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康伯里基地中那座孤独的房子里，乔·罗思躺在卧室里他的那张行军床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6星期前看上去十分迷人而且很可能还可借此飞黄腾达的一项任务，现在刚刚变成了一场噩梦。

        自从1948年创建以后的差不多40年以来，中央情报局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保持队伍的纯洁，防止苏联“鼹鼠”的渗入。为此，在反间谍措施上已经花掉了几十亿美元的成本。全体职员经历了反复检查、测谎仪测试、谈话询问和一遍又一遍的审查。

        这些措施奏效了。当英国人被50年代初期的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利思的变节而震惊时，中情局保持着纯洁。当菲尔比在贝鲁特找到了勉强糊口的饭碗时，他的事件继续发展着，直到他最终于1963年逃往莫斯科，但中情局仍然保持着清洁。

        当60年代初法国遭受乔治·巴克事件而英国又遭受乔治·布莱克事件时，中情局还保持着未受渗透。这么多年来，中情局的反间谍部门——保安处，一直由一位叫詹姆斯·安格尔顿的杰出的人上所领导着，他是一个孤独的着迷于工作的人，他活着只为了一件事：保持中情局不受苏联的渗透。

        最后，安格尔顿因生性多疑而自食其果。他开始相信，尽管他已经尽了努力，但中情局里面确实有一个忠于莫斯科的眼鼠。虽然经过了所有的考验和审查，但他还是相信一个叛徒已经混了进来。他的理由似乎是：如果没有线鼠，那么应该有。所以肯定有；所以就有了。对怀疑中的“萨莎”的追查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认为克格勃需对世界上一切坏事负责的偏执狂俄罗斯投诚者高里津，同意了这种观点。

        对安格尔顿来说，这是悦耳动听的音乐。对萨莎的追查加大了力度。谣传说他的名字是以字母K开头的。那些名字以K开头的官员们被折腾得六神不安。一个人愤而辞职；另有几个被除名，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一项谨慎的举措，但对士气不利，而士气已经低落了。从1964年到1984年，清查搞了10多个年头。最后局长威廉·科尔比认为闹得够了。他让安格尔顿退休了。

        保安处传到了其他人手里。其保持中情局免受苏联渗透的职能继续着，但没有像以前那样开展得轰轰烈烈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在甩掉了老一代情报人员认为必定有反叛者的潜移意识之后，在情报圈内再也没有发生更多的间谍丑闻。然后，重心似乎要转移了。美国，自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未出过叛徒，突然间冒出了许多，不是因为思想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金钱而背叛了祖国。博伊斯、李、哈珀、沃克，最后还有霍华德。他们在中情局内部工作，检举揭发了在俄罗斯本土上活动的美国特工。在遭到乌尔琴科（在他奇特的再次投诚回去之前）的揭发后，霍华德在被逮捕之前设法溜出去逃到了莫斯科。霍华德的叛变和乌尔琴科的再投诚事件都发生在前一年，把中情局搞得面红耳赤。

        但所有这一切与奥洛夫声称的潜在影响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假如奥洛夫的交代当真，光是追查就会把中情局搞得天翻地覆；假如该交代当真，损失评估就会搞上几年的时间，重新组合成千上万名特工、代码、国外情报网和与盟国的关系会花上10年时间，还会花费几百万美元的成本。在未来的几年里，中情局将会威信扫地。

        在漫漫长夜里，罗思辗转反侧难以人眠，萦绕在他心头里的那个问题是：我应该去找谁？黎明前他打定主意，起床，穿好衣服，收拾行李。在离开之前，他去看了一下奥洛夫。俄罗斯人睡得很香。罗思对克罗尔说：“替我管好他。任何人不准进来，也不准离开。这个人现在已经很重要了。”

        克罗尔不明白为什么，但他点点头。他是一个老老实实执行命令的人，从来不会去询问为什么。

        罗思驾车到达伦敦，避开使馆，到他自己的公寓，取了一本不是他真名的护照。他在一班英国私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订到了一个座位。抵达波士顿后他在洛干机场转机继续飞往华盛顿国家机场。即使已经节省了5个小时的时差，但当他驾着一辆租来的轿车进入乔治城时，天色已经开始发黑了。他停好车，沿着K街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已经靠近了乔治城大学的校园。

        他在寻找的房子是一座漂亮的红砖建筑物，与周围房子的区别只是它装有许多保安系统，在不停地扫描着街道和附近的通道。在穿过马路走到那座房子的门廊时他被拦住了，他晃了晃他的中情局通行证。在房门口他要求见他想找的人，被告知那位先生正在吃晚饭时，他要求传一句话进去。几分钟后，他被引入了一间装饰着护壁板的图书室，里面弥漫着皮装书籍的气味和一丝淡淡的雪茄烟味。他坐下来开始等待。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走了进来。

