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经常可见对孔明风采的这种描写：“身着鹤氅，头戴纶巾，手持白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这种极富神韵的诗化文字说得直白些，便是“总是戴着麻布帽子，身穿白棉或白麻衣衫，坐在裸木制成的乘舆或四轮车上”。如此描述，不难使人窥见其生活简朴之一斑。

        他初时未得子嗣时，曾将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收为养子。诸葛瑾身为吴国重臣，将儿子送去蜀中过继给弟弟，自然事先获得了主君孙权的首肯。

        诸葛乔兼具叔父与父亲各自的优点，不孚众望，官至蜀国驸马都尉，亦曾随养父孔明出征，只可惜二十五岁时竟病死了。

        孔明家中从此又复归寂寥冷清，直至他四十五岁时，才得了嫡子诸葛瞻。晚年得子的孔明何等欢欣喜悦，当不难想见。

        诸葛瞻幼时便才气横溢，孔明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致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写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唯嫌其早成，恐日后不为重器。”即使对于年方八岁的儿子，他也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审视的。孔明于写此信的当年病殁于征魏疆场，其留下的遗墨中，亦有一封给诸葛瞻的《诫子书》。

        此后，诸葛瞻于十七岁时与皇妹结婚，被任为翰林中郎将。父亲生前的德行一直庇护着诸葛瞻，以至当时蜀廷但凡施行善政，国人便说乃诸葛瞻所为。然而，这种名声似对其过于溢美，孔明生前便对其下过定论：“此子恐日后不为重器。”其父此言一语道出了诸葛瞻的真实资质。蜀国灭亡时，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三十七岁。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也长驱深入魏军阵中，奋战而亡。

        尽管孔明的儿孙皆未成为国家梁，但他们共殉国难，并未辱没先人的英名。

        相传诸葛尚的下面还有一个幼弟，但迄今未见此人的传记。又有一说孔明尚有母系亲属，但此说真伪难辨，今日已无从考证。

        孔明一族原本隐逸于草野庶民之中，到了三国鼎立时代，诸葛氏一门便出了三位将相，且分别仕于蜀、魏、吴三国朝廷，可谓一大奇观。

        除了孔明仕蜀、其兄诸葛瑾仕吴之外，尚有一位仕于魏国的堂弟诸葛诞，此人较少被人言及。《世说新语·品藻》中对其曾有记载：“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其中对诸葛诞的评语似过于苛刻，其实诸葛诞出身于诸葛氏另一分支，早已仕魏，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因为他与两个堂兄之间不如孔明与诸葛瑾那样亲近，故《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他的着墨不多。只因其在司马氏夺取魏国天下代之以晋之后，曾起兵反叛，最终战败逃逸，故在晋人笔下遭此恶评。

        关于诸葛诞的事迹，其实值得一书的不少，只是因为过于偏离正题，本文不再详述。至于孔明死后蜀国的变迁，容笔者后文再行略说。值得一提的是，孔明死后三十余年间，蜀国之所以并未遭到别国的侵犯，笔者以为即使将此全部归功于孔明遗法余德的荫护，想必也不为过。

        赖山阳在其《题仲达观武侯营址图》一诗中写道：“公论莫如出自敌仇。”此语实为至理名言。据说司马懿曾站在蜀军撤走后的营地，赞叹孔明道：“此人真乃天下奇才。”赖山阳的诗自是对此有感而发，更不啻向世上专擅对孔明信口胡言之人下的封口令。

        然而，如能容笔者略陈管见的话，我则想说：司马懿赞叹孔明是天下奇才，我却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凡人。世上鲜有像他那样忠贞实在之人，他绝非孔孟般至圣至贤的完美之士，亦非特立独行的血性硬汉，只不过他的平凡与世俗的平凡有着天差地别。

        相传每当他移师驻防异地时，必于建筑营舍的同时，令人在附近空地上播撒芜菁（又名蔓菁）的种子。这种芜菁不拘春夏秋冬，四时皆能生长，且对土壤并无甚要求。其根、茎、叶均可生吃熟食，是取用方便的绝好副食品。

        对如此细小琐事考虑得如此周全，那些所谓豪放英武的大人物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远征营地通常缺少绿叶蔬菜的营养，种植芜菁无异于极大地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当人马向前推进时，舍弃田野中的芜菁不会令人惋惜，来到新营地后，也可再行种植采集。如此一来，蜀军在各地种植芜菁，以致其不断繁殖，成了地方百姓的日常食品。据说在今天蜀中的江陵一带，人们仍喜好食用芜菁，当地民众称其为“诸葛菜”。

