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在这几十年里进步得太快，当然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技术上。在我出生的时候，收音机还是珍宝，我们通过它缓慢地了解并靠近世界，而现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需要“靠近”世界，我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谁如果能让自己与世界保持距离的话，简直就是一种时尚的生活。在我出生的时代，电话少之又少，人们去找人，纯属赌运气，找到最好，找不到明天再来。不过，一般都可以找到，因为人们的生活半径太小，哪怕要找的人不在家，等一会儿也就回来了，人们，都走不远。而现如今，一个人有两个手机司空见惯，声音近在眼前，其实你并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远或近，都有可能，但似乎，人群之中，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人类，进步了吗？人性进步了吗？那些让我们喜怒哀乐的事情，都一定与物质有关吗？是技术推动世界，还是人心左右世界？
我相信，过去、现在、将来，真正推动我们前进的，依然只是人——别人，与你自己。人的故事，是这个世界永远的主题。对于我自己来说，回望过去，最该感谢的，当然是人，是他们，推动我前行。
诗人们
对于中国人，不管念过多少书，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诗人们的影响。李白、杜甫就在血脉里，已不必多写；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北岛与他的战友们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就从他写起吧。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边疆小城到北京上大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互联网，资源信息无法平等共享，可能我的北京同学自打中学起就知道北岛、舒婷，可我的确是到北京之后才知道的。我自认为，从少年到青年，从学生到知识分子，从人云亦云到独立思考，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从读到北岛们的诗开始的。
八十年代初，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北岛则用诗给了我们难得的怀疑，开始学会用怀疑去寻找现实的答案。而且我之所以喜欢并被北岛所影响，是因为他的诗在怀疑思考中，还拥有一种硬度，钙分十足。
这种影响在当时，不过是每一次相逢时的冲动与激情，而今回想起，才能更准确地知道：今天我的视线与思考，与诗中那一行又一行中国文字有着怎样的联系。大学毕业时，一本并不厚，记得是黑色封面的《北岛诗选》不知何故丢失了，今天都回忆得起来那一种沮丧心情。其实，二十年里丢下的东西太多，可那一本小书却好像迟迟割舍不下。
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北岛也走了，用他的话说，带着中文这唯一的行李，流浪世界。很多很多年之后，首先是在书店里又看到了浅绿色封面的《北岛诗选》，一瞬间激动万分，就像以为丢了就再也找不到的宝物失而复得，我买了好多本送同学，天真并兴奋地以为又买回了过去的岁月。这以后，文字上的相遇就容易多了，不过，这些年里，北岛写得更多的是散文。可读着读着就知道，骨子里依然有诗，只不过，岁月把诗拉长了，变成了散文，也在读者心中投射下更多的波纹。其实流浪也很好，这二十年，如果北岛一直在北京，不知会不会有、《午夜之门》这一系列的文集，即使有，估计也是字数相当，价值该是不一样的。距离不一定产生美，却可能产生一种安静以及不为时代快速更迭所扰动的思考。
在北岛走的那一年，离开的诗人不只他一个，还有一个几乎是我们同龄人的诗人海子，只不过，他走得彻底，真的不再回来。
他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读过但不多，他走之后，几乎都读了，不只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然进入盛世，在欢声笑语中绽放，并成为一个又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广告语。可我猜想，海子不一定愿意，因为他写这首诗的心情与现今人们读这首诗的心情应该很不一样。让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一首很大的和一首很小的，前者的开篇有这样的四句：“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而后一首，写于诗人坐火车路过西部戈壁上的德令哈，结尾处，这样的两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世界/我只想你”一直让我感叹。不管写的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情诗，而好的情诗不多，这一句名列其中。