        他不习惯在他的私宅里会见年轻和级别较低的中情局职员，但被他召来的除外，现在他在一把皮沙发里落座，并做手势示意罗思坐到他的对面，然后静静地询问登门造访的事由。罗思仔细地向他作了汇报。

        局长已有70多岁了，对于担当的这个职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但他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把间谍派往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和低地国家。战后，因战略情报局的解散，他回归平民生活，从父亲手里接管一家小工厂并把它发展成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当中央情报局创办起来以接续战略情报局时，第一任局长艾伦·杜勒斯请他到局里担任职务，但他谢绝了。

        多年以后，作为一名富人和共和党的一名主要捐款人，他已经注意到并主动去接近了一位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走红的前演员。当罗纳德·里根当上总统后，他邀请他的值得信任的朋友出任中情局局长。

        这位局长笃信天主教，丧妻多年，是一名道德行为极为严谨的清教徒，在兰利内部被认为是“一个顽强的老家伙”。他重视才能和知识，但他的感情是忠诚。他曾经知道一些好朋友被送进了盖世太保的刑讯室，因为他们被出卖了。变节出卖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对于叛徒他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在这位局长的心目中，对待他们决不能有丝毫的仁慈。

        他仔细地倾听着罗思的叙述，他的眼睛注视着煤气柴火壁炉，但在这种天气温暖的夜晚炉内没有火焰。他没有流露出他的感受，只是绷紧了嘴巴周围的肌肉。

        “你是直接来这里的吗？”当罗思说完时他问道，“你没对其他人说过吧？”

        罗思解释了他是如何过来的，像一个窃贼那样在夜色下溜进了他自己的国家，使用的是一本假护照，还兜了一个圈子。那位老人点点头；他自己曾有一次也是那样溜进了希特勒侵占下的欧洲。他站起身走到一张古董侧桌旁，提起桌上的一只白兰地酒瓶倒了一杯，然后停顿下来宽慰地拍拍罗思的肩膀。

        “你做得对，小伙子。”他说。他把白兰地递给罗思，但年轻人摇摇头。局长继续问：“17年了，你是这样说的吧？”

        “根据奥洛夫的说法。我的所有上级领导，一直到副局长弗兰克·赖特，都在中情局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汇报。”

        “你当然不知道了。”

        局长回到椅子里坐下后陷入了沉思。罗思没去打断他的思绪。最后老人说：“只能找保安处。但不能找处长。毫无疑问他是绝对忠诚的，但他已经干了25年。我要让他去休假。还有一位聪明的年轻人，是他的副手，以前当过律师。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我们这里干了15年以上。”

        局长让一名助手打电话去查核。经查明确认，保安处副处长41岁，15年前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中情局。他被从在亚历山大的家中召过来的。他的名字叫马克斯·凯洛格。

        “他从来没在安格尔顿手下工作过，”局长说，“他的姓氏以字母K开头。”

        刚过午夜，马克斯·凯洛格慌慌张张而又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当家中的电话响起来时他正要准备上床睡觉，他惊奇地听到局长本人在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局长说。于是罗思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事情。律师眼睛一眨未眨地全听进去了，没有遗漏任何细节，提了两个补充的问题，没做记录。最后他问局长：“为什么找我？哈里在城里嘛。”

        “你只与我们一起干了15年。”局长说。

        “啊。”

        “我已经决定让奥洛夫——吟游诗人，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留在英国阿尔康伯里，”局长说，“他在那里比回到这里安全，甚至更为安全。把英国人支开，乔。告诉他们吟游诗人刚刚吐露出更多的只涉及美国利益的情报。告诉他们待我们核对完毕后会恢复他们的接触机会。”

        “你们上午飞过去……”他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上午坐特定的航班直接去阿尔康伯里。无清规戒律约束，现在，太晚了，风险太大了，奥洛夫会明白的。让他和盘托出，我要了解全部情况。我要知道两件事，要快。这是否真实，如是，那么是谁。”

        “现在，你们两人为我工作，只为我工作，直接向我汇报。不准截留，不要提问，把问题留给我，我会在这里处理问题的。”

        老人的眼睛里重新出现了一股杀气。

        罗思和凯洛格试图在从安德鲁斯飞回到阿尔康伯里的格鲁曼飞机上睡一会儿。当他们抵达后他们仍萎靡不振，浑身疲乏。自西往东的飞行总是最糟糕的。幸好两人都不饮酒，只喝水。他们几乎没有洗漱就去了奥洛夫上校的房间。当他们进去时，罗思听到了从录音机中播放出来的熟悉的加芬克尔的歌声。

