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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十年“球事儿”

        

2010年7月,南非,章鱼保罗和西班牙夺得冠军



        在目前的世界上,没有中国参加还能称其为“大事儿”的不多,但面对南非世界杯,中国足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世界杯浪潮,居然在中国越发火热,原因无法探明。有人说,越得不到的,越觉得可爱;有人说,商家与媒体联手造局,让你无法置身事外;还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人,太累太苦,世界杯是个释放的场所,所以,世界杯不是四年一次的赛事,而是心灵重负的解药,哪有不吃的道理……

        不管怎么说,南非世界杯已经像是在中国办的,更何况有人认为,由于中国足球队没去,所以维持了世界杯的水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因为没了主队的负担,各自挑选了喜欢的球队当主队,过了一个月黑白颠倒的疯狂日子。

        对我更是如此。一个多月的世界杯,所有的直播比赛,只有一场没看,甚至连小组赛第三轮,两场同时开踢,我也往往是遥控器来回转换,不愿错过任何悬念。

        在家中,这届世界杯有了新的故事。对于小名叫巴蒂的儿子来说,十三岁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似乎遗传,他也成了阿根廷球迷,第一场阿根廷的小组赛,就是我们俩共同穿着阿根廷球衣看的。然后,他就身陷其中,当阿根廷接连胜利时,他几乎天天穿着阿根廷队服过日子。于是,有一天,我小小地打击了他一下:“你如果真喜欢一支球队,不仅要面对它的胜利,有一天也要准备面对它的失败!”

        又过了一些日子,阿根廷输了,那一天,儿子哭了。这是他第一次因足球而落泪。于是,我明白,从此足球将陪伴他一生,如同每一代球迷一样;世界杯是球迷的另一个出生日,对于儿子这一代人来说,南非是开始。

        在赛前和刚开始,我一直认为,南非世界杯上,曼德拉和马拉多纳会成为最闪亮的名字,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后半程,章鱼保罗异军突起,抢了所有人的戏。很多年之后,当人们想起南非世界杯,首先就是西班牙和章鱼保罗,然后才是马拉多纳、勒夫、呜呜祖拉、郑大世的眼泪以及法国队的内讧。

        面对章鱼保罗,我终于看到了贝利的委屈和不易。人算不如天算,贝利代表人,猜对了才怪;而章鱼代表天,屡屡闯关便成为传奇。当然,谁都知道,章鱼的神奇背后,注定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可日子已经过度平庸,何不故意留下几个传奇调一调口味呢?

        也许有人会感叹:世界杯越来越不好看了,没错!然而这可能就是以后的世界杯之路,各国好像更重视,更何况世界杯四年一次,一共最多七场比赛,赢是硬道理,输就要回家,所以好看已不重要。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欣赏它就是了。

        南非世界杯之后,球迷的心,因世界杯结束而正感觉空落落的时候,中国足协有要员喊出中国要办世界杯的口号,似乎给了中国球迷一个念想:反正有了南非作为东道主小组赛未出线的先例,中国主办世界杯也就没什么心理障碍了!

        可实际上,中国办不办世界杯,真不是中国足协说了算的,恐怕体育总局说了也不算,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但我个人希望中国主办世界杯的理由只有一个——无论奥运会,还是世博会,或者亚运会,虽也有个别城市参与协办,可真正的东道主都被北京、上海、广州这一个又一个发达的城市所独占,假如举办世界杯的话,八到十二个主办城市,也就意味着四川、新疆、内蒙、吉林、云南等等地区都有可能平等参与其中,那才叫中国人的盛事,那才叫中国人的节日。中国,到了追求平等欢乐的时刻,世界杯蕴藏着这样的可能。

        最快,那也是十几年后的事情啦,只不过,好饭不怕晚!

        

2001年10月,中国足球居然冲进了世界杯



        2002年的世界杯在亚洲办,韩国、日本自动入围,对于一直梦想进入世界杯的中国队来说,机会千载难逢。于是,中国足球大兴土木,又改联赛赛程又多多练兵,尤其重要的是,阎世铎请来了米卢。

        过程中有些人对米卢不感冒,倒米卢,我却是挺米卢,一篇又一篇挺米卢的文章都白纸黑字地在那儿留着。我提出了一个观点:米卢不是正统医生,而是江湖游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快上轿了,再练童子功显然来不及,让米卢这个江湖游医治治疑难杂症最好,也许偏方治大病。

