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建造房子原本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除了遮风挡雨之外，防止外来的袭击应该也是它的功能之一。但是，这房子一旦出了什么与死人有关的事，它一下子会变得极不安全，它的房顶啦、门啦、窗啦，总之每一个部分都变得让人生疑，甚至屋角的气味和从门缝中吹进来的风都让人直打冷颤。
住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里，我遥想我的住宅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我知道那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是一个已死于车祸的精神病人后，如果事情没弄清楚，我几乎是不敢再回家门了。当然，我最惦念的是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一叠稿纸，那里面记录了郭颖给我讲述的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故事。现在，我不得不中断了。
写作中断让人产生疑问，而疑问让人清醒。我突然感到，即使没有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来打扰我的写作，我仍然没法结束那个十四年前的故事，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事情的结局。
关于医学院后山出现的怪事，女生宿舍的惊恐，发夹，卓然的精神分裂直至死亡，以及郭颖在走廊上遭遇的影子等等，谜底至今仍深藏不露，不然，郭颖也不会在出国前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向我讲述她在大学时的恐怖经历了。
写作的职业习惯让我抓住了这个故事，然而，当这个鬼魂似的人物让我中断写作以后，我下意识地感到我的写作与现实似乎有什么联系，或者说，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恐怖事件是否像藤蔓一样正在爬进我身旁的这座精神病院之中。
这种莫名其妙的揣想纠缠着我。夜里，在住院楼外的林阴中散步时，花木的清香中也仿佛夹杂着某种药味，我觉得继续走下去就会被气味熏倒。回到楼内，关上房门，走廊上的木地板又将深夜的脚步声夸张得很厉害，“咚咚咚”，仿佛医生或护士随时都在紧张地跑来跑去。
夜半时分，我让室内的台灯一直开着，这让我睡在床上踏实一些。门后挂着一件白大褂，这是我白天在病区明察暗访时的伪装。当然，只有吴医生、董枫和小翟知道我的身份，其余的医生护士只是把我看成一个无所用心的实习医生。
在这里呆了一周了，我相信那个已死去的严永桥不会再在这里出现，相反，他拎着黑雨伞再度敲响我的家门倒有可能。我无端地又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没人接。自从我到这里的当天晚上随手给家里打电话，有人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后，我就不能控制地一到夜里便拨几次电话回家，当然再也没出现过有人接听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门窗紧锁后离开独居的住宅的，如果有人听电话那只能是鬼。
天亮之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那就是把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怪事搞清楚，或许对解决眼前的恐怖事件有什么帮助。
第二天上午，阳光明亮，我在医院门口的磁卡电话亭拨通了郭颖的电话，在听到她声音的那一瞬，我有种魔幻的感觉：我在与地球的另一面通话，美国休斯顿大学，她深夜的寝室，她说她正准备睡觉。我突然有点嫉恨起她的舒适来，将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故事丢给我之后，她倒无牵无挂地远走高飞了。我追问谜底，关于卓然的死，关于发夹，关于她自己的恐怖经历。她说她确实不知道，她要我别再提这件事，不然她睡下后会做噩梦的。她提醒我，可以到医学院找找何教授，如果这些事后来有什么结果，他可能知道。
