

        不过大多数时候，二处下去时受接待的级别比较高，是因为他们到任何一个案子的现场，都意味着这个案子是“重案”。自己管界出了重案，当地的警界老大当然要出面了，还带有向二处学习一下的意思。这跟跋扈是没有关系的。

        然而，“教授”却觉得这小警察除了恭谨之外，还带三分飘飘然，一问之下才明白：人家把安书记当成二处关押的逃犯了！

        能从二处跑出来的人，让我给抓住了，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卖艺的打翻了少林寺方丈的感觉嘛。

        听说安书记不是从二处跑出来的，而是二处的客人，小警察俩肩膀顿时就塌下来了。安书记被抓，竟然是因为盗窃。

        说话在地安门商场，有一对小两口正买被面儿呢，发现有人偷自己钱包。

        那女的当时就急了，手里正拿着一把雨伞，当时把小偷打得满头是包，然后硬生生给揪到派出所来了。这小偷就是安书记！他什么也说不清，一搜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教授”的名字和二处的电话，小警察就联系过去了。

        这案子，还真没什么冤枉的。

        你好好儿一个党员干部，哪儿能偷东西呢？“教授”赶紧让把安书记叫进来，问他。

        原来，安书记是急的。钱没了，跟乡亲们没法交代，警察也没消息，自己又什么也干不了，整天吃饱了看太阳落山，把个安书记急得颠三倒四，人已经有点儿魔怔了。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这人整天眼神儿直勾勾的心里发憷，出了个馊主意让他去地安门商场溜达溜达，逛逛街散散心。

        逛商场散心，这对跟服务员一个年龄的小姑娘是个好主意，对安书记，绝对是个馊主意。您想，安书记又没钱，心里又有火，他上商场去，这心能散得了吗？

        不但心散不了，而且看见那么多人掏钱买东西，更刺激他。一来二去，安书记头脑就不太清醒了，竟然想去偷人家的钱给乡亲们作补偿。用“教授”的话说，他哪儿会偷东西啊，那可是个技术活儿。一出手就让人给抓了。

        事情到这个地步，“教授”动了恻隐之心，跟小警察商量，说他这是初犯，又是情有可原，能不能从轻处理？

        小警察悻悻道，那得跟事主商量，是人家扭送来的。很明显，这跟“慧眼识破二处出逃巨盗”之类的心理期待相差太远，小警察有点儿积极性不高。

        事主倒是通情达理，听了安书记的事儿很感慨，那女的还掉了几滴眼泪，主动提出不难为安书记。这样，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教育释放。

        当然，“教授”让下面的侦察员好好把安书记训了一顿。侦察员的岁数只有安书记的一半大，这一顿训安书记却受得服服帖帖，那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一场风波平息，可是“教授”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老让安书记这样在招待所呆着，就算他不出去偷东西，早晚也得憋出病来。怎么办呢？

        有个侦察员出了个主意：叫一个警察跟着安书记，在北京繁华地段到处转悠，美其名曰寻找案犯，让他有点儿事儿干，不就安生了？

        这是个好主意。“教授”击节赞叹。

        果然，一个女警察陪着安书记出去溜达，老头儿情绪似乎稳定多了。

        可是，“教授”他们也就刚安生两天，又出事儿了。女警察来电话，说安书记在北京站和人打起来了。

        这老头，还有完没完了？“教授”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

        这不叫人安生的安书记令“教授”火冒三丈。

        女警察报告，说安书记拉住人两口子就不撒手了，愣说人家是骗子。

        听女警察的意思，对安书记很有些意见。

        “那你觉得那两口子是骗子吗？”“教授”问。

        “不像。”女民警说，“他这两天都认了七八个骗子了，从工人到解放军，什么人都有。昨儿连新街口的交警都让他认了一个。不过以前认错了，我一说他也就跟人道歉。这回可好，揪着人家就不撒手了，我按都按不住。”

        “那你把他们都请到站前派出所吧，我马上就到。”“教授”说。

        女警察带着三个人到了站前派出所，正是马天民在办公。往女警察身后一看，只见那安书记跟拉纤似地死死地拽着一个男的，嘴里来来回回地叫着：“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姐夫！”旁边一个女的披头散发，一跳一跳地，满嘴“妈了个巴子”地乱骂，词汇新颖，回味无穷。这女的一手揪着安书记的领子，一手抡着一只鞋，在安书记背上打得“啪啪”响。

        那两天马天民正抓精神污染，刚收了几本邪门的书在审查，一看这场景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时候湘西赶尸的跑北京站来了？”

