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雷诺兹沿着Soho区清冷的街道往前走，来到一个笼罩着蓝光的荒废街区。他身处百老汇以东，离那些时尚的餐馆和服饰店还隔着几个街区。他在卖花女乔安妮身后五十英尺的地方跟着她，这个女人很快就会落入他的手中。

        他紧盯着这个女人，感到一阵渴望，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令他感到很紧张。他第一次遇见杰拉德·邓肯时也有这种同样的感受。

        在莎莉·安妮的事情发生之后——文森特因为行为失控而遭到逮捕——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变得聪明一些。于是他戴上滑雪面罩，从女人的身后下手，这样她们就看不到他的脸了，他还会在作案时使用避孕套(这还能帮他延长享受的时间)，他从不在家门口捕捉猎物，而且会变换作案手法，选择不同的袭击地点，让警方不会怀疑他是连环强奸犯。他会仔细地计划作案的过程，他还准备好逃跑的路线，以防被人抓住。

        瞧，这就是文森特的犯罪理论。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渴望。冲动占据了他的思维，只要他看见大街上的单身女性，他就会想，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现在就要满足！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我。

        这种渴望真是难以抗拒。

        两个星期之前，有一次他在自己经常充当临时雇员的那家公司附近找了一家餐馆，边吃巧克力蛋糕边喝可乐，发现了一位新来的女服务员。他不认识这个女孩。她长着一张圆脸，身材苗条，一头金色的鬈发。他看着女孩绷得紧紧的上衣，发现最上面两粒纽扣是敞开的，于是兽欲从他的灵魂深处爆发了出来。

        服务员在送账单时对他微笑了一下，他决定非得占有这女孩不可。

        他听见女孩对老板说，她要到巷子里去抽根烟。于是文森特结完账，来到了外面。他走到巷子里，朝里面瞥了一眼。女孩果然在巷子里，穿着外套，倚靠在墙上，目光与他的方向正好相反。天色已晚——他最喜欢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这个时间段——尽管人行道上有些行人，这条小巷子却空无一人。空气很冷，路面上的鹅卵石会更冷，但他不在乎；女孩的身体能让他感到暖和。

        这时，他听到耳边有人小声说：“等五分钟。”

        文森特惊得跳了起来，转了一圈，发现一位五十来岁、长着圆脸的瘦男人。这人表情很镇定。他将目光投向文森特身后的小巷子。

        “你说什么？”

        “等一下。”

        “你是谁？”文森特并不感到害怕——他比这人高两英寸，比他重五十磅——但这个人蓝得可怕的眼睛里有股诡异的神情，让文森特感到毛骨悚然。

        “这不重要。假装我们正在交谈。”

        “去你的。”文森特心脏狂跳，双手颤抖，拔腿便走。

        “等一下。”那男人温和地说了一句。他的声音简直具有催眠的效果。

        强奸犯停下了脚步。

        很快，他看见餐馆后部的巷子对面打开了一扇门。女服务员走到门口，对两个男人低声耳语了一番。其中一人身着西装，另一个则穿着警察的制服。

        “天哪！”文森特喃喃地说。

        “这是个圈套，”那男人说，“这女人是个警察。我想，这家餐馆老板正在搞赌博活动。警察在设陷阱抓他。”

        文森特迅速恢复了镇定。“是吗？这跟我没关系。”

        “如果你做了你想做的事情，那么你现在早就被铐起来了。或者已经被一枪打死了。”

        “我想做的事情？”文森特问话的语气似乎很无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个陌生人只是笑了笑。然后他问：“你住在这附近吗？”

        文森特愣了一会，然后答道：“新泽西。”

        “你在纽约上班吗？”

        “是的。”

        “你对曼哈顿很熟悉吧？”

        “挺熟悉的。”

        那男人点了点头，上下打量着文森特。他自称为杰拉德·邓肯，来自“遥远的西部”。他提议两人另找一个地方聊一聊。他们走了三个街区，来到一家餐馆，邓肯点了咖啡，文森特又要了一份蛋糕和苏打水。

        他们谈论着深秋的寒潮、天气、城市的预算、曼哈顿下城的午夜。

        然后，邓肯说：“文森特，我有个建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想给你找份活干干，我想找一个不喜欢受法律约束的人来做这事。这件事能让你有机会……有机会享受你的爱好。”他朝刚才那条巷子的方向点了一下头。