        很适合呢，罗思严肃地想；我们又来与你谈话了。但这次不会有沉默了。

        但奥洛夫就是合作的本身。他似乎听任于他现在已经吐露了他的最后一项珍贵的“保险”这一事实。新娘的代价已全部提供了。惟一的问题是求婚者能否接受。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审讯室里说。凯洛格已经选择了关去麦克风和磁带录音机。他有自己的便携式录音机，再加上他自己的手写笔记记录。他不需要复制任何其他磁带，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中情局职员在场。那些技术人员被支开了；克罗尔和另两个人警卫着通往那扇隔音门的廊道。技术人员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彻底检查和清除该房间里的窃听器。他们宣称房间已经清洁，但对这种新的做法感到迷惑不解。

        “我发誓确实如此。他只被称为雀鹰间谍，而且是由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操纵。”

        “他是何时何地被招募的？”

        “我相信是68年或69年在越南时。”

        “相信？”

        “不，我知道是在越南。我当时在计划部门，我们在那里搞一次大行动，主要是在西贡及其附近。当地招募的助手是越南人，当然，是越共；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其中一人报告说越共带给他一名牢骚满腹的美国人。我们当地的驻勤特工开导并感化了他。1969年年末，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赴东京去与那个美国人谈话。就在那时候他被命名为雀鹰代号。”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负责各项安排、建立通讯联络和转移资金。”

        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星期。奥洛夫回忆起在那些年月里把钱款付进去的银行，并通过这些银行进行转账。随着岁月的流逝，资金也逐年增加，很可能是因为职务的提升和产品价值的提高。

        “当我调到非法局在德洛兹多夫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我与雀鹰的关系继续维持着。但现在不是涉及银行转账，更多的是行动方面。如果雀鹰告诉我们一个反对我们的间谍，我就会通知合适的部门，通常是行动实施部门，被称为‘湿事务’，他们会去消灭那个敌对特工，如果他不在我们的领土上；或把他抓起来，如果他在我们国内。我们用那种方法已经搞掉了四名反卡斯特罗分子。”

        马克斯·凯洛格记下了一切细节情况，晚上重新听磁带。最后他对罗思说：“只有一个人的生涯与所有这些指控相符。我不知道是哪个人的，但档案记录可对此作出证明。现在，这是一个交叉核对的问题，每时每刻的交叉核对。我只能在华盛顿的中央档案馆里做这项工作。我必须回去。”

        第二天他飞回美国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里向中情局局长汇报了5个小时，然后把自己关在了档案记录之中。他有中情局局长亲自签发的命令，谁也不敢对凯洛格说不。虽然有保密规定，但谣言开始在兰利传播。出了什么事，引起了职员们的恐慌，而且那肯定与内部保安有关。士气开始低落了，这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真正捂住。

        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山丘有一片石南属植物丛生的地方，叫哈普斯特荒地，里面饲养着一些鹿、羊、鸭子和其他野禽。旁边还有一个附属的小公园。在马克斯·凯洛格飞回华盛顿的那天，山姆·麦克里迪与基普赛克在那里会面了。

        “使馆里的事情不太妙，”基普赛克说，“那个K线的人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已经开始查问多年前的卷宗。我认为一项安全检查，很可能针对我们在西欧的所有使馆，已经开始了。该调查迟早会收缩到伦敦使馆。”

        “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助的？”

        “有可能。”

        “讲吧。”麦克里迪说。

        “如果我能给他们某种真正有用处的情报，那倒是能起到帮助作用的。”

        对于一名在位的投诚者来说，如果年复一年从来没能提供任何情报，那是会引起怀疑的。所以习惯上应由他的新主子给他一些真正的情报，让他发回家去以此证明他是一名很好的特工。

        基普赛克已经告诉麦克里迪他所知道的在英国的每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这占了苏联在英国间谍的大部分。英国没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样会毁掉这项游戏。有些被调离了机密岗位，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而是缓慢地在人员调整时进行。有些得到了提升，但失去了处理机密文件的机会。有些还能看到机密材料，但这些文件都被做了手脚，它们的害处要大于益处。

        基普赛克还被允许“发展”了几名新的间谍以向莫斯科证明他的价值。其中一名是秘情局本身的档案室一名文员，他是绝对忠于英国的，但他按上级的命令把“情报”传给苏联人。莫斯科对招募到这个代号叫“貂熊”的间谍一直很高兴。已商定貂熊将在两天后把由丹尼斯·冈特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传递给基普赛克。备忘录的大意是，奥洛夫现被隐藏在阿尔康伯里，在那里，美国人已经完全听信了他的故事，英国人也是如此。