        湘西赶尸，按说，安书记他们的形象不该让人民警察联想到这个主题，可是……谁知道人民警察看的是哪个版本呢？

        正乱着，“教授”来了，看到的便是这般光景。

        就剩那个被揪着的男的还算镇定，使劲按着安书记的手，苦苦哀求：“别，别揪我袖子，就这一件的确良的，呆会儿还得去看毛主席呢……”

        80年代，来北京的人要穿最好的衣服（因为要照相），要去毛主席纪念堂，几乎是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其覆盖范围之广令人无法想象。

        马天民就碰上过这样一起案子。

        有一天，马天民在北京站口发现一个盘查对象——此人大夏天却穿着长袖外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盘查中，发现此人手臂上有三处刀伤。

        马天民问：“怎么伤的？”

        答：“杀羊的时候砍伤的。”

        问：“杀的时候，羊捆了还是没捆？”

        答：“捆了。”

        马天民很客气地把这位请到办公室，接着就不客气地开始了讯问。老马说了，羊捆着杀还能割自己三刀？您以为是宰狼啊？

        审问结果，破获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案犯最终伏法。

        破案中，老马对一件事儿迷惑不解：案犯是在内蒙作的案，准备逃去东北，这条路，不用过北京嘛。

        案犯很老实地回答：“我这是来看看毛主席。”

        老马愣了半晌，问：“你去看过了吗？”

        “看过了，”案犯答道：“一进去，我就默默地说，毛主席啊，杀人犯看您来啦……”

        马天民跟着点头，心里想的却是主席要是泉下有知，估计得说，这叫啥子事儿呦？

        这位被安书记揪住的，肯定不是杀人犯。

        “教授”跟安书记说：“你撒开他。”

        安书记脑袋晃得跟摇头鸭子一样：“不行，我一松手他就跑了……”

        那男的满脸无奈：“我不跑，这么多警察看着，我怎么跑？”

        最终，警察跟安书记保证，肯定不放他们走，这才算松了手。那男的和那女的收拾了半天衬衣，衬衫上头俩汗津津的大手印儿，就是去不掉。

        这男的举止从容，可是“教授”觉得他们俩有点儿问题，于是分头讯问。

        “教授”觉得有问题的是两个人的年龄——那个男的将近四旬，那个女的年轻点儿有限。当时这个岁数刚结婚的确让人觉得有些异样。

        分开审问，那女的紫涨了面皮，才把事情说清。原来，她跟这个丈夫是二婚，自己本来是一个寡妇。所以，在当地，这个新婚多少有点儿受人歧视的样子。

        询问那个丈夫，所述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都怪女的，按照当地风俗再婚不摆酒宴，所以闹着非来北京不可。自己觉得本来不能摆酒就对不住人家，来就来呗。兴冲冲地到了北京站，结果碰上这样的倒霉事儿。

        最后，那丈夫才问：“拉我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啊？”

        有警察差点儿乐了。

        据跟着“教授”的侦察员回忆，当时问了这男的半个小时，自己心里的看法，倾向于安书记是急火攻心，抓错了人。

        天下哪有这样的巧法！？

        但是，到外面问安书记，却是赌咒发誓，说这男的就是那姐夫，虽然说不出特征哪儿像，就是像——不是像，就是他！

        这时候，“教授”却在拿着那丈夫的笔录看，此人名叫“金荣”，职业很正当，是齐齐哈尔车辆段的职工，证件一应俱全，态度平和自然。

        “教授”把笔录递给侦察员说，你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

        侦察员刚出门，就听后面“咚咚咚”脚步声。回头一看，“教授”跟着出来了：

        “小X啊，给我吧，我自己来打。”

        看“教授”眉头紧锁的样子，似乎是有点儿什么想法。

        电话打通了，核实结果金荣说的都是实话。

        “教授”舔了舔嘴唇，问了一句：“这个金荣，平时表现怎么样？”

        “不怎么样，好吃好喝好玩，泡病号，有时候还旷工。”

        “哦？”“教授”又问了一句，“他平时经常跟谁在一起？”

        “经常和我们车辆段的两个小年轻的混在一起，一个姓齐，一个姓葛。”

        隔了几秒钟，齐齐哈尔那边补了一句，“那个姓齐的腿有点儿跛”。

        前文写到“教授”打电话的时候，很快报应来了——半夜有位老爷子打电话来，说小萨你写错了，那个金荣不是齐齐哈尔车辆段的，是牡丹江车辆段的。

        我说老爷子我知道了，您还没睡呢？

        “哦，我才起。”