        中国队假如训练时拥有百分之百的水平,一打比赛,各种病都犯,也就打出个百分之五六十的水准,于是,黑色三分钟兵败哪哪哪都来了。可米卢看准了这病根,上了些快乐足球的偏方,再加上老江湖明白如何出线又有过硬的临场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抽签漂亮而韩日又不参与,于是水到渠成。2001年10月7日,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成了福地,后来被媒体称为带头大哥的于根伟成了中国足球的福人,中国队居然在阎世铎任期内进了世界杯。于是,冲进了这一年中国三件大喜事的行列之中:奥运会进了北京,中国进了tO,中国足球进了世界杯。

        申奥成功,我在莫斯科,没混进北京游行的车河;这一次,我可不打算错过,于根伟进球后不久,我就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开车冲向了长安街。

        那一夜的北京,又是一次被允许的混乱与无秩序。我从家到公主坟,十几公里开了不到二十分钟,而从公主坟到礼士路,再到长安街上这几公里的路,却开了一个多小时,不是堵,而是根本不走。也不知兴奋的人们在哪儿找来那么多道具,又是吹又是鸣,车窗与天窗里探出的都是人头,都带着笑得走了形的表情。有球迷走过来:白哥,合个影!没有拒绝的道理。中国足球今天结婚娶媳妇,哪能说“不”给人添堵啊!

        与建宏、段暄相识多年,是同事更是“球友”,现在依然差不多每周都一起踢。也许是为了踢球方便,我们仨住成了邻居,以便更好地相互防止“偷懒”;现在儿子和建宏的孩子也踢到了一块儿。对于男人来说,球场上结下的情义无比牢靠。

        这种狂喜真让人激动,也特让人理解。一来过去中国足球从不给咱提供这机会,大家憋得太久,一爆发准猛;二来大家不说,但估计心里有谱,再等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所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出线”空对月。一把一利索,赶紧把快乐买单。

        兴奋劲儿慢慢消退,乐观劲儿又上来了。过了几个月,抽签,与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抽到一组,一大群人乐观,说出线有戏。我在《足球》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得罪人,说没戏,小组无法出线。后来,咱这一组出一冠军一第三名。我没弄明白,为什么好多专家把土耳其当弱队,估计出线那天晚上,庆祝得太猛,把脑子伤了。

        写完一篇没太过瘾,又在《足球》报写了一篇悲歌类型的,说中国足球将在2002年世界杯后步入低谷,因为梦一圆,动力一松劲,其他问题该暴露出来。

        写这些,不是有啥先见之明,而是只要不被偶尔的胜利冲昏头脑都能做到。中国足球,咱自己的孩子,啥气质啥毛病咱应当清楚。

        不过,我还是怀念长安街那一个多小时的狂欢,不争气的孩子居然给过我们一个那么争气的夜晚。

        

2002年世界杯,我的青春随巴蒂的泪水而结束



        2002年的世界杯拉开大幕,由于比赛在亚洲进行,终于看比赛没了时差,于是,过去半夜爬起来看球的铁杆球迷被新加入的各种球迷包围,一届全民皆参与的世界杯开始了。

        我承认,对于中国足球队来说,参加世界杯本身可不如世界杯外围赛时精彩、刺激,上来就被哥斯达黎加给打回了原形,接下来与巴西交手,收视率创有史以来最高,超过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一个下午时间,居然全中国人民,五个里就有一个在看中国对巴西,当然,五百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认为中国队能赢,但不可不看,要收藏一份记忆。据说,中央高层开会,也为此中止,领导都成了球迷。

        在中国队的比赛之外,最让我牵肠挂肚的就是阿根廷队的命运。值得中国球迷自我安慰的是,起码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队的命运和法国队的命运,都和中国队一样,小组之后就打道回府,法国队与中国队更相似,一场未胜一球未进。人家可是上届冠军。

        阿根廷队的开局不错,巴蒂的进球,让阿根廷首战10拿下尼日利亚,但次战英格兰,欧文的疑似假摔,让阿根廷输掉比赛,并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之上。

        世界杯就是世界各地球迷的大舞台。看这六个墨西哥球迷,每个人在衣服上负责一个字母,加在一起,构成了墨西哥的国名,绝对自得其乐。而到了赛场上,这包装,也容易让摄像机找到他们,然后,在全世界球迷面前,露一小脸。

