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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中国病了

        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与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堵车高峰相比较,这时的北京街道上畅通无比,甚至顺畅得让人恐惧。我开车去办事,车行至西直门处,在立交桥上看见的一个画面,终生难忘。

        由于我车行在高处,向下看,一个居民的院里,一根绳子上正晾晒着两件物品,一件是内裤,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绳上再无其他。我当时就开始后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桥上,如果我们带了摄像机或照相机,实在该把这一个画面拍下来。因为再没有哪个画面能更好地记录当时的现实,内裤与口罩,一个守护着尊严,一个保护着生命。这可能是危急时刻,人们最后的底线。

        当时,正是SARS肆无忌惮的时分,整个中国病了。

        

初起:广州的怪病



        事情从同学聚会的那一刻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2003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当晚我们要开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达》,去关注远方硝烟渐起的战争。

        之前,有同学从厦门远道而来,于是,小范围同学聚会,没想到,饭桌上,她开始向我们“求援”,恳求帮忙找一箱“板蓝根”,说刚从广州来,那儿的醋都快卖光了,正流行一种怪病,怕厦门也买不到板蓝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们不算闭塞人士,身在媒体,按理应当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许是中国人十分强调春节期间的安乐祥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都自觉地“人间蒸发”。再加上当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舆论环境仍采取宁紧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这SARS已在广东“发展壮大”了两个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因此,当时的我们也并不知晓。

        同学的“求援”让我有些警觉,估计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当时的头脑中,是绝对没有“SARS”或“非典”这个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广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传真过来的,说:“广州爆发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来报道?”

        当时我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这是一档《东方时空》中十来分钟的日播新闻专题节目,追新闻是我们的目标,加上有过前一天同学要板蓝根的不同寻常,于是当机立断,当天派记者隋笑梅和摄像赶往广州,没想到,这一个决定,让我们拥有了众多SARS报道的“第一”。

        记者到达广州后发现,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简单,情形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地方政府面对SARS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在场。

        之后是前方记者紧张的采访,而后方,我们调整了节目方案,因为已经很容易判断出事态的严重,于是,原定的一期节目,被我们改为三天三期。也就是说,《时空连线》用持续报道,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始掀开盖头的怪病。

        头两期节目,我们关注病情、事态的发展、相关的恐慌与防范,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与提醒,我们的记者成为第一个走进患者病房的央视记者,第一个采访到钟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为众多媒体焦点人物的起点。这两期节目也成为在京主流媒体最详细最快速关注SARS的报道,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央媒体中的“唯一”。

        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取、说服和适当地妥协之后,这期节目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被我们在节目中大力呼吁。

        这三期节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对SARS无法言说的状态中,这三期节目则给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并没有打算结束,虽然这三期节目播出完毕,暂时已经无法再继续跟进,但我觉得,眼下没有机会,自己却不能放弃,我们的记者应当在前方留守,继续采访和记录,一旦开闸,我们有第一手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个时候,记录的重要性和价值有多大!

        记者想回北京,我开始做她的工作,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选题:广东春节后个别单位出现的民工荒,让她原地制作这个选题并同时采访记录SARS的发展。

        最后记者还是放弃,回到北京,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有一丝遗憾。这就是一种当时凭直觉的判断,今天回头去想,记者如果能够留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提倡组内民主的“恶果”。可在当时,离开也不太坏。隋笑梅们已用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的方式初步揭开了盖子,劳苦功高。同时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早回来的好处是记者们没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则无法向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们播出之后,《焦点访谈》也制作了一期节目,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接受采访,谈SARS的事态,播出的节目中,强调的是有挑战但要乐观,能控制不必惊慌。但听说,他在录制时也说了一些“严峻”的话,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大氛围,那些强调形势很危险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当然,做主的可不是电视台。

        两个月之后,张文康因对SARS防范不力被解职,有他的同事开玩笑说:或许,他用自己的离职,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

