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她在干旱的住地为营建绿洲付出了艰苦努力，效果很为显著。她的花园满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生机盎然。她的邻居受到鼓舞，靠南非基督教会提供菜种，也跟着她学种起蔬菜、花草来。

        随着穆加贝在津巴布韦的胜利，阿非里卡人民族主义的报刊也曾呼吁召开全国大会，推动了“释放曼德拉”运动，如今它们却声称该运动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但保守的工商界却有人坚决地指出：南非基金会为改善南非在国际上的形象做出了努力。其中一位高级研究人员认为，曼德拉的释放将会成为“南非政府实现种族和解的决心与象征”。

        黑人发言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珀西·科布扎(1977年当报被取缔时，他也被监禁)作为《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这样评论的——如果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则必须安排紧急葬礼，因为“尸体仍在，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恩塔托·莫特拉纳先生说他无法相信黑人的斗争会因为这种“信任骗局”而减弱。西方出版物的大字标题对南非政府毫无安慰之意：南非的恶梦提前；南非时机已逝；比勒陀利亚无望得救；通行证制度和对南非黑人一如既往的剥夺。

        人民的结论是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失败了。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继续号召“黑人联合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现在不是奢谈分裂和不团结的时候。在所有层次和所有方面，我们的队伍都必须紧密团结，消除差别，以达到唯一的目标——彻底粉碎种族隔离和种族统治。”他们自信地宣布“世界站在我们一边……胜利是必然的。”

        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成千上万。(其中还有温妮·曼德拉)，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上支持。1980年6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因只有如此，才能开始“有意义的事关国家前途的谈判”。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获得独立，罗伯特·穆加贝任总理。几年前还发誓说在他任期内不可能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伊恩·史密斯现在却声称“和我们的敌人在一起生活和劳动，从来就不是一个难题”。

        随着1975年入侵安哥拉和在纳米比亚战争的升级，南非国防军的规模成倍扩大，到1979年人数已近50万。大量黑人也应征参加作战部队。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实验部的报告，1979年9月22日，南非在其南部海域进行了核试验。

        到5月底，形势已经明朗：政府完全抛弃了和平谈判的机会。阿非里卡民族会孤注一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凭借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在黑人革命面前他们继续选择了对抗。冲突有延续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

        马兰将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政府不可能坚持与同情游击队的85% 的人口对抗到底，因此，根本的防卫战略不能仅仅靠军事实力，而必须利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

        他们甚至没有成为这个贫民窟居民的“荣幸”，他们原是被那些肥胖的农场主赶出来的零散劳工。对一些幸运的黑人母亲而言，最高工资每月也只有5兰特。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夜间搜捕和葬礼。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20年来，温妮·曼德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资格成长为一名领袖。她变得很漂亮。当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女儿泽妮说：“我想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孩子们的确使她快乐而且不得空闲，当他们玩耍时，你会发现她眼睛闪光。”她有四个孙子女：泽妮夫妇的两个女儿(扎基韦生于1977年、扎马斯瓦吉生于1978年)和一个儿子(津赫莱生于1980年)；津姬的小女儿佐莱卡，生于1980年，她的父亲是约翰内斯·奥帕·塞卡马拉。温妮生活在布兰德福特的艰难时期奥帕给了她极大帮助，甚至在与津姬的关系破裂后，他仍象兄弟一样对待津姬和泽妮。津姬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宗德瓦。

        就象一位美国记者所理解的那样，谓之“变革”，意在促进富裕的城市黑人与贫困乡村黑人之间的分化，以便有助于反对“从事推翻白人统治活动的黑人联合阵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这个公开宣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而言，“阶级”已逐渐取代“种族”成为种族隔离的首要特征。

        简而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当持不同意见的阿非里卡人学生就政府宣布不会释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而起哄、斥责时，总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决了曼德拉，他必须终身服刑。

        关于她自己，她对阿利斯特·斯帕克斯这样说道：“我渴望这样的探望，但是返程令人害怕。我感到很寂寞。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离岛归来的。对此，我并不怀疑。然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流逝了。纳尔逊现在已63岁了，但我仍象个年轻姑娘那样，憧憬着新婚生活。”

        海水汹涌，尽管我站在甲板上的隐蔽处，仍看到象下雨一般。船不停地颠簸，船头劈开一个又一个浪头。在从罗本岛到开普敦的途中，象一群恶魔在横冲直撞，当船在颠簸摇晃时，那情景看起来如同无数铁块在崩落。在几步开外我看到一条救生带。在我距救生带之间有五名警官，其中两名年轻得象孩子。我心中想：如果出事，船要沉没，我将在这世间犯下最后一宗罪行，到地狱后再低头谢罪。我要跑过去冲开他们，第一个系上救生带。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遇险。

