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

        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

        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晋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

        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代的“数据库”）《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士人的极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gòu，圈套）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

        他们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

        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

        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

        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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