一转眼，诗人们离去都已超过二十年，海子被大张旗鼓地表演性纪念着，故事讲得很多，没人细读他的诗。我真怕，海子从此就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紧密相联，海子得不到的却成了他的标志。不过也没办法，诗人一贯被误读。二十年之后，北岛来到香港，中文不必再当行李，北京也可以常回一回，都老了，当初的剑拔弩张像个笑话，嘲笑着我们自己和时代，激情都旧了，只有城市是那么让人陌生地新着，有些恩怨情仇也会在岁月的调和下走向和解吗？
诗人们都走了，我更喜欢在人群中寻找诗人，换一个思路，就不那么失望，因为诗人好像随时都可以找到。
先说官大的，比如总理。见到过两次朱镕基动情，一次接见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误炸死难者的家属，握手之后，总理忘情痛哭；还有一次，接见悉尼奥运会体育代表团，当女足姑娘讲到，中国女足输了，小组赛后回家，早上要上汽车回国，却发现，她们的对手美国女足的一些队员来为她们送别……讲到这里，我注意到，总理的眼圈又红了。显然，这是一个外表威严内心却有情的人。难怪，在记者招待会上，一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我看来，就是政坛语言中少有的诗，也难怪，人们会对此印象深刻。
都说朱总理不爱笑，但这张照片上的他，却笑得像个孩子。其实不只他，所有的人都笑得很开心。不知为什么，今天看来，总觉得这一片笑容中，有一种干净与纯真。
2003年正月十五，元宵晚会上，我向即将卸任的他告别，我说：“您辛苦！”他笑，“你们才辛苦！”我说：“政声人去后，人们都会记住您的。”他半玩笑半严肃地回答：“能记住我名字不骂我就不错了！”
他卸任后，也有人对他任总理时的强硬有说法，但一位西部不发达省的副省长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听见过穷省的人骂他吗？”
退了之后，朱镕基果真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有人说，他倾情于山水和自己的京剧爱好中，我想也好，让心中诗意的那一面更多释放。
其实不止朱镕基，温家宝也似乎如此，只不过风格不同罢了。朱镕基有李白的气质，温家宝让人想到杜甫；朱镕基如武当，温家宝像少林，骨子里的诗人情怀都是有的。这不仅体现在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必吟诗，还体现在他希望有“仰望星空”的人。其实把“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本就是一个有诗意的举动，同柴米油盐相比较，尊严不能当饭吃却比吃饭更重要。如同诗，不一定有用，却有它看似没用实则珍贵的价值。在我看来，“尊严”的提出，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之后，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有诗意的目标。
也因此，我常盼望着政治中偶尔要有点儿诗，好诗，它会让政治不那么冰冷和功利。
同样的，离开官大的，说我们每一个人，或许竞争、忙碌中，也该让生活有一点儿诗意，否则，连大自然的花，都不知为谁而开，人生也会慢慢干涸。生活的理想，也该加一点儿诗意，倘若都是现实，都是物质，真是把人生变成苦役，现实也会把我们逼疯的。
于是，我从不悲观，当有人感慨诗人已死的时候，我习惯在身边去寻找诗人。我总是悄悄地在他们的身上寻找诗人的气息，有了的，总是可以多多交往，甚至成为朋友；一点儿都没有的，表面有礼貌但却离得远远的。这本是一个无趣的时代，没有诗意的生命就更无趣，人，总该在柴米油盐之外有点儿其他东西吧。
所以，正死掉的只是诗，但诗人还在，只不过，人们已不一定用写诗的方式来创作，这，就更需要读者的细心。
老头儿们
必须承认，我喜欢很多老头儿，也愿意靠近他们，不仅得到智慧与启迪，还可以就近靠近榜样们。在我的人生目标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将来成为一个好玩的老头儿，就像我现在喜欢的好多老头儿一样。
比如黄永玉。
听说他是全北京最早开私家车的几个车主之一，而且是高层特批的。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感慨的是，开车时，他已经过了六十。后来，各种好车都喜欢，有空就过把瘾，只是到近几年，年纪大了，才只看不开了。
老爷子似乎对好多事情都如对汽车一般感兴趣。大家一提到他，就会想起画家这称谓，可在我眼里，他是文字第一，木刻第二，画画第三。这可不是故弄玄虚，不信，您翻翻他的书看一看，从头到尾，你都能找到开怀大笑的机会。然而文章写的可不都是喜剧，甚至更多是悲剧，但文字中，总能释怀并化解。当然，湖南人笔下，怎会没有嬉笑怒骂的辣，可各种情绪总是被他调适得很好，让你笑中有泪地完成一段文字旅程。甚至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坛，各路写散文的高手，超出老爷子的少之又少，更何况，面对黄永玉这个名字，想占有他一幅画几乎没可能，但花百八十块钱，占有他写的几本书并因此分享他的智慧、思考与幽默本事，这便宜占大了。