        另一则有趣的故事，说的是蜀亡于魏之后，东晋桓温又入蜀中征讨成汉。来到成都后，他听说有一位年逾百岁的高龄老翁，熟知后主刘禅时代的世事，于是将老翁唤来问道：“听说你已百岁有余，既然如此高龄，想必知晓诸葛孔明生前之事。你可曾见过其人？”

        老翁一听，颇为自豪地答道：“见过，当然见过。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吏，自然记得相当清楚。”

        “哦？我且问你，那孔明究竟是一何等样人？”

        “这个嘛……”

        老人被问得面露为难之色，桓温见状，遂历数从孔明当年直至今日之英杰伟人之名，接着又追问道：“孔明像谁？他与这些人中的何人较为相似？”

        老翁答道：“我记忆中的诸葛丞相，与旁人并无甚不同之处，亦不如您左右诸位大将那般英武。只是丞相辞世之后，我总觉得世上再无他那样的人了。”

        或许司马懿之言乃是对孔明的最佳褒奖，赖山阳的诗句更是至理名言，而我总觉得这位老翁的话才道出了真正的孔明形象。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歌颂孔明的诗作虽多，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杜甫的这首《蜀相》。相传沔阳诸葛武侯祠前的槲树为后主刘禅所植，直至唐代仍颇为繁茂。杜甫睹物思人，遂吟咏出这首感人的诗篇。

        以下简述孔明辞世后蜀国三十年的历史演绎。

        总体而言，在孔明辞世之前，即使说是他一人在独立承担蜀国的沉浮，也绝非言过其实。他的辞世，不能不说意味着蜀国将走向覆灭。

        孔明深知自己的死将会对蜀国今后带来何种影响，他自责无法恪尽全忠，暗地里一直为身后之事忧虑不已。

        因此，为了保证自己死后蜀国的稳定，他对所有想到的事宜，均一一交代于遗言之中。

        蜀国在孔明死后依然维持了三十年之久，不能不说完全是虽死犹生的孔明一直在庇护着它。

        先前蜀军从五丈原撤兵时，杨仪曾领兵诛杀野心家魏延于险峻栈道，孔明殁后翌年，即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他也被削去官职，流放汉嘉，最终于汉嘉自杀身亡。

        魏延原本便对杨仪视若仇敌，杨仪也从不对魏延正眼相看，早在孔明去世之前，此二人便已势如水火。孔明将二人的品格看在眼里，表面不露声色，只是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长处。此二人其实当时各有自己的打算，都在为了孔明死后争当丞相而明争暗斗。

        吴国君主孙权曾问过蜀国使节孔明左右有何重臣，听到使节回答后，孙权不无同情地嗟叹道：“哎呀呀，孔明既以魏延与杨仪为左膀右臂，想必打起仗来至为艰难。”话语之中不乏对魏延与杨仪二人的讥评。

        而在蜀营之中，此二人也确实为孔明添过不少麻烦。孔明生前曾慨然自语：“延矜高，仪狷介。”因此未将后事托付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而是将诸多事宜嘱托给了稳健实在的蒋琬与费祎。

        杨仪的削职流放，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野心所致。他率领北征大军回到成都后，颇为自负，满以为朝廷必会对自己委以重任，不料受到重用的却是蒋琬，自己只不过被任为中军师。从此以后，他愤懑不已，怨言频发，更不时露出不轨的企图，因此蜀廷才先发制人，断然将其削去官职，放逐到汉嘉。

        这是孔明死后成都发生的最大事件。无论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家庭，支柱倒塌必会导致内争发生，这类事件蜀国自然也不例外。

        却说蒋琬回成都之后，先被任为尚书，负责处理一切国事。他兢兢业业，处事得当，人们评论他道：“此人虽然才不出众，但升官之后并不傲慢张狂，举止一如往常，实为难得。”

        看来孔明生前之所以举荐他，或许也是欣赏他这没有特色的特色吧。

        建兴十三年四月，蒋琬晋升为大将军、尚书令，其原职由费祎继任。蜀廷还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督统汉中军务。

        蜀国的北征人马虽已大部撤回，但汉中依然是重要的前卫基地，因此仍有大量兵力在此驻守。吴懿前去汉中，自然是为了整固这个前卫基地的防守。

        这个时期，本为同盟的吴国，出现了改变国策的迹象。随着孔明死讯的传来，吴国对蜀国的觊觎之心变得更为露骨。

        “如今若不及时援救蜀国，魏国势必会将蜀国一举吞并。”

        吴国打着道貌岸然的幌子，调动数万兵马，开到了蜀吴边境的巴丘。面对这支声势浩大的“援军”，蜀国一边立即派出大军，对其摆出对峙阵势，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感谢贵国好意相助，所幸敝国此地并无危险，贵军还是请回吧。”