        看看表，夜里三点，这位什么作息时间啊？！

        有这生活规律的，我就记得还有一位，老关。

        老关是黑龙江萝北知青点的一位，形象憨厚，个子矮矬，小眯缝眼，看人斜着看，俩手平时塞袖子里不拿出来。我见着他的时候自己还小，是他跟着技术员来北京采购机器，据说老关看机器特有谱，所以带着他。我的两个姑姑都在东北插队，技术员来北京，就借宿我们家里。

        听家里大人说，姑姑来信嘱咐，说这老关人挺好，但是喜欢半夜起来遛弯喝酒，让大伙儿别奇怪，他就这毛病。

        于是我对老关很好奇。一个星期天早上，一家人要去公园，老关看见了，眯缝着眼睛说：“别出去了，今天下午大暴雨。”

        大人看看天色，碧空如洗；看看报纸，天气预报上什么都没有，于是说出去看看，不行再回来。

        老关一乐，两腮皱出两条很长的纹路来，不再说话。

        中午到公园，开始起风，忽然乌云四合，一点钟，大雨倾盆而下。那一次，我们只好在中山公园卖冬菜包的饭馆躲了俩多钟头。这事儿被我一个也在那儿当知青的姑夫知道，随口道：“老关啊，他会看天。”

        以后谈到诸葛亮呼风唤雨，萨就忍不住想起老关来。

        老关其实跟诸葛亮一点儿都不像。70年代他一个月挣60多块，单身一人，绝对是富户。可是一发工资先去买酒，一块五一斤的地瓜烧30斤，一天得喝一斤酒。剩下的钱，每个月吃七斤粮食，熬粥，想喝了，就来一碗。其他的，喜欢食堂的下水之类，他也不挑，加点菜帮子，加点酱油、盐炖炖，吃得就蛮香。

        老关的工作是看场院的，零下三四十度，裹一大棉袄能在野地里睡觉，安生得很。

        那时候老闹苏联特务，萝北在中苏边境的边境上，一班子知青被当武装民兵训练，不时的，团部派他们跟着一个武装部的干部去江边巡逻。其实就是趴在那儿看有没有越境特务。老关不知道啥关系，团部也让他去，还有一支短枪。

        每到这时候，越到半夜，老关的眼睛越贼亮贼亮的。

        有一次，正趴着，忽然“砰”地一声枪响。众人回头一看，老关正在吹枪口上的烟。

        大家都是空枪，他怎么有实弹？！

        武装部的干部很客气地跑过去，正要问话，另一翼的女民兵班有人惊呼。

        细看，就在女民兵们旁边的榛子林里，摇摇晃晃站起一只豹子来。那豹子步履僵硬，如同打摆子一样哆嗦着，踉跄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

        此时，对面的苏联边防站已经警铃大作，探照灯四射，闪光中，隐约看见豹子的一只眼窝已经成了个黑窟窿，正往外淌血……

        事后，有人说老关原来干过抗联，问到团部，部说什么抗联？老关哪儿干过抗联？他是土匪啊！

        刚进80年代，老关就死了。因为这个原因，老关到底是抗联还是土匪，再也没人能弄得清。

        老关是脑溢血，刚刚六旬，有人说是喝死的，没留下半句遗言。只是早几年跟人说过，说他这一行，活到这个岁数就是白饶的了。

        想想三点钟打电话给我的老爷子，大约，警察和土匪，是世界上生活最不规律的两种人吧。

        记错了车辆段可不是小事，齐齐哈尔原来是黑龙江省会，车辆段放在那儿就是个机关。而牡丹江车辆段当然在牡丹江，此处，原来可是以出土匪而著称的。《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当时就是牡丹江军区二团副参谋长。在这部小说中，土匪还计划到牡丹江劫狱，营救被活捉的匪首许大马棒。至今，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墓还在这一带。

        按照牡丹江车辆段的说法，这三个经常在一起的家伙，分别叫金荣、齐玉仙和葛同心，在当地都比较受人侧目。

        安书记能够在北京站碰上嫌犯，固然是太巧，但这个金荣恰好有两个朋友，一个姓齐、一个姓葛，那不是也太巧了吗？

        “教授”沉吟片刻，通知牡丹江车辆段严格保守机密，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有可能，立即将齐、葛二人监控，自己马上过去。

        那边一听也很紧张，立即问有没有今晚到牡丹江的列车，不用买票了，当晚过去。

        “教授”回到审问金荣的地方，看着金荣微微一笑，说先把他押起来。

        侦查员回忆，此前侃侃而谈的金荣，忽然低下了头。

        有门儿！向领导作了汇报，“教授”带领四五名精兵强将，直奔牡丹江而去。

        可刚到了地方，牡丹江铁路公安段的刘队长等在月台上，一见面就说：“抱歉，那两个小子，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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