        随着《时空连线》与《焦点访谈》的播出完毕,关于SARS的报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SARS仿佛只是停留在广东的一个固定区域内的传染病,不会远行,全社会在一些乐观的安慰中没有警觉,并且注意力都开始转移。对外,是那战争味道越发浓厚的伊拉克;对内,是3月初马上召开的两会。这可是一次换届的两会,万众瞩目,举世关注,祥和的气氛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田。而这时,SARS这个拥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却开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长驱直入,它的目标是北京,即将召开两会的中国首都。

        

爆发:北京的SARS



        时间进入到3月份,全国政协会3月3日开幕,人大会3月5日开幕。

        其实,SARS已经在之前到了北京,仅比两会开幕早了一两天,假如当时有一些两会代表或委员到医院看其他的病而不幸感染上SARS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发生,然而,这仅仅是幸运而已。

        两会如期开幕,重大的议题加上换届的内容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当中国的两会刚刚闭幕,美国就像商量好一样,3月20日引爆伊拉克战火,央视等多家媒体开始直播,日夜无休,事无巨细,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来关注展开的战争,中国人自然不例外,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千里之外,哪里想到的是:身边,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事已经迫在眉睫。更加可怕的是,在伊拉克的战争中,有固定的敌人,肉眼可见,而在中国,正在悄悄滋长和蔓延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人无法看到又好像无处不在,可能让每一个人在不知情中被“卷入”战争,甚至牺牲生命。

        SARS攻占了北京之后,并没有打算收住脚步,它以北京为新的根据地,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后来证明,宁夏、内蒙、山西等地的SARS病人,大多与北京有关。

        其实这个时候,媒体内部已经有所察觉,我们已经感知到了事态的严峻性,我在做伊拉克战争直播的后期,已经向相关负责人提出要求:咱们直播SARS吧,伊拉克战争大局已定,美国人都进了巴格达,没什么大变化的可能,而SARS就在咱身边啊。

        被请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为难:一来当时的央视还没有新闻频道,严重缺乏资源;二来,或许有的人也希望继续转播伊拉克战争来转移人们对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敌人终将逼得你无法转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没有接到发起总攻的号声,没有号声,寸步难行。

        然而号声已经不远了。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正紧锣密鼓地筹办新闻频道,试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为了这个日子,我一边在直播伊拉克战争,另一边以制片人的身份在管着《时空连线》的播出。更重要的是,为新闻频道开播,我们栏目又研发了两个新栏目,《新闻会厅》与《中国周刊》,大家紧锣密鼓地制作样片,为的是尽早通过立项审查,让栏目开始运行。

        4月中旬,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天,巧了,我带着《新闻会客厅》的样片来让领导审,审片的领导级别高,包括广电总局局长以及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等人,审到一半的时候,中央台跑卫生口的记者急匆匆地跑进审看间,向领导汇报:上面定了,4月19日或20日,全面公布疫情,还可能要直播每天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

        这是爆炸性消息,大家都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我的直觉是: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但也说明,SARS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也许,更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不过,无论如何,媒体人该立刻行动了。

        当天的《新闻会客厅》样片顺利通过,有趣的是,十几天后开播的《新闻会客厅》最初二三十天的节目,全都是与“SARS”之战有关的内容。

        4月20日,总攻号吹响,先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范SARS不力被免职,这等于“杀一儆百”,让全国的官员警觉起来,行动起来。这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冲锋号。接下来,每天公布SARS病例人数和疑似病例人数,SARS防控,全面走向透明。这属于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作为媒体人,来不及鼓掌,总攻号吹响,意味着,我们要冲出憋闷很久的战壕。

        开弓没有回头箭,4月20日这一天,开始彻底改变媒体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关系,瞒而不报,将慢慢成为历史。

        

僵持:全国的非典



        最初一两天,人们陷入恐慌。

        毕竟一夜之间,SARS病例增加了这么多,而且死了那么多人,这病毒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就已来势汹汹,自己躲得过去吗?这个国家躲得过去吗?

