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太多，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钱财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族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掸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他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掸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掸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掸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肃省共有二十七万多人捐了监生，收银一千五百多万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二百九十余万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掸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其次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掸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掸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腐败蔓延到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总理级别，这个国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会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掸望和王廷赞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在所谓盛世之中，发生如此巨案，已经丢尽了朝廷的脸，没想到此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加不堪的笑话。

        处理完王掸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闷、气愤难平，另一方面心里也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原来，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寿之时，王掸望曾经向皇帝进贡了一份厚礼，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极佳，造型别致，皇帝喜欢不已。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进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后，皇帝才忍痛割爱，将这两样东西退还给了王氏。退回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这两样东西的样子日日浮现在眼前，让他牵挂不已。

        这回好了，起码通过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进宫了。而且以王掸望之贪婪，家中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奇珍异宝。

        抄家的结果汇报上来，王氏原籍山西阳曲、临汾二县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铺面房三十三间。地一千零九十五亩，当铺一座，共估值银九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两五钱。此外还有金器近四百两，珍珠五千余颗，玉器四十三件，铜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东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闽浙总督陈辉祖细细查抄，报上来的结果是抄出银九万余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近五千两，金珠宝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这些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

        一个月之后，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如山积。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悦，亲自开箱验看。然而，一个又个箱子打开，却始终没有发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宝，也大多是设计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呈上，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皇帝大惊失色。原来，抄家册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宝根本没有运进京里，而上面没有的东西，在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很显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宝调了包！

        这简直是有史以来从没听说过的奇闻！谁人这么大胆，敢当面偷骗皇帝的宝物？

        气急败坏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两名大臣阿桂和福长安，放下手头的河工重务，星夜兼程赶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查办此事，严令他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皇帝推测，大抵是经手的小吏甚至仆从们无知者无畏，一时利欲熏心，做了这惊天大事。

        查出来的结果又让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王掸望所搜罗的宝物令陈辉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贪赃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胆子越来越大，对欺骗皇上这样的大罪也视如平常。调包时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不幸败露。

        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荒唐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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