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铭，一九五一年生于香港，学成于香港工业学院，一九七五年移居加拿大，未能学以致用，改行投身餐饮行业。辗转就职于多伦多数家著名餐厅。一九九二年来到中国大陆，先在金牛苑集团管理的上海绿谷别墅任经理，后至半岛集团管理的北京王府饭店嘉陵楼餐厅任经理，自一九九四年元月一日起，受聘于锦江集团管理的北京昆仑饭店，官居餐饮总监，成为锦江集团所属企业中职位最高的外籍雇员，任职凡八个月。于九四年九月八日在山西五台山亡于车祸。

        聘用外籍员工在国有企业担任高级的管理职务，无疑是一种尝试和一场赌博。昆仑饭店从九三年下半年开始，客源结构由低向高的转换速度出人意料，对餐饮水平的提升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到了九四年年初，除了上海风味餐厅因前有吴春兰，后有赵仁良，仍然一枝独秀外，只有四季咖啡厅的生意随着商务散客的大量涌入，应运而生。而锦园餐厅和“三十年代”夜总会残损待修，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日餐“桔泉”，在开张之初依仗名厨马场正宪主政，曾辉煌一度，之后数年，一蹶不振。在它的对面，丝路餐厅的火锅在九三年火爆了片刻，同样每况愈下了。两年前还盛极一时的宴会部，也如同一位过气的明星，如果没有新的包装和新的出品，面临的将只能是受众的冷淡与弃离。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冬天，沈家铭在加拿大做了短暂休假，匆匆回到北京，显得有些紧张地坐进了餐饮总监的办公室里。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冒险，一九九〇年我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任总经理时，曾经聘用过一位意大利籍的餐厅经理，由于他和本地员工日甚一日的矛盾冲突，那次“引进”不算成功。这使得我在考虑沈家铭的聘用时，心有余悸。正常情况下，在个别薄弱的岗位聘请外籍员工，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专业的经验和成熟的操作，但同时也会带来麻烦。这些外国人，包括沈家铭这样的“假洋鬼子”，进入我们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将面临两种文化，两种体制的激烈冲突、国企的工作习惯，管理模式，人际关系，他们能不能适应，谁也不敢保证。

        所以，这个职务对于沈家铭来说也是一次冒险。在他四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中，只有两年是在中国大陆，而且是就职于外国公司管理的企业。昆仑饭店对他毕竟太陌生了，他只身一人从另一个世界走来，他在这里的孤独几乎注定。尽管每个人都在回避冒险，但我还是在一九九三年的腊月三十那一天，心存犹豫地同意人事部与沈家铭签订了聘用合同。

        合同规定：乙方到职后，需经三个月试用期，在试用期甲方有权提前十天通知对方终止合同……

        八个月之后，沈家铭死了。

        沈家铭死后，我听到和看到的，是很多很多的惋惜之声和怀念之情，这让我在悲伤的同时又感到一丝欣慰，因为这证明他确实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他那么迅速地接受了我们的许多习惯和原则，接受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程序。他和很多干部——北京的和上海的，同级的和下级的——混得很熟，成为大家当中的一个。在这八个月中，我能感受到他行事的谨慎，和对融入我们这个集体的渴求。

        在这里我不能不为我们这个集体拥有这样的包容性感到骄傲。在沈家铭适应我们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适应他。我们很多人真诚地给过他温暖和支持，对他的缺点则表现出必要的谅解和耐心。

        八个月来他做了什么呢？他使宴会部的厨房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且开始着手灶具设备的更新换代。沈家铭计划在九月至十月间推出全套新的宴会菜单。桔泉餐厅正式更名为东京料理，改善了厨房和前台的管理，出品和服务的质量明显好转，营业额数倍增加，新设的寿司吧也告成在即，大有再度辉煌的势头。丝路餐厅更是脱胎换骨，摇身一变，由敦煌佛窟南渡，成了满身法国殖民地痕迹的“芭蕉别墅”，准备和北京唯一经营越南菜的西贡餐厅，争一步之短长。在清理沈家铭的遗物时，我们还在他的宿舍里，翻出一份卡拉OK歌厅的酒水推销方案……他的政绩不必一一评说，总之这些天沈家铭和我们一起，在这些方案和计划的无数细节中忙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安排他从职工公寓迁进饭店的客房，他谢绝了，我们破例允许他免费使用健身房和游泳池，但他一次没有去过。

        看上去他在昆仑是愉快的，他对国外的家人表达过这种愉快的心情，在发生车祸的那天中午，还对我们培训部的经理说起他如何喜欢北京，喜欢昆仑，打算在此定居下去，了此一生。培训部经理不信，两人还打了赌，约定三十年之后再定输赢。

        但是几小时之后他就死了，意外而且突然，震惊了我们所有的人。当天晚上我的同事从山西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使我彻夜未眠，因为他们去山西考察是我同意的，所以对他的死我似乎负有责任。他是在对生活和未来抱有美好憧憬的时候死去的，这使他的死显得格外不幸。

        他在山西不止一次地和同伴津津乐道正在装修的越南餐厅，那餐厅还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叫做“情人”，他显然是爱上这位“情人”了。他们“恋爱”有日，却一直不知道她出嫁时将是怎样的新装。我们曾经互相承诺，我向他保证将把她装饰得异彩夺目，他向我保证餐厅的菜品好吃。这位“情人”还未出世，已经被我们想象得风情万种。今天，“情人”终于打扮停当，出来见公婆了。她的姿色让人为之心动，这种心动又充满了伤感和遗憾，因为最钟爱她的人已经无法与我们同叹一声，迎接她的降生了。

        沈先生当然也有很多缺点，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和与我们的感情交流方面，都有许多可以指谪的地方。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是不能在死者身后指指点点的。在这篇悼文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毛泽东主席写过的一篇著名的悼文《纪念白求恩》。白求恩是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牺牲在中国的，而沈家铭是来中国打工挣钱，死于意外事故的，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之间唯一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同是始于加拿大，终于五台山罢了。不过，就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沈家铭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从小熟悉的生活环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加入我们的行列，为我们的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真诚地悼念他。

        按照迷信的说法，人死七天之后才可以安魂。到“满七”的这天，死者的灵魂是要回到生前的居所向亲友和他的用物告别的，所以这一天亲友们必须把他的房门敞开，让他方便出入。但在九月十五日这天的夜里，并没有人留意为沈家铭开门，所以宿舍楼沈家铭隔壁香港厨师养的那两条从来不叫的狗，竟反常地狂叫了一夜。第二天不少人低声猜测，说一定是沈先生回来了。沈家铭多少是有些信佛的，以佛教的圣地五台山作为终结之地其实是他的造化。现在，他的姐姐带着他的一撮寒灰回到加拿大去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最终会实践他生前的愿望，姗姗地留在北京！

        佛教是讲轮回转世的，如果真的心诚则灵的话，我们会看到他的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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