        对于一个球迷来说,你喜欢上一支球队,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尤其对于阿根廷这样一支神经质类型的队伍来说,更是如此。然而,话是这么说,我真没有想过它会小组出不了线,但2002年这一回,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之前,我已经预感不好,想到三十三岁的巴蒂,我必须做好告别的准备。

        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大多和朋友们一起看,可阿根廷对瑞典这一场,我选择了孤独地守候。那是北京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我早早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回到家中,儿子不管这一切,于是我一个人打开电视,一个人看到瑞典人用一个任意球领先,然后一个人不忍再看,一个人来到寂静无声的小区院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向自己青春告别的午后,引子,仅仅是一场球。

        其实又不仅仅是一场球。

        我因为喜欢马拉多纳而狂热地喜欢上了阿根廷足球队,现在喜欢着梅西以及阿根廷籍的所有球员,但是,他们都和巴蒂斯图塔在我心中的位置不同。巴蒂小我半岁,我们同龄,因此看着他边踢球边成长的同时,我也同样如此。漫长的十几年时光,因足球而在屏幕上结缘,赢球时喜,输球时悲,在他2001年意甲夺冠时我欣喜若狂,到这次世界杯之前的巨大期待,没想到,他已经三十三,自己三十四,终于到了一个告别的时刻。

        那一个下午,由不安到悲伤到绝望再到淡然后放下,五味杂陈,算计着比赛快结束,虽然直觉告诉我,结束了,不会有奇迹,可还是溜回屋里,在没关的电视上看到果真没奇迹,也看到屏幕上的巴蒂泪流满面。

        我又走出了房间,回到了阳光温暖的小区院里。我早就关了手机,因为,人生中总有一些事情一些告别,是需要一个人来面对的。

        我坐在小区的石凳上,仿佛什么都想了,又仿佛什么都没想,儿子小巴蒂在我前后左右欢乐地嬉戏着。足球场上的巴蒂正在承受痛苦,生活中的小巴蒂只有快乐;足球场上的巴蒂在一系列辉煌之中不可阻挡地老去,而生活中的小巴蒂却刚刚步入成长。也许,不经历辉煌才不会痛苦,不拥有回忆才拥有未来。

        我突然在心里酸楚地笑了,老了的不只是巴蒂,还有我们自己。岁月在足球场上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当我们只顾着寻找巴蒂长发中老去的痕迹时,却完全忘了自己。这一场比赛让我意识到这一点,谢谢你巴蒂,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青春都已远去,你很快也会和我一样,成为足球的看客。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孩子们正慢慢地成长,他们会拥有我们所期望的快乐。看他们的了。

        当然不会有哭泣,“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是女人面对阿根廷时的坚强,男人更该如此。长发的从草原来的男人,可以被战胜,可以无言地忧郁,却没有哭泣的权利。马拉多纳可以,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制造阿根廷的辉煌,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所以我们不可以。

        从伤痛到坚强,我们还需要时间自我拯救,只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突然开始反问自己,把快乐寄托到别人身上,伤痛自然难免,可在这功利的时代里,自己就靠得住吗?

        就像世界杯不会因为哪支队伍离开而停止,生活也将在足球过后一如往昔。原本因为生活的沉闷而逃离到足球场上,却一次次发现,足球甚至比现实还残酷。我突然有些无能为力甚至困惑,幸福是什么?永远有多远?投入有多深,伤痛就有多深,从此我们还相信什么?当虚幻的世界和现实合二为一,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

        晚些时候,我不得不打开手机,庆幸的是,第一个电话来自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我们都出生于边疆的小城,走过青春的快乐之后,大家为人夫为人父,从此为生活奔忙。现在的他,在深圳已拼争多年,生活正越来越温柔地对待他,我为他高兴。

        只不过当天,我们一起面对悲伤。

        在意大利世界杯那个夏季,我们俩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正流浪北京,我们都是阿迷,偏偏那个夜晚阿根廷要迎战前苏联,输了也得回家。不幸的是,这样的关键比赛,我们还找不到看电视的地方,于是午夜时分,我们凑钱走进一个极小的招待所,快乐地在小小的黑白电视里看着阿根廷取胜并走出沼泽。

        当我们天各一方,都有电视看了,阿根廷却输了。奇怪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在比赛没结束时,离开了电视。

        都在为生活奔波,足球依然是最好的朋友,多年不见,一场失败让彼此思念,也许真该停下一段奔波的脚步,几个童年的好友回家乡聚上一聚,梳理一下青春和岁月的纹路,然后彼此嘲笑:我们老了。