老爷子还写诗，写成一本诗集，然后一本正经地到书店里找一帮老友慢慢地读，退了的李瑞环都来帮忙，没什么起立握手，大家都玩得开心。而在北京的东郊外，老爷子大手笔建了一个园子叫万荷堂，时常高朋满座，有重要聚会就由老爷子寄出亲笔书写的请柬，把游戏也正规对待。我接到过请柬，但还从未去过，一来机缘不巧，二来也怕搅了老爷子的清静。然而，一想到他，还会很开心。这个时候，你不太怕岁月的侵蚀，原来老去，不过意味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甚至你会好奇，岁月中那么多的苦难，都去哪儿了呢？
写到这里，我该停笔，因为想到老爷子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大鸟，这不奇，旁边一行字把我看乐了：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我估计，这画说的是主持人，所以，话就到此。
丁聪是黄永玉的老朋友，我在十几年前因为采访而走进“小丁”的家，以后就多了一些思念与牵挂。前些年，一场大病，老爷子进了医院，出来后，我看到他，慰问，没想到老爷子依然笑容满面，“我该走了，可问了一圈，人家不收。”于是，我们爷儿俩接着聊，老爷子又一句话把我逗乐了：“住院手术真有好处，你看，我一下子瘦下来几十斤，这下省心了！”仔细一看，还真是，老爷子瘦了太多，但是乐观没变。其实，这一辈子，折腾他的可不只是病，比如黄金岁月去养猪，可回过头，老爷子会骄傲地对我说：“我养那猪，特肥！”
一想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没点儿乐观真不行。估计也有不少好老头儿，被折腾给挡在老年之外，也就靠着乐观与豁达，丁聪们走到人生的终点。2009年，老爷子走了。面对这一消息，我没有伤感，既然老爷子用自己的一辈子，把笑容变成了一种力量，那我们干吗不用笑容来纪念他？
黄苗子、郁风是一对历经苦难的神仙伴侣，老年时，可爱加剧。有一次，郁风一本正经地问我：“西班牙邀请我去，你说，我去还是不去？”问话时，老人家还摆出西班牙弗拉门戈舞的造型，神态如少女，而此时，她已年近九旬。年轻时，她们一群同学向往过西班牙，但后来时代动荡变迁，西班牙终成梦，年近九十，机会来了，老人的心动了。
我自然回答：“去啊！”
老太太乐了，这时，旁边的黄苗子插话：“你帮她联系神舟飞船吧，她还想上太空呢！”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谁都忘了这是一对接近九十的夫妇。
再说一位年轻的。今年七十四岁的韩美林，两年前做了一次大手术，出来后自我感觉“比以前聪明多了”！其实，他以前就聪明，要不然，不会让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从他手上诞生。但对待这个作品，他习惯轻描淡写，因为过程中，“不懂艺术的人话太多。”你看，老爷子的话不比画差吧！而这样的话多着呢。
作为政协常委，开会时，见很多人好话说尽，老爷子一笑：“各位，咱们到这儿来，是来献计献策，而不是来献媚的！”一句话掷地，满屋子的尴尬和沉默，之后是掌声。
在北京通州，韩美林艺术馆里，各种作品琳琅满目，吸引着人们参观欣赏。某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有大人物要来参观，放下电话，韩美林收拾行李，买了张机票，跑了，一个沉默的空城计。
看到这儿，可能您眼前出现了一个尖锐、苛刻、满身是刺不好合作的老头儿形象，其实恰恰相反，那得看对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总是慈眉善目，笑容满面。虽然一辈子受了太多苦，可他的作品几乎全是乐观的，“因为人民需要。”
这位迎来艺术生涯六十年的大家，最近逢人便讲的一句话是：“我的艺术快开始了！”
我同意，大艺术家的境界必回到童年！
提起季羡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严肃与严谨，其实，老人偶尔也会露出可爱幽默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去看他，在聊其他话题的中间，老爷子突然托我转告失眠者一件事。
原来，在二战时，季老正在德国留学，因战事，他十年无法归国，这期间，染上失眠症状，开始吃安眠药，从此再也扔不了，一吃就是七十年。
老人让我带话：都说吃安眠药不好，我是活例子，都吃了七十多年了，不也没事吗。告诉害怕的，没事儿！
有一阵子，我这个学俄语的人来了兴趣，报了华尔街英语班，在一次学校迎接老布什的聚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位老人，看着像六十多岁，其实已过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谊医院的前院长。我很纳闷儿，“您也在这儿学英语？”老人回答：“是啊。”我更纳闷儿了，“您是医生，又是院长，英语一定不错啊！”老人回答：“还行，可我的英语都是学术英语，太老，我想学学这美式英语怎么回事。”
这一番对话，让我永远难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回顾节目时，我特意讲了这个故事，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依然为了兴趣没有任何功利心地学习，年轻的我们该如何感想？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与意义。