我想到了郭颖讲过的十四年前的情景，深夜的后山上，何教授孤坐在凉亭里，他在怀念他二十年前的恋人——那个开始叫卢萍后来在文革中又改名叫卢红的女生，那个温暖的生命后来变为了防空洞里的白骨，她的发夹和白骨遗留在一起，其传说在若干年后的后山上飘荡。还有，卓然精神分裂后，他去看望过她，作为心理学教授，对其中奥秘他或许会有些洞察。当天下午，我便乘车去医学院。在精神病院大门外我举手招呼出租车时，那车犹豫了一下才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他的目光对我有点审视的意味，我想一定是我背后这座精神病医院的大门让他对我有点狐疑。医学院在这个城市的东边，足足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我在车上慢慢盘算着，十四年前的何教授到今天应该快七十岁了，一定已退休在家。
上车时我说了句“到医学院”，此后我便一言不发地想心事。开车的小伙子没话找话地说：“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精神病院的病人不少吧？”
“其实，精神病与社会竞争没多大关系。”我侧脸对他说，“主要还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观点我是从吴医生那里听来的。他举例说，遇到同样一个挫折或打击，有的人坦然处之，有的人精神分裂，这是因为每人的基因排列不同。吴医生认为，如果哪一天，科学能够准确地纠正排列有误的基因组合，那么精神病就都能治好了。他认为科学能走到那一步，当然过程还会很漫长。
开车的小伙子似懂非懂地点头，看我的眼光也变得敬畏起来，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医生了，我心里想笑。
在医学院大门下了车，我便向门卫打听教师宿舍，他对我说，穿过整个学院，从后门出去便是。
学院里已经放了暑假，蝉在繁盛的林间嘶叫出空荡的安静。有一片林木升在半空，我知道那便是后山了。我不自觉地向它走近，我没有看见山下防空洞的进出口，也许这历史的遗迹已被树叶草丛完全封闭了。我拾级而上，看见了有暗红色柱子的凉亭，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坐在那里看书。时间如水，我想起了十四年前发生在这里的离奇事件。我穿过树林，走上了一片斜坡，草丛在脚下磕磕绊绊的，有一瞬间，我甚至担心脚下会踢出一个发夹来。
后山背面是一道破败的围墙，围墙那边便是建工学院。我第一次发现，两所学院是在这里接壤的。站在山顶，我望见建工学院的操场上有人踢球。
门铃响后，一个瘦高个的老头给我开了门，他就是何教授。回忆了好一阵子，他才记起郭颖这个学生。“许多年不见了，一届一届的学生，都远走高飞了。”他有点感慨地说，“郭颖挺聪明的，是个做学问的人。几年前她来看望过我，说是要出国读博士去了，可那天我正在作一个学术报告，我们只在会议厅门边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唉，时间过得真快。”
何教授显然对郭颖委托我来看望他很高兴。他说他现在很清闲，六十八岁了，已退休在家，看看书，早晨还练太极拳。他问到郭颖在休斯顿的情况，我胡乱地搪塞了几句。从屋内的情况来看，何教授似乎仍是单身一人居住。我忘了问郭颖关于何教授的家庭情况了，此刻也不便冒昧多问。
墙上的一幅油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画上是深远的夜空，有孤寂的星星，金黄色的，又大又亮。夜空下是白雪覆盖的山岭。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非现实的感觉，像是一个童话。突然，我发现画面上两重起伏的山岭很像女性的乳房，优美的曲线仿佛还跳荡着某种大胆和羞怯，覆盖的白雪像是润泽的肌肤，在星光下呈现出一派圣洁。
“是一个画家朋友送我的。”何教授说。
我脱口而出：“这是由你构思，他替你完成的画？”
何教授略感惊诧，答非所问地说：“都一样，都一样，挂在家里嘛，总要是自己喜欢的画才行。”