        “奥洛夫的事情怎么样了？”基普赛克询问。

        “一点消息也没有了，”麦克里迪说，“我与他一起待过半天，没什么收获。我认为我在乔·罗思的心中播下了一些怀疑的种子，在阿尔康伯里和在伦敦。他回到阿尔康伯里，又与奥洛夫谈了，然后飞回美国去了，用的是一本不同的护照，以为我们没有发现他。好像走得很匆忙。他现在还没有重新出现，至少没有经过一个商业性的机场，也许是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直接飞进了阿尔康伯里。”

        基普赛克停止向鸭子喂面包屑，转向麦克里迪。

        “此后他们与你谈过吗？请你回去继续审问奥洛夫吗？”

        “没有。已有一个星期了，音信全无。”

        “那么他已经抛出了那个弥天大谎，他抛出、的那一个。那就是为什么中情局卷入了他们自己的事情。”

        “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吗？”

        基普赛克叹了一口气。

        “假如我是德洛兹多夫将军，我就会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两件事是克格勃一直所渴望的：一是挑起美国中情局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一场大争斗。美国人是否已开始与你们吵架了？”

        “没有，他们很有礼貌。只是没有联络。”

        “那就是另一件事。克格勃的另一个梦想是把中央情报局从内部搞得天翻地覆。摧毁士气，让同事之间互相猜疑。奥洛夫将检举揭发中情局内某个人是一名克格勃间谍。这将是一项有效的指控。我警告过你：波特金是一次蓄谋已久的事件。”

        “如果他们不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发现他？”

        基普赛克开始信步地走回他的汽车。他转过头来从肩膀上方说：“注意被中情局突然冷落的那个人。会是那个人，而他将是清白的。”

        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大吃一惊。

        “让莫斯科知道奥洛夫现驻在阿尔康伯里？这事如果让兰利知道是会引发一场争斗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是一次测试。我相信基普赛克。我深信他是真诚的。我信任他。所以，我认为奥洛夫是假冒的。如果莫斯科不作出反应，不想去杀害奥洛夫，那将会是一次证明。即使美国人也会相信它，他们将会发怒，当然，但他们也会明白这个逻辑。”

        “那万一苏联人去袭击并杀死奥洛夫呢？由你去告诉中情局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

        “他们不会那样干的，”麦克里迪说，“如同黑夜之后是白天一样明了，他们不会。”

        “顺便说一下，他要来了，来度假。”

        “谁？”

        “凯文，带着妻子和女儿。你的桌子上有一份卷宗。我想让‘企业’为他尽一些地主之谊。安排两顿饭局，让他想见面的人陪他一起吃。多年来他一直是英国的一位好朋友。至少尽我们的努力。”

        麦克里迪闷闷不乐地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桌子上的那份卷宗。丹尼斯·冈特坐在他的对面。

        “凯文·贝利是一位歌剧迷，”麦克里边看着卷宗说，“我想我们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剧院为他搞一些票子，安排一下这类事情。”

        “天哪，我可搞不到格林德博恩的戏票，”冈特羡慕地说，“排队名单要等待7年哪。”

        这座宏伟的乡间庄院位于苏塞克斯中心，处在高低起伏的草坪之中，拥有英国最漂亮的歌剧院之一。它仍然是任何歌剧爱好者在夏天的夜晚最向往的一个地方。

        “你喜欢歌剧吗？”麦克里迪问。

        “当然喜欢。”

        “好。贝利先生和贝利夫人在这里期间，你可以去接待他们。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搞一些歌剧票。以蒂莫西的名义，打他的旗号。这种辛苦的差使有一些赏钱，虽然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过。”

        他起身准备去吃中饭。冈特抓住了那份卷宗。

        “他什么时候来？”

        “一星期之内，”麦克里迪在门边说，“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安排的节目。问问他最喜欢什么。我们要做就要把事情做好。”

        马克斯·凯洛格把自己关在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室里，并在那里生活了10天。他在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他出差去了，她也相信了。凯洛格的饭菜是由其他人送进来的，但他主要依赖于咖啡和大量的香烟。

        两名档案管理员随时听候他的使唤。他们对于他的调查一无所知，只是把他需要的卷宗拿给他，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被从已无多大用处的卷宗里挖掘出来了。与所有秘密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也从来不扔掉任何资料，无论如何奇特或已经过期，因为谁也不知道也许在某一天会需要那些微小的细节、那些零星的打印资料或照片。这种老资料现在正好需要了。