以上写到的老人们，我与他们的交往并不多，因而还是有点儿远，但读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话语，琢磨他们的人生滋味时，却又觉得近。时常会心一笑，时常感慨万千，于是，他们也像亲人一样，时常在我身边。写下来，是为了感谢。
话要说回来，一个社会，如果可爱的老头儿老太多了，这社会必可爱，而对于我自己，一直在想着，几十年后我这个老头儿会怎样？我希望是古典音乐摇滚乐依然都听；老夫聊发少年狂，半夜拉着夫人去吃一回冰激凌的事还得干；在年轻人面前永远是笑容是宽容甚至是纵容，多欣赏多为他们搭台，不固执并继续学习，不对过去抱怨，而只对未来露出笑脸，绝对不摆出这个瞧不惯那个瞧不起的老夫子样；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时代前行的阻拦者，而依然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有些话，年轻人顾忌，不好说，就让老头儿来说，夕阳正红，没什么可畏惧的；然后让家中永远为年轻的人和年轻的事物开放……
够了，如果我能做到这些，我依然在今天渴望年老，而是否能够做到这一切，却并不仅仅取决于明天，今天的中年，决定着老年的诸种可能。
老师们
改革三十多年，我们“废除”了很多过去的常用称谓，首先“遇难”的是“小姐”，接下来“阵亡”的是“同志”，再然后是“教授”，问题是，现在“老师”一词也被泛滥，满大街地使用着，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写的是真正的老师们。
我成长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母亲、姑姑、舅舅、舅妈、嫂子……都是老师，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习惯产生一种幻觉，经历过的老师都像是家人，事实也如此。
现在的父母，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是要“择校”的，认为选上一个好学校，一切皆有可能。可依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择师”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校可以择，师，往往不可以择，这才一门心思去择校。其实，一个孩子能否健康成长、不厌倦学习，是否养成好的习惯，是否自信，真正的关键，是你最初遇到了怎样的一个老师。一路上，你所遇到的老师，从某种角度说，决定了你的一生。
也许是我幸运，上学时成绩虽然起伏巨大，好时名列前茅，差时名落孙山，一路上也挨过老师很多批评，但只要有成绩，总得到鼓励。自信，从来未被真正摧毁，反而在老师一路细心的照看下，有勇气向前。
记得高中同学前几年在家乡聚会，临别时，大家一起出门送班主任刘老师，拥抱、叮咛之后，老师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着老师慢慢前行的背影，突然发现老师真的老了，满头的白发，行走已不敏捷，在孩子的搀扶下一步一挪。怎么就老了呢？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师还是那个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都盯着我们，大事要讲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心的利落形象。可一想，怎能不老？连我们都人到中年，老师也年过七十。只不过，回忆，把形象定格罢了。
高中同学与大学同学不一样，后者因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即便毕业后天南海北，可行业的关系，还是让大学同学更方便时常见面。而高中的同学，由于上的大学与专业千差万别，聚会的难度就加大了，只能回家。这就是高中同学毕业二十年的合影，地点是我们已不认识的母校海拉尔二中新楼，老师们和我们都很开心。
到了大学，本以为不会再有像中学时那样日积月累的师生情谊，然而八十年代末特有的氛围，还是让我们难得地有了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尤其是临毕业时的特殊风波，更是把老师变成保护神，如父母一样为我们牵肠挂肚。按理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拨走了该照顾下一拨，但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即使已在天南海北落下脚来，此后的成长、变化与境遇，还是让老师们迟迟放不下关注，长久地牵挂着。以至于我们的曹璐老师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同学们依然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几十口子人，真像家一样，陪着老师热闹了近两天。而现如今，日子风平浪静，不知道，大学校园里，是不是依然制造着这样的“师情画意”？
