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上档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雅尔塔体系内容，美苏两大霸权国家平分天下，中国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有幸”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积极扶持中国，国民政府与苏、美、英、法并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企图把中国变成亚洲的老大，以代替日本的位置。它希望日本的工业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退回到20世纪20年代，不能高于遭到其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国担心若是共产党当权中国则会被拉入到苏联阵营，所以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

        在雅尔塔体系背后是美、苏和蒋介石政府间的一系列利益平衡。美苏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它们都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坚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的屏障。美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内战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美国政府派出两个半官方组织到达延安，“迪克西使团”和“赫尔利使团”。前者官方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后者考察后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考虑，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同蒋介石集团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惜并未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

        迪克西使团是美国派向延安的一支观察小组，“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暗指陕北解放区。

        后来，美国扶蒋反共，是害怕一旦共产党掌握政权，倒向苏联，中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顾虑其实是出于对毛泽东与共产党的不了解。

        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中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执行占领日本的任务，当时给我们划定的占领区是四国岛，中国派出了一支部队，准备去占领日本，挂出牌子“中华民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虽然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了管制委员会，对日管制，实际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所派军队不过3000多人，中国派出了少量军队，两者都受美国控制。

        美国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提供了59亿美元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去会见斯大林，弄回了3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给欧洲100多亿，90%无偿赠予。

        二战结束，美国军用飞机的产量将近30万架，坦克6万多辆，火炮110多万门，航空母舰101艘。打完仗这些东西统统没用，美国把这些东西送人，光给国民政府的坦克就1000多辆，一辆坦克相当于中共军队一个营的火力。国民党军一下子鸟枪换大炮，个个膘肥体壮。

        

重庆谈判

        八年抗战，除了胜利的狂欢外，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更多的是衰败的经济，凋敝的民生，停滞的教育，流离的人民。抗战中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死亡1800多万人。抗战结束，最应该干的事是休养生息，进行建设。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后，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

        国内避免内战、和平统一的呼声很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华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被极大地削弱，龟缩于遥远的西南边陲，蒋介石根本无法实现短时间内聚集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进攻的军事力量。另外，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更是如此，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共。

        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备战，一方面为安抚民心，发动和平攻势，接连三次发出电文，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参与谈判，讨论双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尽管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但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作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在重庆期间，国共两党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做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共产党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削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比例接近7：1。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7：1。经过共产党多次让步与力争，国民党方面才表示“可以考虑”。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从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做过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诺要坚决避免内战。

        重庆谈判的内容比较务虚，提出坚决避免内战，但不好操作。唯一可操作的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两个问题争论激烈，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迫使国民党政府按照《双十协定》的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战场、谈判桌遥相呼应

        国共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武装冲突就已不断。东北、华北是中共战后战略的重点。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沿线早已战火纷飞。毛泽东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不要怕。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但是蒋介石来势凶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除抵抗之外，别无他法。不打肯定被消灭。我们主张和平，但不屈服于武力，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国共双方一面在战场上彰显自己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战场上的胜败，会增加或削弱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为争取社会舆论与人心，谈判不得不继续，而且为战争所不能代替。

        国共双方在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重新对抗，谈判无法继续。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国内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国内中间党派及各方力量强烈呼吁继续和谈，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解决内部争端。美国于1945年12月，再次派马歇尔将军来华，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调解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1946年1月，美国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调解小组，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再开战事，但国共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要共产党缴械，是在让共产党自寻死路。毛泽东说：“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并没有占据上风，便往狗嘴里扔扔骨头，投其所好。

        谈判是另一场战争。日本刚刚投降，朱德总司令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中共军队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也要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

        至于谈判，马歇尔调停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还未占上风，但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军队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

        参阅《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揭开四平之战的内幕》，《世界博览》2009年第14期。

        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歇尔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屡次不听话的时候，马歇尔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中国，蒋介石吃尽了苦头。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我方并无约束力。马歇尔把自己置于了两难的境地。

        

出力不讨好的调停

        可怜的马歇尔，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怀揣理想来到中国。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执政政府包容其他党派，包容共产党，包括其他民主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一党独裁，走向多党执政，双方交出军权，军队隶属于国家。这样民主国家的体制在中国基本上就可以具备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就实现了。可惜他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

        毛泽东对于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描述：“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所谓的‘调处’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战略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200万人）的80%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54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后，于7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马歇尔的调停并不招毛泽东的喜欢。美国不过是在帮助蒋介石争取时间调度而已。但共产党同样需要时间，也不希望战火再起，生灵涂炭，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促成国内和平，调停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而蒋介石觉得有了特使，自己时时受制于人，总有人处处与自己作对，让自己坐失良机。这位美国将军两边都讨不到好，只得败兴而归。马歇尔将军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中国的。

        根据调停精神，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共38人参加。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开始，几千年了已习惯于服从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产生华盛顿、拿破仑，只能产生刘邦、朱元璋这类人物。蒋介石坚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有我没你。所以政协会议无果而终，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和平民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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