        在他的调查进行到一半时，两名中情局特工被派到了欧洲。一个去访问维也纳和法兰克福，另一个去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两人都携带着美国缉毒署的身份卡，还有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有关银行给予合作。害怕自己被用作毒品洗钱，每个城市的一家主要银行都与董事们进行了协商，并同意了向美国的来访者开放其档案。

        出纳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桌前召过去看一张照片。日期和银行账号被引用了。一名出纳员记不清了，另三名点点头。特工们收下了账户、存款额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他们带走了以各种名字签署的签名样本，待回到兰利后作笔迹学分析。当他们获得了他们来获取的东西后，就返回华盛顿把战利品放到了马克斯·凯洛格的办公桌上。

        在那段相关的时期曾参加过越战的中情局情报官有20多人，凯洛格又根据奥洛夫所引用的日期朝两头分别扩展了两年。前面12名很快就被去掉了。其余的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排除出去了。

        在符合的时间内他们不在符合的城市里，不可能泄漏某一份情报，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它，不可能进行某一次会面，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另端。但有一个人不能摆脱嫌疑。

        在两名特工从欧洲返回之前，凯洛格知道他已经查明了那个人。从欧洲银行获得的证据只是证实了他的调查。当他做好了准备时，当他得到了全部证据时，他回到了在乔治城的中情局局长家里。

        在凯洛格去乔治城之前三天，凯文·贝利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克拉拉从华盛顿飞到了伦敦。贝利喜欢伦敦，事实上他是一个崇尚英国的人，是那个地方的历史迷住了他。他喜欢参观在过去的年代里建造的陈旧的古堡和宏伟的庄园，喜欢欣赏幽静古老的修道院和学府。他在伦敦市区梅费尔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那是中情局留着用来接待来访的要人，然后他租了一辆车去牛津，避开高速公路，反而喜欢穿行弯弯曲曲的支线道路，在布里斯汉姆的布尔停车吃中饭，那里的橡树木梁在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出生之前已经架设好了。

        第二天晚上，乔·罗思顺便来访并一起喝了一杯。他第一次见到了相貌平平的贝利夫人，还有克拉拉，那是一个腼腆的8岁女孩，姜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平直的辫子，还戴着眼镜和长着鲍牙。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贝利的家人；他的上司不是别人能与之聊天和在草坪上一起吃烧烤的那种人。但凯文·贝利的冷漠表情似乎已经变得柔和了，虽然究竟是由于享受着具有他所钟爱的歌剧、音乐会和美术展的超长的假期，还是由于即将得到提升的原因，罗思是无法猎透的。

        他想告诉贝利因奥洛夫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紧张和劳累，但中情局局长的命令是坚定的。任何人，即使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也无权知道——还不到时候。当奥洛夫的指控是真是假得到证明之后，中情局的高级官员们将听取局长的亲自传达。在此之前是绝对保密的。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回答，肯定不能主动告诉。所以罗思说谎了。

        他告诉贝利说，对奥洛夫的审问进展顺利，但节拍慢了下来。显然，奥洛夫记得最清楚的产品已经吐了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点点滴滴的零星细节。已谈过的事情正被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这很费时，但每次重复某一方面的产品时总会带出少量新的细节——量很细微但很重要。

        当罗思喝着饮料的时候，山姆·麦克里迪在门口出现了，他还带来了丹尼斯·冈特。于是大家互相作了一番介绍。罗思不得不佩服他的英国同事的安排。麦克里迪表现得完美无暇，他先是祝贺贝利在奥洛夫事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继之取出了一份秘情局为使贝利访问伦敦锦上添花的活动安排建议。

        贝利对于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观赏歌剧兴奋得脸上放光。这将成为他们全家为期12天伦敦之行的高潮。

        “然后就回美国吗？”麦克里迪问。

        “不。还要对巴黎、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作快速的访问，然后才回家。”贝利说。

        麦克里迪点点头。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也是世界上上演精湛歌剧的两个城市。

        这是一个愉快的晚上。身材超胖的贝利夫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大家分发饮料。克拉拉在上床之前也来凑热闹了。

        她被介绍与罗思、冈特和麦克里迪认识。麦克里迪歪着嘴朝她一笑。她害羞地报之以回笑。不到10分钟时间，他已经用小魔术在引她开心了。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朝空中一抛，用手接住了。但当克拉拉用劲掰开他那握紧的拳头时，硬币不见了。然后他从她的左耳里“取出”那枚硬币。小姑娘高兴地尖叫着。贝利夫人也咧嘴笑了。