曹璐老师资格老，于是，也有她前面的学生后来当了我们的老师，师生关系就在几代人中传承，像我们的班主任丁俊杰，就是当初曹老师的学生。在校园里，这样的几世同堂，更是温馨的画面，不过，有时，也会留下特别的故事。
曹璐老师的一个学生，八十年代中期火透中国文坛和新闻界，他的一篇又一篇关注现实的报告文学横跨文学和新闻两界，其实也扮演着舆论监督最初的角色。对于我们学新闻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大师哥的名字自然如雷贯耳。然而没过多久，他真的进入学校，成了我们的老师，讲授报告文学。说句实话，他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但讲课的魅力似乎不如他的文笔，可有机会让“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做老师，那一个学期的报告文学课很特别。
不过，我们毕业那一年的风波，他似乎陷入其中，之后去了美国无法还家，又是多年之后，他的夫人终于在带人情味的默许下，去国外和他团聚。没想到没过多久，喜剧变成了悲剧，夫妇俩开车，在超越前车时，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夫妇俩无法闪避，发生了车祸。
还好，生命保住了，夫妇俩住进同一家医院抢救。我的这位大师哥艰难地爬起来，颤颤巍巍地挪步去相邻的病房看夫人，看到几乎呈现出植物人状态的夫人时，他含着泪水说出四个字：“我要回家……”
那一瞬间，没有政治，没有主义，没有恩怨情仇，只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刚刚拥有一个伙伴时，上帝又失手把她打碎了……
以上的这些内容，都是我的这位大师哥在写给曹璐老师的信里讲述的。曹老师告诉我，这越洋的信中，“我要回家”四个字周围，依然清晰地看到泪水的印痕。而这么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人心变化，有些话题敏感或危险，但这封信依然能够寄给老师，因为在老师这里，可以犯错误，可以说委屈，可以坦白交代，可以一如既往地等待点拨。所以，好的老师，不只代表过去的助推，还是漫长岁月里随时可以找到的避风港。难怪有人会说：医生与教师这两个职业最为神圣，一个为肉体治病，一个让精神健康。于是“医”与“师”的后面，都有一个“德”字。
离开校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成长中，身边太多的人依然不断地推动我，其实，他们是接过“老师”这一棒的人。从我二十一岁工作到现在，这二十多年里，扮演我老师角色的人太多，不过，感恩，于我，不仅仅是当面致谢，更重要的是，当自己有机会时，加倍地将过去得到的帮助返还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每个人，不是只能回忆老师，其实，你也有机会做老师，这个时候，你是否会想：我比我的老师做得更好吗？
同学们
人到中年，常听到旁边的同龄人自嘲：老了。因为过去的事情一清二楚，而今天上午做了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如果这就意味着老了的话，那自己恐怕早已老去，因为每一次同学聚会，局面都大致如此。上学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被挖掘出来，知道的不知道的都知道了，然而聚会前后那几天怎么过的，好像都忘了，因为注意力都在聚会当中。
不知什么因素，一种时尚正在快速地扩张，那就是同学聚会。儿子与同伴们十来岁巳常有聚会，母亲，七十多了，一回老家，最盼的也是老同学聚会。而我，也经历过，昨天晚上刚刚和高中同学喝完大酒，今天上午十点，小学同学已经在家门口守候，中午喝之前，还要趁清醒提醒自己：晚上还有初中同学的聚会，万万不可被酒冲昏了头脑，可酒杯一端，誓言烟消云散。
一个班级，是否可以常常聚会，一来要看上学时期班级的气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来要有几个热心张罗的人，用他们的辛苦与热情点燃那些半推半就欲走还留的同学；第三，还需要组织者拥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总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聚会的理由。
比如我的高中班级，十年一大聚，五年一中聚，有同学从外地回了老家就是一小聚。在北京的中学同学，由于资源宝贵，并不按班级来划分，而是整个年级的同学像亲人一般，我们在日常聚会之外，还开创了每年9月1日必聚的传统，因为“开学了”。
有一次在飞机上，看杂志上一篇对导演康洪雷的访问。他和我一样，也是内蒙人，每年，他都会回草原，和同学们在一起，不用说，不用说，大家就说过去，就是大口大口地喝酒，而且行也行不行也行，只要酒下得顺利，同学们和自己都会很释然：这小子没变，还是咱们的那个老同学。
看到这里，我泪水长流，只好合上杂志，再没看剩下的半本。没办法，感同身受。
大学同学不在草原，不用拼喝酒，但也不少喝。我的一位天津同学如马三立般留下一个经典感慨：每次咱们班聚会，我都只记得前半截，后半截都是下次聚会时同学们讲给我听的。因为每次后半截，我都喝多不记事了。
其实，好多人恐怕都和他一样。
大学入学二十年时的聚会合影，就在当初的教室里。最有趣的是前排这个孩子，谁的？他在想什么？