        

2006年,健翔世界杯上一声吼,回忆跟着抖三抖



        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很久,我接到命令,去德国参加世界杯报道。

        世界杯是全台的大动作,跨中心抽人支援的情况却并不太多,但其实,四年前的韩日世界杯,我就被抽调了一次,与刘建宏、黄健翔共同制造红白黄三色的《三味聊斋》。

        那可能是中央台历史上用时最短打造出的品牌,仅仅几期节目之后,收视率就翻了N倍。想想也正常,《三味聊斋》的制作过程极其宽松自由,一次录三四期,每期半个小时,录到三十二三分钟时打住,简单一编就播出。后来很多话题,都是到了演播现场敲定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也太随便了吧。其实,不是随便,相关的信息以及二十多年的看球与聊球踢球的历史,早已是种深厚的积累。反而难得的是录制节目的宽松自由环境,它让创意出现了,让放松的氛围出现了,真正起到了陪着球迷等世界杯的作用,被关注也就在所难免。记得现在的一位中央领导,当时还是一省之长,在2002年底碰到我,还对我说:“《三味聊斋》不错,我总看,啥时候有空和你们仨聊聊。”显然,他是一位如假包换的足球迷。

        这是《三味聊斋》时的三味饭局,干电视的最讨厌盒饭,因为天天要与它打交道,可吃盒饭的时候又充满快乐。同时,接下来的节目话题,可能就是吃盒饭时定的。还有一点,黑白照片上看不出来,三个人做节目时穿得如此艳丽并不多见。

        这是德国世界杯时赛场内的评论员席。一米多见方的面积,两台监视器,一台电脑,还有自己的笔记本,加上和家里联络的耳机;既要时刻观察现场情形,又经常听不到自己说话,于是,一心三用,眼观六路,接受电视机前各路球迷们的指指点点……

        到了2006年,我们仨又聚到一起,又开张了《三味聊斋》,反响依然不错,更何况我们哥儿仨在生活与工作中已形成一种合作的默契。同一年出生,都爱球踢球,经历相当,节目自然好做。当时还想,每届世界杯之前都“三味聊斋”一下,做到老?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没有电话快,变故出现了。

        德国世界杯期间,我与刘建宏,是在慕尼黑的总部,虽然也要出去采访出去做节目,但几乎天天都要回到慕尼黑与大部队会合,工作中的很多挑战与麻烦都容易化解。可健翔与段暄们就艰难,各带着一个小组,在德国其他的赛场打游击,有压力有想法时,都难有人陪着化解或释放。

        意大利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我和建宏是在总部看的上半场,一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甚至有些沉闷。中场休息,我们出发,去拜访中国驻慕尼黑的领事馆,感谢世界杯期间对我们电视工作的关照。晚餐开始,酒杯刚端,我们的领导手机响了,接下来脸色就变了,一会儿放下手机,沉沉地说了一句:“出事了,健翔的解说出了问题!”

        弄清缘由,我们也知道不妥,意大利高兴了,澳大利亚怎么办?巧的是,第二天,澳大利亚总理访华。

        虽已无酒兴,可过了一会儿我和建宏还是端杯敬领导,只为一件事,别处理黄健翔,改了就好。

        在德国的主管领导李挺与在北京的孙玉胜,都是我在新闻中心的老领导,他们一方面抓紧解决事情平息争议,另一方面,为健翔的前途考虑,争取处理事尽量不处理人。

        我也从中做说服工作,最后健翔同意道歉,张斌在北京替他完成了道歉,事情初步平息,接下来想办法让健翔复出。

        健翔的解说停了几场,不过最好的结果是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如果错过了世界杯再恢复解说,对健翔的打击太大。后来我们出了一个主意,我和另一位领导去陪着健翔复出,身边有人,会让很多方面都放心,后来,这个意见被采纳。

        我和体育中心副主任周经坐了多个小时的火车从慕尼黑赶到柏林,在那里,黄健翔解说德国队对阿根廷队八进四的比赛,算复出之战。我们在现场没有多说什么,健翔也明白,那场比赛他解说得很好。比赛一结束,我和周经主任火速赶往火车站,连夜回到慕尼黑。其实,那一路上,我的情感可谓“痛并快乐着”。痛的是,亲眼见证阿根廷队点球出局;快乐的是,健翔度过一关。在火车上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输了,你赢了!

        后来,一切正常,再后来,回到北京,我突然在一天傍晚收到体育中心一个哥们儿的电话:“健翔要走,劝劝他吧!”