        情。他根本不需要吹捧和奉承。与西苏鲁一样，他仍然是最受尊敬、实际上也最受信赖的领袖。

        1980年3月23日，在索韦托里贾纳·芒迪天主教堂，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他们响应莫特拉纳的号召，呼吁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曾因直言而被吊销出国护照的图图大主教，代表南非教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星期日邮报》拟定的“释放曼德拉”请愿书上签字。南非教会理事会表示：“如果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所受的无辜的牺牲与折磨，条件只有一个，即给予曼德拉和其他或被监禁或流亡国外的黑人领导人参与重建统一的南非社会的权力。”

        P··博塔总统上台伊始就慌忙推行他的计划：一方面，打着改革的幌子，企图消除不断加强的国际制裁，另一方面，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尤其是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统治。从中，曼德拉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阿非里卡人都必须生存。

        “总体攻势”是政府的新名词，它取代了在此之前所用的“黑色威胁”、“共产主义”、“病态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的蹩脚定义。

        当然，政府也准备给予租住城镇房屋的黑人99年的租期。然而，如果租用人失业或违犯法律，则租约失效。仅在索韦托就有2.5万个家庭正等着租住房。

        博塔——马兰战略旨在维护白人统治，它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通过给予一定的地位让黑人中产阶级接受这种制度，这一目标得到大企业的支持。被夸张的所谓“变革”，内容包括：关心一些黑人城镇，对黑人商人放宽限制，向黑人资产阶级开放一些旅馆、饭店和影剧院。教育设施特别是技术设施有一定改善，但是由于各种族间实际教育开支差距依然很大，其效用被大大削弱。据官方资料，1978—1979年度，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经费达621兰特，而花在黑人学生身上的仅有72兰特。

        接着他描述了去开普敦看外科医生的旅程：

        关于国内黑人的团结问题，黑人觉醒运动的拥护者和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加查·布特莱齐酋长——亦是祖鲁民族主义运动因卡塔的首领，在相互指责；争论波及国外，其中尤以布特莱齐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他也用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的颜色，并宣称领导着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但是因卡塔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迹象。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政府的上述政策，目的是促进城市黑人分化成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其核心是把黑人贫民从被宣布为“白人区”的南非87% 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按契约充当短期劳工时除外。自从种族隔离实施以来，被强行安置在10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有200万。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比喻说他们“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被扔掉”。1979年，政府根据两项新法律，又要将数百万人赶出白人区。

        要求实行和平变革的舆论压力，不仅来自英文报纸，而且来自颇有影响的两家阿非里卡人国民党报纸。报的编辑提醒政府必须能够既与激进的又与传统的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他承认“他们越激进，就越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形象》报称黑人领导人“不仅仅是宣传者和煽动者，他们正在为黑人的权利而斗争，就和阿非里卡人曾经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一样”——早在10年前曼德拉及其同志在他们的请愿书中就提到这样的论点。20年前曼德拉提出的召开全国大会的号召，现在已得到了广泛响应。1980年5月9日，一面写有“释放曼德拉！”标语的旗帜，宣布由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发起的“释放曼德拉”运动开始了。

        她住的房子一直没有洗澡间，但安装了一个喷头，朋友们送来一台冰箱和电池电视机，还有许多书、精制的非洲壶和邻居送给的几片漂亮的绣花彩布。现在来访的人可以进屋，并坐在诊所边的柳树下喝茶。

        有人问泽妮：“你母亲从没有情绪沮丧过？”她回答说：“如果她有过沮丧的时候，她也藏而不露。”奥利弗·坦博一次谈起曼德拉时也说过，他从没有发现纳尔逊·曼德拉沮丧过。当身体不舒服时，曼德拉仅在信中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比如他在1979年9月给温妮的信中就这样写过：“8月16日我去找整形外科医生，他给我那令人不安的右脚跟进行检查。”

        1980年5月13日，监狱部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政治犯们可以阅读一份英文日报和一份阿非里卡文报纸；他们可以用自己在菜园劳动挣来的钱，从监狱的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卫生纸。做苦力的日子已经结束，至少对特殊区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来说是这样。

        随时间的流逝，我们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日益明显。当看到父母兄弟姐妹遭受审判时，我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正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有权随时将他们从自己亲人的身边逮走的人手中。可想而知，就个人而言，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黑人孩子都要多，我经历了无数恐怖的折磨。我看到我父母牺牲了所有物质利益，为正义、荣誉和人类尊严而奋斗。我知道，他们为事业放弃了一切。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亲也在这样做。他们在为自由而奋斗。但我也看到，他们甘愿牺牲要换取的自由却远远没有实现……我目睹了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奋发向前的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容忍时，我看到了索韦托愤怒火山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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