        抢购,在当天就出现了,但值得记住的是,抢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退却了。因为总攻号一响,媒体全部行动起来,各种信息透明而迅速,抢购的人们回家一看电视:山东的菜在运往北京,河北的菜在运往北京,各级领导都表态,物质准备充分,绝不涨价,老百姓将信将疑,又去抢,抢回来看,各地物资援助的新闻持续存在,再去一看,物价还没涨,于是,抢购风转眼即逝。

        显然,信息透明是有助于恐慌消失的。

        不过,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单位陆续放假,中小学停课,平日的北京,拥堵严重,出行效率低下,而这时候,街上见不到几辆车,甚至大白天,在没什么车的街上快速开过,都会有一种恐慌感。以前大片里看到的恐怖场景,成了生活中真实无比的背景,以至于开始怀念北京的堵车时光。

        作为媒体,我们不仅无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时刻。我和我们栏目组成为央视“SARS直播”的负责团队,伴随着新闻频道在5月1日的开播,SARS直播日日坚持,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二把手,都通过我们的直播表达了“抗非典”的决心和举措。人们也快速地接受了新闻频道,因为什么样的频道宣传手段,也不如需求来得更直接和更具体,这个时候的公众,在恐慌中更是对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正是在这种媒体与受众快速而透明的互动中,人们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点,家家户户打响了防SARS的局部战争。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关节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证《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的播出与推出;同时,还要平抚好同事们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点,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确诊病例,大家的内心也恐慌,于是后来,我拿个本,让大家分析,看谁的选择最靠近准确的数字,以这种带游戏色彩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紧张感;同时,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没戴过口罩,我要让身边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种乐观的信心,虽然回到家里,自己也会担心与忧虑。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刚开播的新闻频道里,《新闻会客厅》第一次播出,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我让同事写了四个大字:生于忧患。

        是的,没有哪一个栏目没有哪一个频道事先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诞生;然而,街上没有几个人几辆车,恰恰说明人们在家中等待着媒体去做媒体该做好的事情。越是忧患,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自身也是危机四伏,人员流动大,二楼新闻播出区无法停顿哪怕一分钟,再加上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位记者刘洪波已经因感染SARS住院治疗,更加让人担心。如果我们内部疫情发生,如何隔离?播出不许中断,播音区内如何工作?人员尤其播音员们都倒下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我们俩都没笑,其实,谁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出现。

        连续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恐慌或担心,这时候的媒体,尽管平日里还经常被人骂,现在却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重并需要着,而媒体人也真对得起这段日子里难得的环境自由,他们哪儿有需要去哪儿哪儿有新闻去哪儿,虽然危险,却也真正找到了一种作为媒体人的尊严和成就感。

        这几乎是SARS时期,我找到的唯一可用的照片,还是因栏目开播而留下的,可见,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拿起相机的心情。在这张照片上,大家故意戴上口罩,是为了记住那个特殊的出生日:2003年5月1日,而背后的墙上,正是我提出的四个字——生于忧患。

        最艰难的时刻就那么十几天,这之后,每天下午四点的直播里,每日新增病例人数开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内,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慢慢地,恐慌与担心进一步减小,社会及生活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SARS时刻,一段突如其来噩梦一般的日子,即将走到尾声。而让人奇怪的是,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制造了一场大乱,而之后在人们的严格防控中,又悄无声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时候,人们还没太搞清它的底细。或许,这是一种宿命般地对我们的提醒与警告?

        SARS之战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间改变了。

        人与人之间多了关切与温暖,每天手机上,都有很多短信传递问候与鼓励。SARS时期,医患关系没问题了,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媒体负责任地报道,不再“娱乐至死”;网上不吵架了,无处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区的住房,都迎来了价格的上涨,因为人们在SARS面前,意识到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重要性。

        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爱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尾声:提醒总理



        当年8月份,SARS渐行渐远,温家宝作为总理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这次主要是为中央电视台建台四十五周年而来。到台里之后接见大家,一个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们与相关领导和台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排成几列和总理照相,照相后,他离开凳子要到前方讲几句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下,回身对原来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说:“来,您先坐我那儿,别累着,还得讲一会儿。”这一个举动,透露出温总理的心细。

        沈力大姐感动地坐下,全场掌声。

        在这段讲话中,温家宝总理讲到:做一个领导,要冷静、清醒。

        隔了一会儿,在中央台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温总理和电视台的一些员工坦诚互动。聊了没多久,温总理就决定,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不用进行盛大的开工典礼,“我来了,就是为你们庆祝了,别浪费了。”听过这话,现场有掌声。