我作此判断，是因为在郭颖给我讲述的往事中，曾透露出何教授在“文革”时期的一段情感经历。三十多年前，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深深相爱，尽管突然爆发的文革使他们的交往有所中断，但已成为红卫兵头儿的这个女生，军衣下掩藏的仍是一颗女孩子的芳心。据说，她是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后被对立派组织逮捕的，并且被秘密关进了后山下面的防空洞，直至多年后成为一具白骨。
看到我非常欣赏这幅画，何教授像遇见知己似的，静坐在一旁抽起烟来，以便让我的感受在画中多停留一会儿。
我发现，这幅画是一个祭坛、一个秘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事情一定会是这样：那个叫卢萍的女生在大雪之夜与何教授在后山相会，在激情中她解开了自己的军棉大衣，第一次将雪白的胸脯袒露在星光下。他们都冻得发抖，但肌肤灼热，不远处还响着对立派组织攻占校园的枪声。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雪夜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我不便再问什么，默默地点燃一支烟，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沉重。坐在藤椅上的何教授已经双鬓斑白，这是另一种时间之雪落在他的发上。
“人老起来是很快的。”何教授叹息道，“你看郭颖这样的黄毛丫头，转眼已快是心理学博士了。”
我顺势说道：“可是，她对大二时发生的很多事，至今仍很困惑，读博士也解决不了这些悬疑。比如她同班同学卓然的精神分裂，她就根本找不到原因。”
“哦。”何教授仰起脸想了一会儿，仿佛要把十四年前的事情拉到眼前来。“那一年是出了不少怪事，”他说，“但我认为是一种集体癔症。卓然说戴了来历不明的发夹后头痛，同寝室的女生便接受了这种暗示，于是郭颖的头也痛起来。尤其是卓然死后，她生前睡过的床铺，她说过的梦话等等，都会对同伴的精神产生牵引作用。”何教授语调平静，仿佛在讲一个心理学的例证。
“可是，那发夹确实很奇怪的，一会儿出现在后山，一会儿又出现在女生浴室的门外，到最后竟彻底消失了。”我追问道，表示我对这一系列事件非常了解。
“我知道，你是指那件传闻。”何教授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后说，“那一年我在省外的一所大学参加了一个课题研究，回来后听说学院在清扫防空洞时，发现了几具白骨，是十年前死于此地的红卫兵的遗骨。”何教授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当时没听说还有一个什么发夹，很多年以后，学院里有了这种传闻，这是没有根据的。”
“但那发夹确实出现了，卓然戴过，郭颖也看见过……”
何教授打断了我的话：“这就是集体癔症，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下，一个普通的发夹也可能让人发疯。后山上不是也连着出了不少怪事吗，我看都与此有关。有一次，我就在半夜的后山上看见了一个黑影，那黑影在树上蠕动，这要是被郭颖她们看见，又会成为恐怖事件了，我却不信什么邪，站在树下叫道，谁在上面，再不下来我叫警察了！结果那黑影溜下树来了，原来是大二的学生吴晓舟，郭颖的同班同学。他跳下来时还有一把刀子也掉在了地上。我厉声喝问他攀在树上干什么，还带着刀子。他一脸惊惶，结结巴巴地说是看了武侠小说，来这里体会体会。真是神经有毛病。后来听说他是已死去的女生卓然的恋人，我就理解他了。一定是相爱很深，神经受刺激后的一种反常行为。这没有什么，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精神健康，只要没发展为经常的病态，偶然的异常还不能叫做病人。”
到底是心理学教授，对人的精神分析温和得多。而在精神病医生的眼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笼罩在精神疾患的阴影中。
“可是，卓然的精神分裂还是挺蹊跷的。”我说。
