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一张绞架山的地图,上面有三四片长满了树的地产。其中一块地变成了这幢大楼及周围的街区。从这里穿过街道,就是那家非洲裔自由人学校。这是不是就是他教书的学校呢?而在哈得孙河上——”莱姆往窗外眺望,“就在那里,八十一街,是一个干船坞和船厂。那里的工人会不会就是买查尔斯卖苹果酒的人呢?
“但那是他的地产吗?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托马斯查核了曼哈顿的记录处,发现了查尔斯的主人转给查尔斯的地契。是的,这块地是他的。接下来其他所有的事情也就清楚了。我们所找到的文献资料说明,绞架山会议——政客和民权领袖的会议——是在查尔斯的房子里举行的。那就是他的秘密——他拥有曼哈顿黄金地带十五英亩的土地。”
“但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秘密?”汉森问。
“哦,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就是那片地产的主人。当然,他是很想。这就是他的苦恼之处:他很自豪自己在城市中拥有一个大农场。他相信他可以成为其他前奴隶的典范,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受到尊敬。他们也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在那里工作,成为社区的一员。但是,他也看到过征兵的暴动、对黑人动用私刑和纵火。所以,他和他妻子假装是管理人。他害怕有人发现一名前奴隶拥有这片上好的土地,因此进行破坏。或者,更可能的,就是从他手中偷走。”
“而这个,”吉纳瓦说,“正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莱姆继续说道:“查尔斯被定罪后,他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包括那片农场——并出售……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找个罪名陷害某人,夺走他的财产。但是,有证据吗?这是发生于一百四十多年前案子——冷案……不过,确实是有一些证据。艾克斯特牌保险箱——指控查尔斯闯入自由人基金会时撬开的那种保险箱——是英格兰制造的,所以我打电话给苏格兰场的一位朋友。他和一位刑事鉴定部门的锁匠谈过,那位锁匠说,只用铁槌和凿子——也就是他们在现场发现的工具——是不可能破坏一个十九世纪制造的艾克斯特牌保险箱的。他说,即便使用当时以蒸气为动力的钻子,也要花三四个小时才行。而那篇写窃盗案的文章却说,查尔斯在里面只待了二十分钟。
“下一个结论:另外有人洗劫了那个地方,然后将查尔斯的工具放在现场,并贿赂一名证人做假证。我认为那个真正的贼,就是我们在波特园酒馆地下室发现的男人。”莱姆说了那枚inskinskie戒指,以及戴着那个戒指的男人——他是腐败的坦幕尼派政治核心集团中的一名成员。
“他是‘老板’特威德的密友之一,另一个密友是威廉·西姆斯,就是那个逮捕查尔斯的警探。西姆斯后来被指控受贿和制造假证据。西姆斯、那个inskinskie、给查尔斯定罪的法官及检察官,这些人吞掉了基金会的那笔钱。
“因此,我们已经证实了查尔斯在绞架山拥有一大片地产,而且有人陷害他以夺取他的土地。”莱姆的眉毛扬了起来,“下一个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
没人说话。
“显然是:这个该死的坏蛋是谁?”莱姆说得很快,“是谁陷害了查尔斯?好,假设动机就是要夺走他的农场,那么我们只需找出是谁取得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是谁?”汉森问。他似乎有些困惑,但似乎也被这个历史悬案迷住了。
那名助理抚着裙子,说:“老板特威德?”