        “你在哪里学的这种把戏？”贝利问。

        “只是我的大戏法中的一个雕虫小技。”麦克里迪说。

        罗思在静静地注视着。私下里，这位陷入了麻烦的中情局特工真希望麦克里迪也能使奥洛夫上校所作的交代像硬币那样轻松地消失掉。但他怀疑英国人没这种能力。

        麦克里迪捕捉到了罗思的眼神，读懂了他的想法。他轻缓地摇了摇头。不是现在，乔，现在不行。他把注意力转回到现在正玩得起劲的小女孩身上。

        9点后三位客人起身告辞。在人行道上，麦克里迪对罗思轻声说：“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乔？”

        “你这个人尽说大话。”罗思说。

        “当心点，”麦克里迪说，“你正被领向那条铺满了鲜花的道路。被牵着鼻子。”

        “我们相信你才是那样呢，山姆。”

        “他咬出了谁，乔？”

        “别来插手，”罗思厉声说，“从现在起，吟游诗人是中情局的事务，与你无关。”

        他转身朝格罗斯文纳广场快步走去。

        两个晚上之后，马克斯·凯洛格带着卷宗、笔记、照片和银行汇票副本，坐在局长家的图书室里向局长作了汇报。

        他极度劳累、筋疲力尽，他所完成的工作量通常需一个工作小组在双倍的时间内方能完成。他的眼睛周围已出现了黑眼圈。

        局长坐在橡木老餐桌的对面。那桌子是他专门吩咐后放在他们中间的，以摊放大量的文件资料。这位老人似乎佝偻在他的那件吸烟罩衫内，灯光照在他那歇了顶的起皱的头皮上，眉毛下他的那双眼睛注视着凯洛格，并不时地闪向递过来的文件。当凯洛格最后说完了时，他问：“没有疑点了吧？”

        凯洛格摇摇头。

        “吟游诗人提供了27点证据。26点相符。”

        “全是非主要的细节证据吗？”

        “是的，除了三名银行出纳员的证词，他们确认了身份——从照片上，当然。”

        “光凭细节证据能确定一个人有罪吗？”

        “能，先生。这有许多先例和大量的文献，认定谋杀并不是非有尸体不可。”

        “不需要供认吗？”

        “没必要。而且几乎肯定不会供认的。这是一个聪明、老练。顽强和非常有经验的特工。”

        中情局局长叹了一口气。

        “回家去吧，马克斯。回到老婆身边去吧，保持沉默。我再次需要你时会派人来叫你的。没有我的话你不要回到局里去。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一下。”

        他朝房门挥了一下手。马克斯·凯洛格起身离开了。老人召来一名助手，命令拍发一份仅供看阅的加密电报给伦敦的乔·罗思。电文上简单地写着：立即返回，老路线。向我汇报，老地方。上面签了一个编码的单词，以向罗思表示该电报直接来自于中情局局长。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乔治城的阴影加深了，一位老人心头的阴影也加深了。局长孤独地坐着，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想起了朋友们和同事们。那是一些年轻有为的男人和女人，被他派往大西洋彼岸，但因为一名奸细、一名叛徒，他们死在了审讯室里。那时候是没有借口的，没有马克斯·凯洛格去筛选出证据；那时候也没有仁慈——对一名告密的奸细是没有仁慈的。他凝视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照片。

        “你这个狗杂种，”他柔和地说，“你这个吃里执外的双料特务。”

        第二天，一名信使走进麦克里迪的办公室，放下一只从译码室取来的信封。麦克里迪正忙着，他示意丹尼斯·冈特拆开来。阿特看过一遍，吹起了口哨，并把电文递了过去。这是来自于兰利的中情局一份请求：凯文·贝利在欧洲度假期间不得接触机密情报。

        “奥洛夫？”冈特问。

        “让我说中了，”麦克里迪说，“可我该如何使他们相信呢？”

        关于这事他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用一只死信箱给基普赛克发去一份信息，要求尽快会面一次。

        中午时分，他接到MI-5局机场驻勤处发过来的一份例行情况通报。该通报说，乔·罗思又离开伦敦赴波士顿了，还是使用同一本假护照。

        同一天晚上，因跨越大西洋两节省了5个小时时差的乔·罗思，坐在了中情局局长庄园内那张餐桌的旁边。局长坐在他的对面，马克斯·凯洛格坐在他的右边。老人神情严肃，而凯洛格只是紧张。头天晚上当他抵达在亚历山大的家中时起，至被用电话召回到乔治城之间，他差不多睡了整整24个小时。离开时他曾把他的所有文件和资料都给了局长，但现在它们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重复一遍，马克斯。从头开始。就像你向我报告过的那样。”

        凯洛格看了一眼罗思，扶了扶眼镜，从高高的一堆文件中拿起了最上面的一份。

        “1967年5月，凯文·贝利作为一名驻勤情报官被派往越南。这是对他的任命书。他被分配到‘凤凰计划’小组。这你是听说过的，乔。”