        “帮你收集70年代的情景喜剧吗？”“聪明人”文森特问。

        邓肯又微笑了一下，而文森特开始喜欢上了这个人。

        “你想让我做什么？”

        “纽约我只来过几次。我需要一个熟悉这里街道、地铁、交通规律、街区的人。一个了解警方工作方式的人。我会记住这些细节，以备将来使用。”

        “嗯。”

        “你是做哪一行的？”文森特问。

        “商人。我们以后就别谈这个了。”

        “嗯。”

        文森特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里。不过他觉得这个男人的话挺有诱惑力的——可以享受自己的爱好。任何可能帮他满足兽欲的事情都值得考虑，即使是危险的工作。他们又谈了半个小时，互通了一些信息，同时也各自隐瞒了一些信息。邓肯解释说，他的爱好就是收集精美的古董钟表，他可以自己修理这些旧东西。他还自己配零件做过钟表。

        文森特吃完了这一天里的第四份甜点，然后问：“你怎么知道那女人是警察？”

        邓肯似乎犹豫了片刻。接着，他说：“在那家餐馆里——有一个男人站在吧台的尽头。还记得他吗？他穿着黑色的西装。”

        文森特点了点头。

        “我已经跟踪他一个月了。我要干掉他。”

        文森特微笑着说：“你在开玩笑吧。”

        “我根本不是在开玩笑。”

        文森特发现这的确是真的——不存在所谓的“聪明人”杰拉德，也不存在“饿死鬼”杰拉德。只有一个杰拉德，那就是冷静而一丝不苟的杰拉德，那天晚上他说自己要杀死沃尔特·韩德尔曼，说话时显得一本正经，正如他后来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冷血地割断那个被堵上嘴巴的男人的手腕，看着受害人挣扎的样子，直到他跌落进哈得孙河冰冷刺骨的棕色河水中。

        钟表匠接着对文森特说他之所以来纽约，是因为打算杀死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女人。只要文森特小心一点，在二十或三十分钟内完事，那么他就可以享用这些女人死后的身体——随便他怎么摆布。作为交换，文森特必须得帮他——充当纽约市区的向导，帮他认路，熟悉交通系统，望风，有时还要驾驶逃跑用的车子。

        “就是这样。你感兴趣吗？”

        “我想，是的。”文森特回答道。其实他的内心远比嘴上说的更为渴望。

        于是，文森特这会儿正在卖力地干着他的这份工作，紧跟着第三位受害者：乔安妮·哈珀，就是他们要杀的“卖花女”。“聪明人”文森特给她取了这么个外号。

        文森特看着她拿出钥匙，从侧门进了工作间。

        他轻轻地停了下来，吃了一块糖，然后倚在路灯杆上，透过花店脏兮兮的窗子往里看。

        他的手碰到了腰带上鼓囊囊的东西，因为那里别着他的那把巴克猎刀。他盯着乔安妮模糊的身影，看见她开了灯，脱下了外套，在工作间里走了一圈。她孤身一人。

        文森特握住了刀柄。

        他在想乔安妮的脸上会不会长有雀斑，身上的香水会是什么味道。他在想，当她感到疼痛时，会不会哭泣。她曾经——

        不行，他不应该有这个念头。他来这里只是为了收集信息。他不能破坏规矩，不能让邓肯失望。文森特呼吸着冰冷的空气。他得在这儿等着。

        然而，过了一会儿，乔安妮走到了窗子旁。这次他终于看清了这女人的模样。哦，她可真漂亮……

        文森特的掌心开始出汗。当然，他现在就可以把她弄到手，然后把她捆起来，等邓肯来了再杀她。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做朋友的一定能理解。

        毕竟，有时候是等不及的。

        兽性大发，无法抑制……

        下一次一定要穿得暖和一些。你在想什么呢？

        三十来岁的凯瑟琳·丹斯坐在一辆怪味刺鼻的出租车里，把手放在后排座位空调暖风口前，不过也没感到热气，甚至连温热的程度都没达到。她觉得，这里至多只能用“不冷”来形容。她的手指相互揉搓着，指甲上涂有殷红的指甲油，然后又把穿着黑色长统袜的膝盖抬起，让它们也在暖风下吹一吹。