大学入学二十年，我们组织班级聚会，起名“至少还有你”，用意十分明显，不管怎样世事无常，不管路途顺还是不顺，不管眼泪多于笑容又或者相反，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还有你。
在聚会前，我们收集了每个同学提供的校内旧照，稍加编辑，制作成一个大大的专辑。在聚会的开场，我们几十个中年男女，重新会聚在校园内原来的教室里，老师们也都请了回来。一开始，就是老照片播放，二十年的岁月，不要说有时认不出别人，估计连自己都难以辨认，在一片“这是谁”“这是我吗”的七嘴八舌中，慢慢地，开始“老泪长流”，师生都如此。这时，看着有人带来的孩子依然快乐地在课桌间游戏，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错觉，这是过去，还是现在？二十年时光真的消失了吗？
在同学的聚会中，常常会有笑话。比如一位男同学对一位女同学敬酒，真诚地借着酒劲说道：“上学时，我一直暗恋你，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满座哄堂大笑，男同学只好干杯为敬。
聚会时，同学们的惯常语是“没变没变”，大家互相陪着慢慢变老，自然觉得彼此没变。但隔一会儿走进校园，看着校园里年轻的师弟师妹们，正和自己当初上学时年龄一样，大家才哑然失笑，“没变没变”，纯属自欺欺人。
有聚会就离不开音乐，一次，我们将过去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舞曲，编辑成两张CD，长达两个半小时，聚会中的舞会，正是在这过去的旋律中行进的，而在这熟悉的旋律中，大家似乎得以安慰，不觉年华老去。
还有一次聚会，晚餐也结束了，舞会也结束了，酒醉的人也醒了，大家意犹未尽，就席地坐在外面的水泥地上，将所有现在能想起来的上学时的歌唱了一遍，直到脑海中一片空白。
2009年就更宏大，毕业二十年，于是组织了全年级的聚会，之前光策划会就开了近十次，最后几百人云集校园，踢球、跳舞、大联欢会。组织者尽力，同学尽情，学校尽心，成为又一段难忘的记忆。以至于一年后，很多同学又组织“庆祝大聚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的聚会。
聚会固然好，然而副作用就是，聚会之后重新回到现实中难。并且岁数越大越是如此，甚至让你产生幻想：人世间，为什么不能一直上学到永远？正是在这样的失落中，一天一天，艰难地从纯真校园岁月再回现实的混乱世界里；而同样难的，是从干干净净的同学友情中，再回到人心隔肚皮的竞争或拥有距离的环境中。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正因此，才有了同学聚会的价值，也才使同学聚会日益时尚并大踏步向产业方向发展吧！
对于我们，同学聚会已经像一个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开之后，反而似乎比在校园里还亲还互相牵挂。聚会多了，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岁月的催化下，我们的友情已经变成亲情，每一次聚会，都使得亲情的成分进一步发酵。
也因同学在那里，聚会在那里，平日里一些日子才不那么难熬，起码都知道，不必担心岁月匆匆。过去的一切都会模糊，没关系，想不起来的，同学替我们记住。当然，更重要的是，哪怕未来不再让人期待，至少我们还共同拥有一个温暖的过去。
乐人们
儿子大了，看样也喜欢音乐，把周杰伦、杰克逊的海报，贴得满墙都是。我没有去干涉，甚至从中看到自己，不要说青春时节，即便岁数不小，依然干过类似的事情，甚至更加疯狂。
我最喜欢的指挥，卡洛斯·克莱伯，由于他不是周杰伦杰克逊，甚至也不是指挥皇帝卡拉扬，因此，想找他一张像样的海报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拿着他头像的CD，托同事找到一位很棒的油画家，请人家给我画了一张铅笔素描。对于这位画家，我一直心有歉意并感激，因为一定是大材小用，而对于我，却是大惊喜，如获至宝，精心装裱，挂在了家里的墙上，得意洋洋。唯一麻烦的是，总有客人来问：这是谁？看长相，不像你们家亲戚。于是，我总是简单解释一下便收嘴，因为此君不是三两句话就说得清楚。
喜欢他是从喜欢他的音乐开始的。
有人说，交响乐中如果有一首必听，一定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而在此曲多如牛毛的版本中，几乎从英国到日本到美国，都把卡洛斯·克莱伯的版本放在了第一位，于是，心生好奇，何方神圣？找来听听吧。
咬牙买了正版，上面既有“贝五”又有“贝七”，自然先从“贝五”听起，从命运的敲门一鼓作气，好，是自然，但这首命运交响曲由于概念先行，每次听都少了联想的空间，因此虽听出克莱伯的好，却还并未称奇。延着惯性，继续听同一张专辑的“贝七”，没想到，这让我进入到一次奇妙的赏乐之旅，酣畅淋漓，欲罢不能。那种深陷其中的感觉，或许和当初听著名的迷幻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相似，眼前，只有音乐里的世界，现实的那一个，消失了！
就这一首曲目，几十分钟，彻底打乱了我过去心中所有对指挥的排序，让他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于是，开始搜索和追寻克莱伯的身影。