“不。是他的一名同僚。一个常常在波特园酒馆出现的人,常常和当时一些声名狼藉的家伙——杰姆·弗斯克、杰伊·古尔德和西姆斯探长——混在一起。”他看了看桌子对面的人,“他的名字是希拉姆·桑福德。”
那个女人眨眨眼。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银行的创办人。”
“就是他。”
“这太荒谬了,”律师科尔叫道,“他怎么会那么做?他当时可是纽约的社会支柱。”
“就像威廉·阿什伯里吗?”鉴定学家讥讽地说,“当时的商界和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有许多的金融投机行为——查尔斯的一封信中曾经引用了纽约《论坛报》上将华尔街形容为‘幻灭的泡沫’的文字。铁路相当于十九世纪的因特网。他们的股票被炒得过高,最后导致崩盘。也许当时桑福德失去了他的财富,特威德同意将他救出来。但是,特威德一向都是用别人的钱来做这些事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设计陷害查尔斯,桑福德便得以用相当于这块土地价值零头的代价,买下了这块土地。他把查尔斯的房子拆掉,然后盖了这幢大楼,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大楼。”他看了看窗外附近的街区,“后来,他和他的继承人开发了这块土地,或是将它一点一点卖掉。”
“难道查尔斯没有声明他是清白的,把事情告诉他们吗?”汉森问道。
莱姆挖苦道:“一名前奴隶去对抗反对黑人的坦慕尼派?他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他还杀了酒馆里的那个男人。”
“这么说,他是一名凶手。”律师科尔立刻指出。
“当然不是,”莱姆回应道,“他需要那名inskinskie活着——证明他的无辜。杀人的原因是自我防卫。但是查尔斯别无选择,只能将尸体藏起来,掩饰那次枪击事件。因为,如果有人发现,他会被吊死。”
汉森摇了摇头。“还有一件事说不通:为什么希拉姆·桑福德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后来阿什伯里的行为?即使这件事影响了银行创办人的形象。这最多在晚间新闻上让人难堪十分钟吧。尽管新闻界的人会关注此事,但它还不至于导致谋杀。”
“呃,”莱姆点点头,“好问题……我们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阿什伯里负责你们的房地产部门,对吗?”
“没错。”
“那么,如果房地产部门亏损,阿什伯里就会失去他的工作和大部分的财富?”
“应该是这样。但它怎么可能亏损呢?那可是我们最赚钱的部门。”
莱姆看着韦斯利·戈茨。“该你了。”
那位律师看了看桌子对面的三个人,然后垂下双眼。这个男人就是无法忍受跟人对视,他也做不到像莱姆那样逐条陈述,并且不时加点离题的评论。他简短地说:
“我们是来通知你们,塞特尔小姐将要控告你们的银行,要求损失赔偿。”
汉森皱起眉头,他看着科尔,后者给了他一个表示支持的表情。“就你们提供的资料而言,对银行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精神赔偿并不成立。阿什伯里的所为是他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以银行高级职员的名义行事。因此我们不会为他的行为负责。”他盯着戈茨,有点居髙临下地说,“我想辩护律师应该情楚这一点。”
汉森又看着吉纳瓦,很快地补充道:“但是,我们对你的事深表同情。”斯特拉·特纳也点着头。看起来他们似乎的确很有诚意,“我们会补偿你的,”他微笑着,“而且相信你会发现,我们是很慷慨的。”
他的律师尽职地补充道:“在合理的范围内。”
莱姆一直看着银行总裁,格列高利·汉森为人似乎不错。一个男孩子般的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笑容亲切。也许他是那种天生的生意人,工作上是个好老板,在家是个好男人。业绩良好,工作勤奋,出门都坐经济舱替公司省钱,而且记得雇员的生日。
刑事鉴定学家差一点要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感到难过。
不过韦斯利·戈茨说出下面一番话时,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忍情绪:“汉森先生,我们要申请的赔偿,并不是银行高级职员企图谋杀塞特尔小姐——我们只是以此来陈述这次行动,我们提出的不是精神损害赔偿。她作为查尔斯·辛格尔顿的后人,要求重新取回被希拉姆·桑福德偷走的财产,以及经济上的损失——”
“等一下。”总裁小声说,无力地笑了一下。
“损失产业被窃取那一天算起,包括该产业的租金,加上你们银行从该产业获得的利益。”他查阅了一份文件,“那应该是一八六八年八月四日。这笔钱将会作为信托财产,用于查尔斯·辛格尔顿先生所有的后人,它的用途将受到法庭的监督。我们目前尚无确切的数字。”最后,戈茨抬起头,迎着汉森的目光,“但是,我们经过保守的粗略估算,大约为九亿七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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