“是啊，不可理喻。”何教授叹了一口气，“如果仅仅是发夹的传闻，不至于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据说她那段时间一晚上要冲几次澡，这显然又是强迫症的表现。她死前我去看过她，怪可怜的。我不了解她的家族史，有没有遗传方面的原因也不知道。唉，卓然要是活着，现在也该三十多岁了，也许已做了母亲……”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何教授突然难受得说不下去了，我想他也许是联想到了更早死去的卢萍。有人说过，少女之死是一根人类之纱的断掉。这根绝望的断纱从此无法接上，无法延续，从生物学上来说亦是对生命繁衍的毁灭。
自从去医学院见了何教授以后，我心里既踏实又恐惧。踏实的是，十四年前的故事，至今未有谜底，那么，我中断写作也可以心安理得了；恐惧的是，既然发生在郭颖和卓然她们身上的恐怖经历可以永无解释，那么，我遭遇的不速之客和董枫遭遇的黑屋子人影，也许同样会无法破解。世界上不是一直就存有各种各样的谜团么？一个拿黑雨伞的幽灵来找过我，这个谜团不能破解对世界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前几天，吉医生就讲过，他也遇到过无法解释的事。说是他几年前参加山区的巡回医疗，有天晚上住在一个偏僻小镇的旅馆里，当地无电，守旅馆的老太婆给了他一截蜡烛。当晚热得无法入睡，他就凑着烛光看书一直到蜡烛燃完。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当他摸黑出去找老太婆再要一支蜡烛时，才发现老太婆不在了，并且整个小木楼就住了他一人。第二天，镇卫生站接待他的人说，那是一座早已废弃的旅馆，更不会有什么老太婆在那里值守的。吉医生说，这个无法解释的经历让他做了一年多的噩梦。
今天，噩梦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么？我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压得床架吱吱地响。吴医生的这间小屋本是为他上夜班休息用的，所以除了那个小书柜有点住宅气息外，其余的用具包括这张小床都来自于病房用品，这让我夜夜心里别扭。
天气闷热得很，我却不敢开窗睡觉，因为我怕听见精神病人的叫声或哭声。尤其是在朦朦胧胧之际，突然被那些声音惊醒时，心里要狂跳好一阵子。
看了看表，还不到夜里12点。我干脆起床到吴医生的办公室去聊聊天吧。他已开始上夜班了，也许正寂寞。我呢，既然放弃了在家的写作，那就在这里多深入一些吧，即使不能解开面临的疑团，也可积累一些写作素材。
走出小屋，尽管我轻手轻脚，走廊上的地板还是一踩就响。底楼值班室的门大开着，我瞥见吉医生正用手托着他瘦削的下巴假寐。我没惊动他，径直走到楼梯口上了二楼。护士值班室的门虚掩着，我听见董枫和小翟叽叽咕咕的说话声。吴医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室内宽敞，两面临窗，这是主任医生的优势。
我说：“还是你这里凉爽，下面闷死了。”
吴医生正在翻看一本砖头厚的医学书籍，他把衣袖挽得很高，两只结实的小臂压在办公桌上，其有力的姿态很像一个外科医生。
他说：“你要觉得这里凉爽，白天就到这里来看书吧，总之我上夜班，白天这里都空着的。”
我走到窗边，有一枝很粗的树桠在窗口摇曳，风中带着湿气，我说要下雨了。这段时间老下夜雨，一下雨我便想那个叫严永桥的家伙会不会出现。这个提着黑雨伞的幽灵叫我既期待又害怕。吴医生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不用害怕，他也正等着那个家伙再次出现呢。他说：“小时候怕走夜路，有人教我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想成一个贼，这样，再黑暗的地方走起来都不怕了。那么，你怕鬼的时候，就把自己想成是一个鬼，你也就什么都不怕了。这叫以毒攻毒，哈哈，世界就这样。”
吴医生教我的这个方法还真是有效。半夜时分，我离开他的办公室，穿过走廊，走下楼梯，尽管暗黑中空无一人，我却感到无所畏惧。
我进了小屋，将台灯调到最微弱的亮度，然后上床睡觉。大雨已下了好一阵子了，但由于我没开窗，室内还是显得闷热。朦朦胧胧中我听见雨点将窗户打得“啪啪”地响。翻了一个身，又听，那窗户上的声音好像有点异样，怎么个异样说不清楚，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头。