        罗思点点头。在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国人组织了一次行动，试图扭转因越共采取在当地人口中通过有选择的公开和野蛮的杀戮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方法是用反恐怖对付恐怖分子，以查明和消灭越共积极分子。那就是凤凰计划。到底有多少个越共嫌疑分子未经证明或审判而被送上了西天，从来未有过统计数字。有人估计该数字有2万，中情局估算为8千人。

        到底多少个嫌疑分子是真正的越共也仍然是一个谜，因为越南人很快形成了一种把任何怀恨的对象指控为越共。人们家族世仇。部族争斗、土地争议，甚至因债主亡故而欠债未还而受到了指控。

        受指控的人通常被交给了南越秘密警察或南越军队。他们所经历的审讯和死去的方式可堪称为别出心裁。

        “有些年轻的美国人，刚从美国出来，看到了那里不堪人目的血腥场面。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需接受心理治疗。一个人转变了，内心转变了，转向交战对方的立场上去了。那个人就是凯文·贝利，如同乔治·布莱克在朝鲜时变节一样。这方面我们没有证明，因为变节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后来的证明表明这种假设是绝对合理的。”

        “1968年发生了我们所称的高潮经历。贝利在那次大屠杀后4个小时出现在美莱村。你还记得美莱吗？”

        罗思又点点头。这全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事他记得很清楚。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步兵连来到了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怀疑村里也许隐藏着越共或越共的同情者。至于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失控并变得狂暴，只是后来才不太确切地有过总结。当时在他们的提问没有得到答复时，他们立即就开枪了，而射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直至450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打死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村子。18个月以后这消息才传到美国，差不多3年后连长威廉·卡利中尉才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但凯文·贝利是在4个小时后到达现场的，而且全都看见了。

        “这是他在当时写的报告，”凯洛格说，一边递过来几张纸，“是他自己手写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由一个被吓坏了的人所写的。不幸的是，似乎这次经历使贝利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6个月后，贝利报告说他招募了两个越南表兄弟，阮文卓和武原干，并把他们渗入到越共自己的情报组织中去了。这是一次漂亮的行动，是许多成果中的第一个。按贝利的说法，他把那两个人操纵了两年。但按奥洛夫的说法，情况恰恰相反。是那表兄弟俩操纵了他。看这个。”

        他递给罗思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两名越南男子，拍照时的背景是丛林。一个人的脸上被打了一个叉，表明他现在已死。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晚得多了，背景是一个楼下阳台，放着几把藤椅，一组越南军官在休息、喝茶。那个端茶的服务员在对着镜头微笑。

        “那服务员后来成为难民，坐木船到了香港。这张照片被他视为珍宝，但英国当局对这群军官很感兴趣，于是拿走了照片。看服务员左边的那个人。”

        罗思看了一下。那是阮文卓，已老了10年，但是同一个人。他佩带着高级军官的肩章。

        “他现在是越南反间谍局局长，”凯洛格说，“论点得到了证明。”

        “接下来我们有吟游诗人的宣称，即贝利是在西贡被交给了克格勃。吟游诗人说出了现已死去的一个瑞典商人的名字，那是1970年时克格勃在西贡的驻勤特工。我们自1980年起就已经知道那商人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而且瑞典的反间谍机构早就剥去了他的伪装。他根本不是来自于瑞典，所以他很可能来自于莫斯科。贝利很可能见过他，只要他想见。

        “接下来是东京。吟游诗人说同年，也就是1970年，德洛兹多夫亲自去过那里，并接管了贝利，给他起了个雀鹰的代号。我们不能证明德洛兹多夫当时在东京，但吟游诗人把日期说得很准确。而那段时期贝利是在那里。这里是他乘坐美利坚航空公司、我们自己飞机航班的行程。全都相符。他于1971年回到美国，已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克格勃特工。”

        此后，贝利在中南美洲担任过两个职务，在欧洲担任过三个职务。在中情局领导层里爬上高级情报官的职位后，他还多次去过欧洲视察驻外情报站。

        “你喝点饮料吧，乔，”局长咆哮着说，“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吟游诗人说出了四家银行的名字，他在莫斯科的工作部门把付给那叛徒的现金存进这些银行。他甚至还记得那些转账的日期。这是四个账户，分别属于他报出了名字的那四家银行，在法兰克福、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这些是存款单，是大额现金。支付全是在账户开立后一个月以内。一张照片让四名出纳看了；有三名指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开立账户的人。这张照片。”

        凯洛格把凯文·贝利的一张照片从桌面上移过去给罗思。罗思凝视着那张脸，似乎那是一个陌生人脸。他难以置信。他与那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见过他的家人。照片上的那张脸毫无表情地回视着他。