        我自然不愿意他走,在电话里也对健翔说了我该说的,但是,大家不小了,作任何决定都正常,都该祝他一路顺风。只是我会有些可惜,因为很多个午夜时分,都依然想再听听他老兄的解说。

        不在一个台了,并没有结束什么,我们每周都有一次踢球的聚会,场上的默契依然如昨。人到中年,各有各的喜悦与烦恼,无论在哪里,都有着自己的顺与不顺,不过有一点与过去一样,每当有重要的国际或国内赛事,大家都会热议半天,仿佛《三味聊斋》重现。其实,没什么决定是对的或是错的,只要选择后去面对去付出,并让生活充满味道就好。

        可是有一幕,怎么也忘不掉。很多年前,一切风平浪静时,建宏、段暄我们一群人在健翔家里聚会,门外狗与孩子们玩耍,旁边是夫人们的家长里短,这边是我们酒过三巡后以球为主的谈天说地。日子安静愉悦,快乐仿佛定格,然而,这一幕终成回忆,或许难以再来。但我总相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谁能说得清呢!酒桌上的聚会,容易,甚至没准儿哪一天,《三味聊斋》又是红黄白开张呢!到时候,我们一定提前通知你,欢迎捧场!

        

三十八岁的最佳射手,是我那一年的最高成就



        在我刚刚看球的八十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天津球星左树声的一句话:“是男人就该踢球!”在那个寻找高仓健的岁月,左树声的这句话很有男子气,估计也有不少孩子正是被这句话感召进了球场,不像现在这样,让孩子踢球成了家长们不愿作的决定。

        不过,那时候想踢球,可不是为出名挣钱,而是为了健康、性格,更为了快乐!我开始踢球并不是因为这句或那句什么伟大的话语,而是哥哥与他周围的同学经常一起踢球,自己就自然而然地与球场结缘。从十来岁到现在,我没打过篮球、排球,一心一意与足球为伍。

        上大学后更是变本加厉,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广播学院新闻系足球专业毕业的。最高纪录是一天踢过七个多小时的足球,这其中,两次成为“广院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甚至毕业时,我们球队成员都是以球场为背景,照了众多的毕业纪念照。

        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爱好没有终止,还迅速因此找到同好。我进台三年之后,以联赛最佳射手的身份,夺得中央电台有史以来第一个广播电影电视部(现广电总局)内部联赛的冠军。记得那一届比赛,我们第一场遭遇的就是中央电视台队,结果我们以6:3大胜对手,我一个人进了五个球,并制造了一个点球,由队友罚进。有趣的是,当时中央电视台队的守门员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兼球友毕福剑。经历了这样的打击,他之后依然继续守门,让我看到了他强大的自信心。

        我身后是2006年德国队主教练克林斯曼的父母开的面包房,生意极好。那些光顾的客人告诉我,他们喜欢这里,不是因为克林斯曼,而是这里的面包真的很好吃。同时我注意到,克帅的父母看儿子的世界杯比赛,只是在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上。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足球这个爱好,不仅让我拥有球场上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进入一个大的电台之后,迅速地以球会友,结识了一群踢球的同龄人。这种球场上结下的情义无比牢靠,在大学时的球友如此,在中央电台的球友同样如此。现如今,不管怎么忙,我们一年都要聚几回,几乎每一次,都会聊起那一届的冠军和平常踢球时的趣事以及对两位早逝队友的怀念。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活着,他们就活着,活在我们的思念和谈论中。

        得到广电部冠军的那一年之后,我调到中央电视台,虽然与电视台的球友也常在球场上配合,但我再也没有加入电视台的球队,因为我无法接受,将以对手的身份,与过去中央电台的球队相遇争斗或进球,因为在电台球队中的日子,是我永远美好的回忆,并打算纯洁地保留始终。

        我当上了球队队长,此时正升国旗奏国歌。显然,这是场很正规的业余比赛,“正规”主要体现在赛前热身活动和出场仪式上。比赛目的也很单纯,估计又捐出了一两所希望小学。这支队伍中有不少熟脸,比如张斌和小崔,只是这两年他们不怎么踢了!