        吴国眼见趁火打劫无法得手，不久也只能怏怏然将人马自国境撤了回去。

        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蜀国改元为延熙元年。

        这一年，蒋琬发动讨魏大军，首先来到汉中，暗中窥测魏军动向。

        虽然孔明已经亡故，但蜀汉的诸多老臣，仍未忘记当年跟随刘玄德立下的“振兴汉室”誓言。

        蒋琬因深知当年粮道不畅给孔明带来的困扰，故建议此次改由水路发兵攻魏。但蜀廷之上有人反对说：“利用北流之水发兵，进攻固然便捷，然而一旦到了撤兵时，必会遭遇逆流而上的艰难。”

        蒋琬的提议终于未被采纳。此次廷议不仅否决了他的作战计划，也显现出朝中百官已不愿再进行远征。

        “应该坚持防守？抑或主动进攻？”几年之间，蜀国朝臣们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转眼到了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认定蜀国此时已经不堪一击，遂命曹爽为统帅，引领数十万人马离开长安，期望经骆口（今陕西省周至县）一举突入觊觎已久的汉中。

        然而，蜀军并未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反而在途中主动伏击，使魏军顿时陷入了被动苦战之中。

        由于费祎的援军及时赶到，加之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地区兵力充沛，蜀军不久便在各处利用险峻地势痛击来敌，将魏军打得狼狈不堪。

        “不好！看来蜀军还能按照孔明的策略作战。”

        曹爽无法破敌，只得领兵退回了长安。

        翌年，蜀国大司马蒋琬亡故。

        犹如转瞬即逝的拂晓晨星一般，蜀国的良将就这样一个个悄然而去，仿佛茫茫苍穹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每每使得蜀国流年不利。

        蒋琬虽然最终未能成为蜀国丞相，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恪守孔明遗嘱的忠贞之士。

        同年十二月，尚书令董允也故去了。董允是仅次于蒋琬的重臣，以刚直不阿著称，他的离去，比蒋琬更令人惋惜。

        随着这二人的死去，另一股势力活跃起来，那就是以宦官黄皓为首的一帮谗佞奸臣，他们满心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时机已经来临。黄皓一贯仗着蜀帝宠幸趾高气扬，此时更乘机开始干政。正直廉明的忠臣相继辞世，这类谗佞小人纷纷取而代之，把持了内政外交的重要职位。蜀国政局发展到这等地步，此后的运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在佞臣横行的蜀廷之上，为国图强的正气并未完全湮灭，那就是仍然健在的费祎与姜维二人。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锐意改革，励精图治，苦苦支撑逐渐衰败的蜀国，为达成孔明的遗志尽心尽力，其精神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虽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不能不说的是，姜维因其自身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明知自己并不具备孔明的雄才大略，亦不及孔明足智多谋，却未能量力而行，而是勉为其难，急于求成，以致最终心余力绌，反而加速了蜀国的崩溃。

        然而，退一步讲，作为一名武将，作为孔明嫡授兵法的唯一传人，当胜利与玉碎两种可能并存之时，姜维也只有义无反顾地拼命一搏，方能显出生命的价值。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制订了大胆进攻魏军的计划。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凉州地区的羌族采取怀柔政策，此次他决意借用羌族的兵力，来实施对魏军的进攻。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秋，姜维的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他率领蜀军攻占了雍州。

        魏将郭淮、陈泰率魏军迎战姜维，两军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蜀军虽然攻破了魏国几座城池，最终却因被魏军断了后路，加之众多士兵脱逃，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了蜀中。

        恰在此时，蜀国又失去了一员良将——大将军费祎不幸身亡。

        在蜀国朝野的心目中，费祎乃是继承孔明衣钵的不二人选，正因为如此，骤然听到他的死讯，蜀中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哀叹。

        起初朝廷对他的死因秘而不宣，很久以后人们才逐渐知道了他死去的经过。费祎那天夜晚在宴席上正与诸将欢谈，冷不防遭到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不幸当场身亡。

        费祎死后，蜀国的命运终于落在了姜维一人的肩上。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八月，姜维与魏将王经战于洮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获得了暌违已久的重大胜利，一举斩杀万余魏兵，据说当时洮西的山河尽被染成了红色。后主因此将其晋升为大将军。

        然而，紧接着与魏军名将邓艾的一场大战，蜀军却一败涂地。

        姜维虽然年轻时便跟随孔明，然而他对孔明只是模仿，并未参得孔明真髓，他与孔明在人格、能力以及先天资质上的差距，每逢战阵便鲜明地显现出来。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姜维挥师攻入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带）。他是探得魏军从秦川向关中调走人马，因此才来乘虚而入。

        魏军邓艾、司马望所部避开他的锋芒，并不与其接战。姜维无论如何叫阵诱敌，魏军只是置之不理，任其空耗精力。姜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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