        丹斯来自常年气温达到华氏七十三度左右的地区，在那里，你得开车沿着卡梅尔山谷的公路行驶很长的路程，才能找到足够厚的积雪来玩雪橇，让儿女们开心。这次她来纽约参加一次研讨会，临出发前收拾行李时，不知为何忘了东海岸的十二月份简直就是喜马拉雅山的温度。

        她在反思过去：我一直在试图减掉最近在墨西哥调查案件时增加的五磅体重(她在那里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是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呆坐了五天，审讯一个绑架案的嫌疑犯)。如果我不能成功减肥，这一点额外的体重至少应该能帮我御寒。这不公平……她把薄薄的外套围在身上，裹得更紧了。

        凯瑟琳·丹斯是加州调查局的特工，办公地点在蒙特里。她是美国最优秀的审讯和表意学专家——这是一门观察和分析证人与嫌疑犯的身体语言和言语行为的科学。过去三天里，她一直在纽约为当地的执法部门主持关于表意学的研讨教学活动。

        表意学是一种罕见的专业，但是对凯瑟琳·丹斯而言，这就是她的最爱。她对人的行为非常痴迷。这些令她全情投入，激动不已。当然，这项工作也会令她感到困惑与挑战。世界上有几十亿人，行为各异，谈论的内容时而无奇不有，时而五花八门，时而又阴险万分……她能明白他们的感受，体会他们的恐惧，分享他们的喜悦。

        丹斯大学毕业后曾当过记者：新闻业，这是一个专供充满无穷好奇心、没有目的的人的职业。最后，她从事了案件报道的工作，接连好几个小时地呆在法庭里，观察律师、嫌疑犯和陪审团成员的表现。她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有意思的东西：只要她看到目击者，听见他们的陈述，她就能立即发现这些人是否在说谎。她也能看着陪审团成员，观察出他们何时感到厌烦，何时茫然失措，何时感到愤怒，何时感到震惊，何时会相信嫌疑人的话，何时又会开始怀疑。她能感觉到哪些律师不适合干这一行，哪些律师会成为闪亮的明星。她能发现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警察，也能看出正在等待成功时机的警察。(有一位警察就属于前者，而且尤其吸引她的注意：一位早生华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自圣何塞市现场调查部门，这个人曾在她所报道过的一起团伙案件审理中作过证，语言幽默，慷慨陈词。在法庭作出有罪判决之后，她设法找借口让这位探员接受了她的独家专访，而探员也设法令她坠入情网。八个月以后，她与这位名叫威廉·斯文森的探员结婚了。)

        凯瑟琳·丹斯最终厌倦了记者的生活，决定换一个职业。她的生活曾一度令她苦不堪言，因为她得像变戏法那样身兼数职，既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又要身为人妻，还要学习研究生课程，但她还是成功地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毕业了，并且获得了心理学与传播学的双料硕士学位。她开办了一家陪审团顾问公司，建议律师在审核陪审团成员时如何选择人选，以及如何避开某些人。她很有天赋，因此收入颇丰。但是，六年前，她决定再次改变职业。在她那位不知疲倦的丈夫的支持下，同时也在她父母(他们就住在附近的卡梅尔)的帮助下，她又一次重返校园：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州调查局特工训练学院。

        于是凯瑟琳·丹斯成为了一名警察。

        加州调查局并没有将表意学当作一个专门部门，所以丹斯实际上无异于其他所有的探员：调查凶杀案、绑架案、毒品案、恐怖事件，等等。不过，关于她特殊天赋的传闻很快就为人所知，于是她成为了局里负责访谈和审讯的常驻专家(她对这一点很满意，因为这可以让她有理由摆脱那些卧底和刑侦的工作——她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

        她瞥了一眼手表，考虑着这次自愿的任务要持续多久。她乘坐的航班下午才会起飞，但是她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前往肯尼迪机场；纽约的交通真是太可怕了，甚至比圣何塞周围的101号高速公路还要更糟糕。她不能误了航班。她渴望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而且——办案工作量真是很奇怪——每次离开办公室出差时，桌面上的文件从来不会消失，它们只会越变越多。

        出租车停了下来，发出刺耳的刹车声。

        丹斯半眯着眼睛看了一下车窗外面。“地址没错吧？”

        “这就是你给我的地址。”

        “这可不像是警察局。”