        然而足球却未丢下,在我们新闻评论部,有一支我们几个人最初建起的球队,到现在已坚持十多年。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在全国许多城市打过公益比赛,捐建了多所“东方时空”希望小学。公益比赛时,会有很多体育明星临时加盟,比如古广明、刘利福、邹振先、董炯、陶伟、宫磊、林强、杨朝晖等。这阵容让我们比赛的观众人数有时会超过甲A中超,没想到,踢球又成了做公益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由于一直坚持比赛训练,我们评论部这支球队水平还可以,虽然年纪都不小,平均三十到四十,但战斗力很强。中央电视台内部,每一两年都有一个内部的联赛,以各个中心为单位,决出冠军,可由于管理上曾经同中国足协一样混乱不力,很多参加内部联赛的球队外援太多,导致我们这支没外援的纯新闻中心队一直没有夺过冠军。

        2006年机会来了,联赛进行严格的身份调查,没在人事中心备案以及没工作证的不许上场,结果我以队长的身份与队友六战全胜,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以进二十三球仅失四球的绝对优势为新闻中心夺得有史以来第一个央视联赛冠军。我踢了五场,打进九球,尤其决赛,三个进球全部由我包办,成为中央电视台内部联赛有史以来进球最多年龄最大的“最佳射手”,这可是对手绝对不会照顾你的比赛。

        记得决赛还剩十几分钟的时候,我不得不下场,因为当天晚上在八达岭长城举行残奥会吉祥物的揭晓晚会,我要主持。驱车几十公里到那里,主持完毕,又驱车几十公里回城,队友们的庆功酒席还没散,我一进屋,桌子的中央摆着属于我的“最佳射手”奖杯,周围是和我进球数相同的九杯啤酒,我只好一次性地全部干掉。这一年,我三十八岁,这个冠军也自然让我难忘。记得那年年底有记者采访我:这一年什么事最难忘?我的回答不是国家大事,而是足球场上的冠军。它在告诉我自己也提示着别人: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潜力,你有规律地激活它,它就会回报你。

        当然,不服老又不行,我球场上的滑铁卢也不少。2007年秋天,我与梦舟足球队在球场上与对手比赛,由于场地不平加之年龄与体重增长后肌肉力量有所不足,在一次高速过人时,踩到一个坑里,“咔嚓”一声,我知道,骨折了。随后在北医三院接受了手术,两个多月之后才取出钢钉。

        我取钉时,前脚离开北医三院的病房,女足队员马晓旭后脚进去。别人跟我开玩笑:踢球不专业,可伤却绝对专业。同学给我发来一短信:这年纪还能在球场上骨折,羡慕!

        这就是骨折手术三天后被抬回演播室做节目的场景。这次手术,也让我充分体会到社会上无障碍设施的缺乏,我坐着轮椅,却时常被一个10cm高的坎儿给挡在外面。行动自由时很难理解残疾人的苦,我们要改变的东西有很多!

        不过,手术也不能耽误工作。手术三天之后就被抬到演播室录节目,十天后,主持十七大开幕式和相关专题。两个月内,一直进行艰苦的术后康复训练,现在回想,这两个月,却成为我这几年最快乐的时光。因为生活的单纯,回到生命本身一天比一天进步的快乐中,所以有时很难说清福与祸的关系。

        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球场,现在依然每周一到两次强度不小的训练与比赛。教练兼队友有时是李维淼、高峰、陶伟、江津这些前国脚们,而自己也真的在岁数增长后,开始逐渐明白了球该怎么踢。虽然体力下降了,但足球却给了自己更大的乐趣。

        那一天,我们集体给在球场上依然生龙活虎的李维淼指导过六十岁生日,队友们感慨地期待:都打算踢到五六十岁。

        不厌其烦地写下以上这些与自己踢球有关的琐事,实在是想告诉更多的人,可别只当电视机前的足球迷,足球场才是球迷更大的舞台。踢得好坏不重要,关键在于自由并单纯的奔跑,以及与朋友们的配合与分担。我一直记得前国家女足守门员高红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每次训练,都会早去一会儿,趴在草地上闻一闻那草香,真正享受足球与生命给自己的快乐!”

        平日里,大家习惯了打开电视看球,关了电视骂娘。其实,国家队也好,国外的联赛也好,只不过是每一个球迷足球生活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己的挥汗如雨。真希望家长还能赶着孩子上球场,不为什么功利的目的,而是:人生,怎么可以不在球场上自由地奔跑?

