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始则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沐风栉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帝国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中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张献忠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了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沿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评论的:
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和十三年(公元1640年)来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多。逃出张军后,其所见所闻载入《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张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
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溺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
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神父们的好友、礼部尚书吴继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马匹给各军,请示张献忠开列名单,以此细故而触怒张献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为张献忠所宠,因为冬至节祀天,未遵张献忠令读条文,以致冒犯张献忠,被鞭打至死。还有位官员,因谏张献忠少杀无辜,而被重刑处死。
因为酒喝得太多,张献忠精神也出现不正常的征兆。那一天,独坐饮食,喝闷酒,忽然见到空中伸出千百只人手来夺自己案上的食物。张献忠吓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么都没有了。
举杯消愁愁更愁,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他平生极为厌恶官场风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连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他服务,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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