        面对面座谈时,我本没打算发言,因为觉得气氛不一定合适,没想到,临结束时,温总理点了我的名,于是,我也就针对刚结束的SARS之战,没太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总理刚才谈到做一个领导要清醒,但怎样才能清醒?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与不好的信息,都要拿着望远镜看到,然后告诉船长和乘客,以便决定这艘大船怎样航行,如果记者只报告前方海面的好消息,而不告诉不好的消息,这艘大船会不会成为泰坦尼克,而领导又怎能做到清醒呢?”

        看见总理在笔记本上记着,我继续说。

        “过去有人担心,突发事件来了,如果让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制造不稳定,但这次SARS的经验告诉我们,媒体的快速透明报道不仅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反而是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体的透明,也终于让所有人联合起来,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从医务工作者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起手来,共同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理您如果有时间,该感谢一下全国的女同胞,是她们每天盯着家人洗手通风,而她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已经通过媒体了解了防范的要点。”

        最后这句话带点儿玩笑的意思,想缓和一下气氛,接着我又说:“我个人批评一下国务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体要采访,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闻成旧闻,也错过了政策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希望能改进。”

        我讲完了,总理笑了。针对最后一点“批评”,总理现场办公,让旁边的国务委员华建敏负责落实,华建敏认真地记了下来。

        第二天,有人传话给我:有领导说了,你昨天的发言不错。

        一转眼,当初那场惊心动魄的SARS之战过去了七年,给人的感觉,就像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回归常态,甚至变本加厉。与SARS有关的各种信息也好像都静悄悄地消失了。

        然而人类所遭受的威胁却并未走远,一切都有着奇妙的回声,你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大自然,仍会惩罚你。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从西半球来势汹汹,死了很多人,让人依稀闻到了当初SARS时的气息。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这样一种危险的疫情,墨西哥将其隐瞒了几个月之久,最后事态很难控制才公开真相,我们会怎样看待墨西哥?而几年之前,我们的确曾这样做过。庆幸的是,我们吸取了教训,在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战中,中国动作之快速有效举世公认,而我们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最少。

        2003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了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场,从第二期开始成为主讲老师之一,之后全国各地跑,开始省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工作。这之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一路快跑。

        在十七大报告上,更是将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权利,白纸黑字地写于其中。短短七年的时间,时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2003年那场SARS之战给我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

        余音:SARS真走了吗?

        任何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都很难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对于后人来说,如何去面对这影子,总是考验。

        2009年秋,我去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为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们讲课,结果看到一份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三位师弟师妹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报告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SARS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及生活状况。

        这是一份很细致的调查,它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SARS画面再度浮现。更重要的是,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关注的SARS后遗症人群重新触目惊心地呈现在社会的面前。

        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师妹把调查报告交给我之后说:“他们(后遗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你会关注他们吗?”

        我对师妹说:“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

        一个星期之后,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新闻1+1》播出,相关的采访与患者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评论员,我在节目中说:应当把他们的处境与现状放到阳光之下,这样,社会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才会去帮助他们。而政府也该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该社会解决的也交给社会一部分,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后遗症患者时,就采用了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的方式来长期持续地帮助他们。

        节目播出之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跟进,显然,人们并不愿意遗忘。

        而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行动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结束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划上休止符,还有很多后续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助去继续救援。我们应当为此提出“后救援”的概念,这样,才不会出现人一走茶就凉这样的状况。

        其实,SARS的印记并未走远,除去后遗症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离世的人该怎样面对,要不要对他们的家人有所抚恤?无论死亡的患者还是白衣天使,家属的救助工作开展得如何?而当初的患者们,或轻或重,又是否遗留下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面对他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一个习惯于遗忘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而面对一个并不遥远的SARS之战,过早地遗忘不仅不该,甚至危险。

        除去北京,广东或其他省市自治区的SARS后遗症患者又过得如何?也许有的地区人数不多,甚至只有一个,但我们是不是也该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只不过,是中国版的。我们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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