        

2010年2月,中国男子足球队3:0灭了一回韩



        那一天,我在办公室,准备晚上九点半的《新闻1+1》直播,话题很硬: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在与未来。

        突然想起中国足球队还在日本与韩国对阵,虽没抱什么希望,还是打开电视机,中央台由于某种因素,曾想转播最后未成。转到北京台,双方激战正酣,再一看比分,我有些不适应,2:0,中国队领先?以为自己花眼提前了,凑近一看,真是2:0,而且打开的那一瞬间,刚进了第二个球,慢动作正一遍遍地放,挺漂亮。韩国的守门员,是一次又一次见证中国队逢韩不胜的李云在,这一次,轮到他脸色难看,像世界末日。

        不过还是没敢惊喜,正如直播主持人随后的一句话:“这是中国队吗?”我们都笑了。

        进入下半时,解说员又一句经典:“还有四十五分钟,假如韩国队打出真正的水平,会不会中国也和过去一样真实起来?”我们又乐了,又说中了我们的担心。

        不一会儿,中国队又进了第三个球,一个绝对的“世界波”。不敢相信中国队能赢的想法动摇了,可比赛还有不少时间,身边的人都谈起了黑色三分钟或九分钟什么的。

        快结束了,解说员来了一句:“现场的中国球迷的确是在喊中国队加油,而以前这个时候,一般喊的是‘下课’!”这是事实,我们只好又跟着乐了一回,这一次,一直乐到了终场,中国队结束了A级国际比赛当中逢韩国不胜的三十二年历史。

        这个时候离我们晚上直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给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当晚《新闻1+1》换话题,评论三十二年恐韩症被攻克,很快,主任同意了。

        之所以要更换这个话题,一来3:0击败韩国队是足球领域少见的新闻,二来,中央台没直播这场比赛,我们应当有所弥补,第三,绝不是3:0就值得大说特说,而是在一枪接着一枪的足坛打假扫赌背景下,并且是在南勇与杨一民都落网的背景下,这场胜利就格外地有滋有味,意味深长。

        不到一个小时准备,对于一个近三十分钟的节目来说,太紧了,不过我有信心,迅速帮主持人设计好结构与问题。这个话题,我必须多做一些工作。谁让这二三十年里,中国队有多衰,我们就有多受伤、多痛苦,一场场血泪史把我们变成了足球方面记忆的专家。

        我们坐到了演播室,还有十几分钟节目开始。突然接到指令,这个话题免谈,恢复原来的选题。OK,没问题,原来的选题准备了一下午,恢复起来容易。新的话题被终止,谈不上失望,习惯了。只不过,少了一份快速评论的惊喜。

        其实如果真的操作这个选题,我并没有打算立即忘记过去而开始为中国足球“歌功颂德”,恰恰相反,谁家过年不吃一顿饺子?只不过,过去三十二年就是韩国队顿顿吃饺子,这一次咱也吃上了,不是这场胜利有什么不正常,反而是过去三十二年太不正常。赢一回太正常不过,没必要大呼小叫,再加上中国队输得多了,反而把心态输成平常心了。韩国队赢多了,反而包袱就越来越重。更何况,韩国队正备战世界杯,大将又都未归,输一场也正常;而中国队,正处于大乱而大治的敏感时期,胜利,能拯救自己,生存的本能也让战斗力增强。

        不过,这场胜利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能抵抗住很多诱惑,单纯地专注于足球本身,我们还是能把足球踢好的。对外纯洁环境,对内纯洁内心,中国足球才有希望。但起码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并且注意力还真不全在国家队身上,而是联赛与青少年。

        至于赢一场韩国,千万别太激动,而且把其实也很委屈的中央5又暴骂一顿。过去日子里,中国足球好一天坏两天的个性让我们没少跟着受罪,所以,惊喜时刻可以留点儿分寸。

        果真,没隔多久,中国足球俱乐部在亚冠赛场上又输给韩国一个0:8,0:8对3:0,又亏了。

        恶搞中国足球,咋就成了一种时尚?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恶搞中国足球蔚然成风,或许是中国球迷饱受多年的折磨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当痛苦成为不可避免的家常便饭,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幽默搞笑来化解这种痛苦?于是,中国足球几乎成了制造“笑”果时最好的一种武器。

        记得有一次,在吉林大学演讲,主题很严肃,关于中国走向世界,之后的提问阶段,一片严肃问题当中,突然一同学站起来问了一个关于中国足球队的问题,没想到,这个问题刚问完,我还没答,全场爆发哄堂大笑。

        面对这场景,我苦笑着说:“怎么一说中国足球,比小沈阳还有效果?”