然而，寻他是一件又简单又艰苦的事情，简单在于，他的录音专辑少之又少，原因是他不喜欢录音只喜欢现场，而喜欢现场也非常克制。一般情况下，是躲在人群之外的乡村居所里，直到家中的酒都喝完了，才给外界寄一张明信片，于是各大乐团趋之若鹜，这之后，老先生出来演个一两场，又消失掉，让人们在好奇与期待中，去等待他的下一场。这样一来，他的专辑自然总量很少。不过，有一点才是他真正的伟大之处，虽然专辑少，但几乎张张是精品，这其中，很多曲目与歌剧，竟都是无数版本中的首选，于是，他靠近了传奇。可艰苦也就在于此，作为一个喜欢他的乐迷，有限的专辑早就反复地听过无数遍，想再拓展，难了。不过也好，有些东西，多了，味道乱了，失望也开始增多，而好的东西，哪怕就一张，够了，永远没有变味儿的机会。
如果让我自己认定：只推荐卡洛斯·克莱伯的一张专辑，我会放弃如痴如醉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他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我已经无法形容这种演绎。总之，我也听过这首交响曲其他指挥的十几个版本，但总的感受是：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的是这个曲目，而其他的指挥是另一个曲目。
我一直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被卡洛斯·克莱伯这样深深地打动？它并不来自于一种理性，而是直觉或冥冥中的一种东西，如同生活中的很多事，喜欢与厌倦，道理无法说清。
不过，有一个细节被我知晓之后，还是感受到一点小小的震惊。喜欢上他很久之后，找他的介绍，可在九十年代，缺乏互联网支持，国内媒体对卡拉扬、伯恩斯坦的介绍覆盖一切，克莱伯躲在后面。有一天，终于拿到手，意外发现，这位先生小时由于战事，从欧洲移居阿根廷，在草原上的国家长大，这几行字，我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家里挂了三个外国人的画像，竟都是阿根廷人或都与阿根廷有关。一个巴蒂，一个格瓦拉，而另一个就是克莱伯。有趣的是，我是在喜欢他很久之后，才知道他与阿根廷的关系，而这个时候，我作为球迷，追寻阿根廷队已经多年。
于是，我更加明白了他音乐中的魅力所在，不全是欧洲严谨厚重的基础，还有阿根廷特有的激情与浪漫，也因此才有了他独特的吸引力。近年来，中国人已都知道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但1989、1992年这两届由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的音乐会恐怕很难再被超越，这两年的新年音乐会，最好不要听CD，而是看DVD，这样，才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克莱伯的魅力，因为他那舞蹈般的指挥动作与高贵放松的表情，在我看来，空前绝后。
2005年7月15日，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卡洛斯·克莱伯两天前去世，也就是7月13日，一个中国人因申奥成功而必然难忘的日子。
那一瞬间感觉周围的声音全部消失，世界无比安静，这种感受，以前只有过一次，就是1994年传来马拉多纳在世界杯上被禁赛的消息。其实，这两个消息也有相似的地方，有一种美好，从此只能回忆。
还好，喜欢的是一个音乐家，他留下的旋律会继续陪伴着我，但一个奇妙的结尾是：有一天，和著名的乐评人刘雪枫聊天，他突然告诉我，在欧洲也有人认为，克莱伯没死，因为没人看过他的遗体没人参加过他的葬礼，他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继续开这个世界的玩笑，并让自己生活得更安静。
我笑了，这符合老人家的性格，虽然一年之后，另一位乐评人陈立，给了我克莱伯最后一次演出的实况录音后告诉我：“老人家是真的走了，墓地都有。”可我依然愿意天真地相信另一种结局。这世界上有太多可能，为什么不留一点想象当中的不可能？更何况，他本就活着，在我每次把他的CD放进CD机的时候。
接下来，要换个名字。
我知道，刚刚人到中年，就想写莫扎特，这事要么太早，要么已经晚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莫扎特要么是一个永远天真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看透世事之后微笑的老人。但不管如何，莫扎特一定是上帝派来的，为了抚慰人间的痛苦，让他在极其有限的生命里，疯狂并不可思议地创作出超量的作品，然后，将他收回，而他的音乐从此像上帝的永恒之爱一样在人间流传。
我喜欢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这些年还格外喜欢马勒，在这些大师的曲目中，随时都可以听到洋溢的情感，无法排遣的困惑、痛苦与挣扎甚至是绝望，它符合人世间的七情六欲，于是，总有击中你的时刻，也会因此让你瞬间被拯救。
