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胜之一，常年热闹非凡。

        游人们可能很难想到，在三百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禁区，警卫森严，人迹罕至。

        森严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在大明王朝时代来到玄武湖，会看到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军队，神情严肃地来回巡察。史载其时的制度是军官“带同弓兵、军士、地方火甲人等昼夜往来，沿湖巡察”（《后湖志》），以防止任何人试图接近湖区。你试图眺望一下湖水，就有可能被逮捕。

        沿湖周围的土地，不许农民耕种。原有的农田，一律任其荒芜。湖边不但不许打渔，也不许采樵放牧，有人试图闯进湖区，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以至樵采渔牧之有罚，巡视守护之有人，而擅越湖者必以重治”（《后湖志》）。

        不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员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来到这里。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奉皇帝钦命到两广公干的太监郭镛路过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宠信，在宫中地位颇高。听说玄武湖风景甚佳，遂带领随从二十余人，驾船到此一游。不料当朝监察御史孙纹当即以“故违禁例”、“擅游禁地”之名，迅即将此事报告给皇上，说“太监郭墉……虽祖宗严禁之地偃然不顾，前去游憩……坏国家之成法，起都人之惊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镛因此丢掉了两广公干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呢？

        原来，玄武湖中的岛屿上，建有“黄册库”，存放着大明王朝的户口本。对户口黄册何以如此紧张？因为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是约束大明百姓的紧箍咒。

        具体地说，户口制度维系着明代的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离开了这些户口本儿，大明王朝就没法运转。

        职业世袭制虽然自然方便了社会的管理，却在社会成员之间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军户，就承担着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务。

        首先，每一个军户家庭必须出至少一个男人到所属军队卫、所当兵，叫“正军”。今天参军入伍，路费、军装、士兵生活都由国家负担，而明代此类费用却都是由“军户”自己承担。“正军”一旦接到国家发来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为他出“购置军装之费”、“买娶军妻之费”、“解送道路之费”、“军丁口粮之费”，所以“正军”上路，往往会使许多军户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还要另出一个男人随“正军”一起来到军队，他的任务是在军队屯田种地，打出粮食换钱，供给“正军”吃穿花用。虽然说名义上国家规定，“军户”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减免些赋役，但其实减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耻为军”，正如“充军”这个词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参军，就如同当了犯人，“有如弃市”（《大学衍义补》）。军户之子，连娶老婆都困难，许多人四十岁了还结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军户”，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黄宗载传》）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摆脱军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大量军人逃亡潮。据《明史》兵志记载，到洪武三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人，就达四万七千九百余人。这是统治者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无法维持国防力量。

        而黄册制度或者说户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们改变户籍。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要求全国每家每户，每十年一次，将自己的户口黄册报送到京师保存。全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国家机器所清楚掌握。这样官府如果怀疑你是“逃军”，就会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户口黄册，和南京黄册库中的黄册进行对比。这一对比，就能发现你祖上是什么职业，让你逃无可逃。这就是所谓“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后湖志》）。

        所以后来在弘治五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根据朱元璋的立法精神，这样说明黄册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旧例，藏民册后湖，法禁严重，不许诸人窥伺，其深谋远虑固非一端。至于今日各处远年之册无多，而军民各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册籍之独存于后湖也。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黄册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没法买通官员，改换户口。用明清史学家韦庆远的说法，黄册就是全国百姓的“紧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户于死命的最后王牌。

        实行黄册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朱元璋想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植物，不但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也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美好的梦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如果某地发生灾荒，人们跑到外地要饭谋生，即使成功偷越了关卡，也会在造黄册时被发现，“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明会典》卷二十，黄册）。

        也就是说“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官府会要求你报出自己的户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黄册库中的信息进行核对，这样，你想谎报户口，随便到其他地方落户的企图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继续入黄册。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

        黄册制度的第三个作用是保证赋税。黄册与今天户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光是用来记录人口信息，还要记载这一家的产业，用以确定应该承担多少赋役。因此，黄册既有人称为户籍黄册，又有人称之为赋役黄册。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全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历代王朝后期都会出现一种社会情形，就是豪强地主贵族等势力之家，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黄册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户人家逃税。同时，豪家大户通过种种手段逃避税赋，将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激烈，最终会吞没这个王朝。黄册制度也可以把这一现象压制在最低范围。因此嘉靖年间有官员说：

        国家之急务，莫先于恤民。恤民之实，在平赋役而已。赋役之平，在慎攒造（黄册）而已矣。故册籍之造弗慎，赋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计，民弱受害，国计之亏缩，民生之凋疲，恒必由之。（万文彩《为申严赋役黄册事例以杜奸弊题本》，《后湖志》卷十）这些话确实说出了朱元璋的心声。可以说，没有黄册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财产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资料存放在何处，朱元璋当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后定于玄武湖，是因为它水面阔大，湖内有数个岛屿。对于玄武湖优越的天然条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杨廉曾这样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册于后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诸司庶各类多随藏以北，独后湖之藏不动如故。祖宗深谋远虑，灼见于此，故都可迁而藏册之所不可改。

        不然，辇觳之下，如顺天畿辅之近，如真（定）保定之类，何为而不之京师，而之南京？盖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由是而库于其上，由是而册于其间，诚天造而地设也。其为图籍万年之计，殆无逾于此矣。（杨廉《后湖志》序）很明显，朱元璋认为后湖这样环水隔岸的条件，是用来建设档案馆最理想的环境。建库于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安全。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认同，事实上，后来朱棣北迁以后，明王朝的中央国家机关北迁，然而却单独把黄册库留在南京，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条件之优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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