        第二天,媒体登出文章,标题是:白岩松说“中国足球比小沈阳还搞笑”。

        又隔一天,有很多人对这句话表达愤怒:“这是对小沈阳的侮辱!”

        我没处去为自己辩解,娱乐与故意误解已成为一种“主流”,这个时候,自己也要学会轻松,否则,中国足球就更不好玩了。

        奥运会上,中国国奥队以少林武术的动作参与“表演”,最后被小组淘汰,当晚我在《全景奥运》的直播中说:“开赛以来,中国军团夺牌无数,为了不影响大家看奥运的心情,中国男子足球国奥队决定提前退出……”

        这句话说完一个小时内,几千条网上留言夸我,认为我评价准确。可他们不知道,我看完国奥比赛之后,内心会有多痛苦。

        不过,与球迷们的恶搞比起来,我这些话简直是小儿科。国奥出局没两天,根据《北京欢迎你》改编的中国足球版就开始疯狂地流行,只不过演变成:我家大门常打开,要进几个随你……

        这些年来,与中国足球有关的恶搞短信、歌曲、段子层出不穷,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百姓的生活。不能不说,中国足球是以这样一种恶搞后深入人心的方式,证明了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的位置。

        韩国0:3输给中国那年的除夕夜,我接到很多内容一致的短信:中国足球队都能3:0胜韩国,生活中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发生?

        这让我想起前两年的一个拜年短信。

        一个善良的中国人被上帝喜欢上了,上帝对这个中国人说:“说一个愿望,我帮你实现!”

        中国人说:“请别让南北极的冰融化!”

        上帝皱起眉头思考半天,“这太难了,换一个吧!”

        中国人说:“那就让中国足球再进一次世界杯!”

        上帝痛苦地回答:“来,帮我找一个地球仪,让我看看南北极在哪儿?”

        您想想,这样的拜年短信,大家能不开心吗!不过,一次又一次瞬间开心之后呢?中国足球已经演变成怎样的形象呢?

        在很多的聚会或正式的场合,如果现场气氛不佳或过于严肃,说两句中国足球,马上能活跃气氛并达到最佳效果。比如谈一下南非世界杯:由于中国队又没有出线,我们可以相信,这依然是一届保持水准的世界杯。再比如,有人这样评价中国足球:只负责参与世界杯预选,但不负责出线。

        到了网上,那就更加丰富,比如有这样一个帖子,依然是恶搞中国足球的。

        “能够踢出50米外精确长传,找到场上队友的球员,是英国球员;

        能够做出5米内精巧二过一的球员,是阿根廷球员;

        能够做出5米内短传传丢,并且后卫与前锋隔着50米玩二过一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能够在30米外劲射破门的球员,是德国球员;

        能够通过精妙配合在门前3米打空门得手的球员,是葡萄牙球员;

        能够在罚点球时把角旗打翻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把足球当生命的,是非洲球员;

        把足球当工作的,是欧洲球员;

        把足球当游戏的,是南美球员;

        把足球当儿戏的,是中国球员……”

        您看,一长串的恶搞,让你在笑之中,又能在仿佛荒诞的话语中品味出很多的真实。其实,当球迷对中国足球恶搞成风的同时,笑中有泪的恰恰也是球迷自己。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但当孩子真浑得让你爱不得甚至都恨不得时,你只好自找出路。球迷不是中央首长,也不是足协负责人,当然也不是教练员运动员,于是,只好把恶搞当成一种搞法,恶搞正是球迷搞足球工作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提醒,也是一剂药方,只不过,面对这些恶搞,球迷一笑也罢了,而如果搞足球的专业人士们也一笑而过甚至无动于衷,那可能真是对不起球迷们在恶搞中贡献的才华、热情与期盼。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面对足球,一见你就笑,是意味着真的不抱希望,彻底死心了吗?当然不是,不信你看,刚刚踢出两场好球,哪怕踢一场输得很悲壮的比赛,昨天还冷嘲热讽的球迷,转身就热泪盈眶。

        所以,中国足球的面子在自己的手中。你如果在工作中用“恶搞”的方式搞足球,心知肚明的球迷就只好用幽默恶搞你;而如果你真能改邪归正,一步一个脚印认真搞足球,请相信,中国球迷也会善待你。

        哪一天,恶搞中国足球不那么时尚了,就说明中国足球走上了正路,也意味着中国的孩子会再次把踢球当成时尚。

        否则,哪一个家长敢恶搞自己孩子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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