然而，身陷其中，怎样的帮助都是一时的放松，有的时候，需要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适当逃离，每天总该有一些时候或抬头仰望星空或低头看看花草，逃离才是一种更好的解脱，否则，污浊的空气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我身后便是位于萨尔茨堡的莫扎特故居。莫扎特是奥地利的国宝，每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朝圣。来过这里以后，再听莫扎特的CD，会听出一些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莫扎特因何而来。也许刚刚喜欢莫扎特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莫扎特的音乐奇妙地相似，不管是钢琴协奏曲，还是长笛协奏曲或是四重奏或是其他什么，都一样的轻灵飞舞，一样的即使有一些小雨和阴云，也照样阳光灿烂，蓝天绿草。所以，不管你怎样地失望着，莫扎特音乐中的世界总会让你觉得更好一些，还可以再往前走走试试。
我一直认为，莫扎特干的事不叫创作，而是流淌，是上帝委托他送给人间。不生涩，不用太思考，高低之分没那么明显，不能叫他天才，他本就是来自天堂的信使。于是，你会想，这个世界如果真像莫扎特的音乐那样该多好！可惜，这样的美好世界只在他的音乐里。
2006年的夏天，借德国世界杯采访报道的机会，我专门去了一趟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一边做节目，一边朝圣。在萨尔茨堡这个安静而又喧闹的小镇，莫扎特无处不在，从巧克力到明信片再到游人的寻找，中间都是莫扎特。小镇的至美，是在游人走了之后，那份安静让你知道莫扎特音乐的灵魂所在。或许，是一个有苦有乐的年轻人，与流水、森林、蓝天和整个大自然的对话，于是，在莫扎特的旋律中，你听得到斗转星移，听得到雨后的草原，听得到一天之中的日升日落，当然，也听得到人在自然面前必有的忧伤与叹息。这忧伤与叹息并不是主旋律，因为大自然永远充满生机，周而复始，枯木可以逢春，这其中，便是希望便是美好所在。
当然，今天的萨尔茨堡大多数时间不那么安静，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把小镇搅得人声鼎沸。当初，莫扎特曾在这里遭到驱逐，而现如今，莫扎特故居上挂着大幅的奥地利国旗，莫扎特已是他们的国宝。没办法，人类总是如此势利，没人再来和你讲述这个小镇和莫扎特之间曾有的不快，所有的黑灰色都被过滤掉，只剩下温情与美好。不过，也好，这像莫扎特的音乐，不管其中蕴藏着怎样的不快与忧伤，莫扎特都在怜悯众生中欢快起来。
只是不知道，在当今这个五味杂陈的时代里，真正的莫扎特还是不是被真正地聆听着，功利的人们功利地消费着莫扎特，其实，那离莫扎特很远。如果有一天，你感觉内心沉静，世事浮沉暂时抽离，而窗外又风和日丽，你试着再听听莫扎特，用你最简单和纯真的心，这时候我相信，真正的莫扎特会在上帝的指使下再度归来。
人是写不完的，仅仅是那些推动我成长的人，都写不过来。以上这些文字，甚至只是我想写的文字当中，一个短短的开头。
影响并推动我的，不仅只有人，还有家乡那片永远的草原。其实，不只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原；在这个人们越来越没有故居和故乡的岁月里，呼伦贝尔草原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故乡。而对于我，家乡就是年少时天天想离开，现如今天天想回去的地方。
音乐家中，还有巴赫，还有马勒，指挥家中还有克伦贝勒、马里纳呢。
还有罗大佑、齐秦、凤飞飞……太多，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太多的故事。
当然，还有作家、身边的同事，逝去的陈虻、罗京以及您不知道名字的我的年轻同事。都该写，可又往往落笔处百感交集，不知从何写起。
家人也无法写，他们不是影响或推动我的人，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比如说，妈妈在变老，可是有她在，我就永远是一个孩子，如同有哥哥在，我就永远是一个弟弟；还有妻子，媒体上有很多对我们恋爱与婚姻不真实的编写，其实现实中的婚姻要比文字更多一些浪漫和平实，而那些编造的“浪漫”情节，也往往缺了一些想象力；还有儿子，不用说了，他是生命中的主角，我与他的母亲不负责编写他的剧本，只想做一个称职的观众和欣赏者。他们是我心中最重也是最长的文章，但这该属于我们的晚饭或旅途或周末时光，也因此，人生不再是苦旅。
还有朋友，他们是重要的推动者，也常常是我生活的意义。这其中，有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相互照应，相互陪着慢慢变老。我不愿意时常用言语去表达情义。朋友，该是得意时，离得可以远些，不顺时，必到身边的一群人。这其中的情谊，我又怎能用几百字或几千字去写呢？写好朋友，只能用心，用时间用生命。
所以，有人就有趣，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与悲伤。人的一生，只有一个工作无法更改，那就是做人，永无止境。几十年后，我可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个可爱老头儿吗？而今日，当我记述着别人在我心中印记的同时，我又将在别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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