我翻身下床，走到窗边，撩开窗帘向外张望。外面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窗玻璃像镜子一样映出我淡淡的面影。我将鼻子贴在玻璃上，与我的面影重叠在一起。突然那面影的五官抽搐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两条毛虫似的粗眉毛。天哪！这哪是我的面影呢，显然是另一张脸正贴在窗玻璃上向里张望！我惊叫一声向后跳开，那玻璃上的面影也一闪便消失了。
我由于退得太急，被椅子一绊跌倒在地上。那一瞬间，我记起了那个拎着黑雨伞的家伙，记起了他那山区家里挂在堂屋中的遗像，记起了离他家不远的山坡上那一丘葬着他骨灰的土坟。是他！严永桥，这个逃出精神病院后被撞死在高速公路上的幽灵。那一夜大雨滂沱，他的躯体被车轮碾压得血肉模糊……
我感到嘴唇发麻，血液往脑门直冲。我大叫着拉开房门冲到走廊上：“有人！我的窗外有人！”我当时忍了一下口，没敢说那人是严永桥，因为那样说别人会认为我犯了神经。
楼梯上一阵乱响，吴医生、董枫等医护人员也跑下楼来，我这才知道我刚才的呼叫有多大的声音。吉医生返身进值班室抓起一支手电筒，我们一群人便拥出了住院楼。
大雨打得我的眼睛都有点睁不开，全身很快湿透，我看见董枫的头发贴在了脸上。吴医生走在最前面，吉医生的手电筒已握在了他的手里，一道强光中有雨点横飞。
我们穿过花园，贴着墙根来到了我的窗外。电筒光在窗台外的地上一一搜索，一片水淋淋的青草，没有脚迹，也许是大雨的冲刷，也许那幽灵本来就留不下脚迹，谁知道？吴医生一直没问我一句话，看来只有他知道我遇见谁了。他说，我们到各处看看，手电光便引着我们向树丛中走去。这时，吉医生一个人已返身向住院楼跑去，并回头对我们说，他到病区看看，职业的警惕使他担心是否有病人跑了出来，但我心里知道，他的猜测错了。这时，一道闪电从树梢上划过，我看见董枫的脸色被惊吓得苍白。
回到住院楼时，我们全都成了落汤鸡。我心里感到抱歉，如果我不去窗口贴着玻璃张望就不会有这番折腾了。但我转念一想，如果我没发现那张脸，如果我继续蒙头睡去，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当我被惊醒时，那张脸已出现在我的床边……回到屋内，我大开着灯，没敢睡觉。
一夜的惊吓使我天亮时才沉沉睡去，醒来时已是下午两点。夏日的阳光从窗帘缝中射进来，世界明晃晃的，似乎毫无秘密可言。而就在昨夜，严永桥的脸就贴在这窗玻璃上，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使我快相信显灵之说了。
人的躯体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除大部分是水以外，还有磷、铁、锌等各种各样的物质。这种组合被拆散化解之后会有另外的形态么？水被置于零度以下时变为固体的冰，若给它几百度的高温，它又变成气体升上高空的虚无。但是，它仍有还原为水的时候，当雨水在地上流淌，就是它的重新显形。
这番胡思乱想是从董枫的嘴里说出来的。我在医院的花园里看见她时，她正在一根铁丝上晒床单。她穿着一件被身体绷得紧紧的黑色t恤，下配牛仔短裤，是长腿女郎自信的一种打扮。平时看惯了她穿着护士衫的样子，此时我走出住院楼看见她的背影时，差点没认出她来。一床方格图案的床单在光影中微微荡漾，她踮起脚尖，举手去抚平床单上的一点皱折，这一瞬间所传达出的生活细节的温馨和她惊鸿一掠的优美曲线融合在一起，使我明白了张江为什么会在以前的阳台一瞥中便跌入情网。
奇怪的是，董枫为什么会在医院里洗床单呢？她说她已搬到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来了。在外租住了两年的房子已经退掉，她说那是一间鬼屋，吓死人了。
我心里一惊，预感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记起了那个拎黑雨伞的幽灵撞到我家时，曾说过董枫的楼上搬来一个新邻居，是个脖颈僵硬的女人，上楼下楼时老爱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都是对即将发生的恐怖事件的预言。难道这一切是真的吗？我记起了上次在董枫家里，深夜的寂静中突然有什么地方“叭嗒”响了一声，找遍房间，包括卫生间，却又没发现什么异样。看来，那房子真是有什么问题。