        “吟游诗人给了我们克格勃说占有的5份情报，而这些情报是不该由克格勃占有的。还有这些情报被克格勃获得的时间。每一份情报只有凯文·贝利和其他极少数几个人所知晓。

        “即使贝利所获得的几次成功，就是使他官运亨通的几次漂亮的行动，也是由克格勃向他泄露了情报，是克格勃所作出的真正的牺牲，以巩固他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吟游诗人说出了由贝利所开展的四项行动的名称。他说对了。除了他声称这些行动全是由莫斯科同意的，而我们担心他这句话也是对的，乔。”

        “这样，奥洛夫方面共有24项准确的证据，其中21项对应起来了。还剩下3项，全是最近的事。乔，那天奥洛夫在伦敦打电话给你，他称呼你什么名字？”

        “海斯。”罗思说。

        “这是你的职业名字。他是怎么知道的？”

        罗思耸耸肩。

        “最后，我们来看看奥洛夫指名后发生的两名间谍被杀事件。贝利告诉过你把奥洛夫的产品先交给他，当面递交，是吗？”

        “是的，但那很正常。这是特别行动的项目，应该是机密材料。他要先核对一下。”

        “当奥洛夫说出了那个英国人——米尔顿·赖斯时，贝利先生得到了消息吗？”

        罗思点点头。

        “英国人是5天后才知道的吗？”

        “是的。”

        “而米尔顿·赖斯在英国人抓住他之前死了。雷米亚茨也同样。对不起，乔。天衣无缝。证据实在太多了。”

        凯洛格合上了他的最后那份卷宗，让罗思去盯视着摆放在他面前的那些材料：照片、银行说明、机票、行程。它像一幅拼字游戏图，组合起来了，一件不少。甚至连动机，在越南时的那些可怕的经历，也是符合逻辑的。

        凯洛格得到感谢后离开了。局长凝视着桌子对面。

        “你怎么认为，乔？”

        “你知道英国人认为吟游诗人是假投诚吗？”罗思说，“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把伦敦的意见告诉你了。”

        局长恼怒地作了一个不屑一顾的手势。

        “证据，乔。你曾经向他们要过确凿证据。他们提供给你了？”

        罗思摇摇头。

        “他们说过他们在莫斯科有一份高级财产吗？那人检举揭发了吟游诗人吗？”

        “没有，先生。山姆·麦克里迪先生对此作了否认。”

        “所以，英国人是在放屁，”局长说，“他们没有证据，乔，因为他们没能得到吟游诗人，他们就把葡萄说成是酸的。这些才是证据呢，乔。每一页都是证据。”

        罗思无言地注视着那些材料。明白了他曾经与之亲密地一起工作过的那个人原来多年来一直在恶意地背叛着自己的祖国，这如同一颗炸弹在他的内心炸响。他感到恶心。他静静地说：“你要我做什么呢，先生？”

        局长站起来，开始在他那间优雅的图书室内踱步。

        “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由总统亲自任命的。我承担着尽我最大的努力才能保护这个国家免受她的敌人破坏的职责。敌人，有些在内部，有些在外部。我不能，也不会去总统那里告诉他，我们又有了一个大丑闻，这使得过去所有的叛变投敌全像是小儿科事件。

        “我不会去暴露他，以免遭到新闻媒体的狂暴指责和外国人的惊奇。不会有逮捕和审判，乔。审讯已在这里完成了，结论也达成了，判决应由我来作出，愿上帝帮助我。”

        “你要我做什么呢？”罗思重复说。

        “在最后的分析中，乔，我已经坚强地经受住了被破损了的信任、被诋毁了的秘密、信心的丧失、土气的损毁、专揭短处的媒体和暗中取笑的外国人。但我无法在心目中去除那些道叛徒出卖的特工、寡妇和孤儿的形象。对于这个叛徒只有一个定论，乔。

        “他不能返回这里，永远不能。他的双脚不配再次踏上这里的土地。他只能在外面颠沛流离。你将回到英国去，赶在他能去维也纳并由此越过国境进入匈牙利之前，自从吟游诗人投奔过来之后他肯定一直在作这种准备，你将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那种事情，先生。”

        局长在桌子上俯身向前，用一只手抬起罗思的下巴，这样他能够直这个年轻人的眼睛。他自己的目光如同黑曜岩一般坚定。

        “你会去做的，乔。因为这是我作为局长的命令，因为我说的话是代表总统，是为了这个国家，而且因为你是为了你的祖国而去做这件事的。回到伦敦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吧。”

        “是，先生。”乔·罗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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