董枫拍了拍晾着的床单，然后有气无力地在草地上坐下。她说：“事情比你想的还要可怕。如果只是严永桥的瞎说倒没什么，尽管我以前不相信找你的人真是严永桥，因为我相信人死后不可能再现。当然，我现在对这个确信有点动摇了。”
“但是，严永桥生前就是个精神病人，典型的妄想狂，所以他敢把自己想成是我的丈夫，其实他最多是在住院时看过我一眼而已。他的瞎说也没有根据，因为我的楼上并没有搬来过新邻居，也没有上下楼时一边走一边说胡话的女人，这些都是他的妄想，我并不害怕。还有你上次在我屋里听见的响动，第二天我就证实了，是架上的香皂盒跌落到浴缸后面了。所以这之前我仍安心地住在那里，我没想到真的有可怕的事发生。”董枫停了下来，显然那可怕的事让她现在还心存恐惧。她低下头，看着爬上她小腿的一只蚂蚁，那蚂蚁跑跑停停，因误入歧途而不知所措。她用手指将那蚂蚁掸回到草地上，然后继续说道——“最先发现可怕征兆的应该是张江。你可能还记得，他说他第一次冒昧来找我时，推开门看见的是一个老太婆。当时是深夜，屋里又没开灯，张江只依稀看见老太婆的轮廓，听见她苍老的说话声。这件事你知道的，我们当时都把这件怪事解释为张江走错了门，尽管张江肯定说他没找错地方。
“这事让我狐疑了几天后，也就慢慢淡忘了。你知道，我上夜班时都是白天在家睡觉，最近，我睡得迷迷糊糊时好几次听见有絮絮叨叨的说话声，是老太婆的声音，苍老而干涩。我一惊便醒了，再听，屋里安安静静的。我想是错觉吧，于是又睡去。有一次睡得特别沉时，突然，老太婆的尖叫声把我惊醒了，醒来时，那尖叫的余音还在。我的心‘咚咚’直跳，额头上出了冷汗。我坐起来，靠在床头，室内无任何异样。有风从开着的窗口吹进来，将写字台上的几张纸吹到了地上。我将客厅和卫生间都察看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我重新想起张江的奇遇，难道，我这已经租住了两年的房子里，真有一个看不见的老太婆出没？我叫来了张江，这个学物理的大学生在我屋里反复查看，没有任何可疑的发现。他教给我一个方法，在睡觉时打开录音机，看能不能录下老太婆的声音，这样，听着录音带来研究，或许能发现破解的线索。我照此试了两次，结果是什么声音也没出现。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张江终于将此事的真相查出来了。他告诉我说，他去找了房东，房东说，三年前，他七十二岁的母亲是死在这间房子里的。听说了我的遭遇后，房东表示，他亲自到这屋里来烧点香和冥钱，他母亲也许就不会再回来打扰了。
“这事的结果吓出我一身冷汗。当天我就搬到医院的单身宿舍来了。我在屋里给房东留了一张纸条，说明租房合约从今天起中断。这房东太不像话，租房时未向我讲明这房的实际情况。张江让我去向他索赔，但我觉得太麻烦，我只想离这房远远的，从此忘掉它的存在。”
董枫的讲述让我似信非信。不管怎样，这一切是真实地发生了，我也找不出合理的解释。看着她略显苍白的面容，我安慰她说：“你是学医的，还相信什么老太婆显灵？只是知道了那屋子的过去，住在里面确实心神不定。不管怎样，搬到医院宿舍来就好了。”
“不好，”董枫抬起头，注视着住院楼的窗户说，“我总觉得还会出什么事，我的预感准极了。你说，我是不是触犯了什么人，才老是看见死去的人？”
“还看见谁了？”我问。
“单玲！死在黑屋子里的单玲。”董枫说到这事声音就带着恐惧，“她坐在屋里，这样，这样梳头……”董枫用手比划出梳头的姿势。
“不可能是早已死去的单玲，”我脱口而出，“我一定会把发生在黑屋子的事搞清楚，包括昨天夜里出现在我的窗玻璃上的那张脸。”此刻，我虽然将话说得很坚决，但身上却感到一股寒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总应该有来由，有原因，而我和董枫，却莫名其妙地陷入似乎是幽灵的包围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住院楼的窗口，我发现有精神病人在向我们这里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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