        司机抬头看了一眼这座华丽的大楼，说：“当然不像。车费是六点七五美元。”

        丹斯暗自思考着，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这的确是座警察局，但它又不是。

        隆恩·塞利托在前厅迎接了她。他昨天在警察广场一号的总部大楼里听过丹斯讲授的表意学课程，并问她是否愿意来他们这里，帮助他们调查一起连环凶杀案。塞利托在电话里给她提供了地址，她当时以为这应该是警察分局的大楼。这里碰巧也摆满了各种刑侦设备，数量几乎赶上了蒙特里加州调查局总部的实验室，但这里无论如何还是一处私人住宅。

        这里的主人正是林肯·莱姆。

        这是塞利托忘记告知的另一项事实。

        丹斯当然对莱姆有所耳闻——许多执法人员都听说过这位四肢瘫痪、但却会神机妙算的刑侦专家——不过她不清楚这个人的生活细节，也不知道他在纽约警察局的作用。莱姆不幸残疾的事实很快就没人注意了；除非凯瑟琳·丹斯特别在意地研究人们的体态语言，她一般都只注意他们的眼睛。另外，她在加州调查局的一位同事是下肢瘫痪患者，不过她却经常忘记这位朋友是坐在轮椅上的人。

        塞利托介绍丹斯认识莱姆，还有一位身材高挑、表情丰富的警探——艾米莉亚·萨克斯。丹斯立刻注意到眼前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职业搭档关系。不需要进行深刻的表意学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关系；当丹斯刚走进房间的时候，萨克斯和莱姆的手指是缠绕在一起的，而且她正对莱姆耳语着，后者则露出一丝微笑。

        萨克斯热情地和丹斯打招呼，塞利托然后又介绍丹斯认识在场的其他几位警官。

        丹斯意识到自己的肩膀上传来细小的声音——那是她戴的耳塞发出的声音。她笑了笑，然后关上了手中的iPod播放器，这是她随身携带的装置，仿佛已经成为她的生命维持系统。

        塞利托和萨克斯向丹斯介绍了凶杀案的案情，并说明需要她的帮助——莱姆似乎是这个案子的侦破负责人，尽管他已经不再是警察了。

        莱姆没有过多参与讨论。他的眼睛紧盯着那些巨大的白板，上面记录着从犯罪现场采集而来的证据的信息。丹斯一面听其他警官介绍细节，一面情不自禁地观察着莱姆——他眯缝着眼睛注视白板，时而低声自言自语，时而摇头，仿佛在责备自己丢失了某些东西。他偶尔还会闭上眼睛。他一共只发表了一两次针对案情的评论，不过他一直没有关心斯的反应。

        丹斯感到很有意思。她已经习惯被人怀疑了。通常，人们之所以怀疑她，是因为她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这个身高五英尺五英寸的女人，长着深色的金发，通常都像今天这样梳着紧紧的法式辫子，涂着淡紫色的口红，肩膀上搭着iPod耳塞，戴着她母亲为她做的黄金或鲍克饰品，更不用说她所钟爱的高跟鞋(作为警察，丹斯的日常工作却通常并不包括追踪罪犯这样的事情)。

        不过，她这会却能理解林肯·莱姆为何对她不以为然。就像许多刑侦科学家一样，莱姆不会对表意学和访谈技巧有多少信任。很可能当初他是反对打电话请丹斯来帮忙的。

        至于丹斯本人，她能意识到实物证据的价值，但她对此并不感兴趣。令她感到怦然心动的，是犯罪过程及破案过程中的人为因素。

        表意学遭遇刑侦学……这是棋逢对手，莱姆侦探。

        虽然这位英俊潇洒、语带讥讽、性情急躁的犯罪学家一直对她不理不睬，始终注视着物证统计图，但是丹斯还是了解了案件的细节，得知这是一起离奇的案件。这位自封为“钟表匠”的凶手所制造的谋杀的确骇人听闻，但是丹斯并不感到震惊。她曾调查过同样可怕的案件。毕竟，她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查尔斯·曼森早已创下了最恐怖罪行的记录。

        纽约警察局的另一位警探丹尼斯·贝克尔跟她讲了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他们发现了一位目击者，他可能提供一些有帮助的信息，不过他不愿合作。

        “他声称自己什么都没看见，”萨克斯补充道，“但我感觉他看见了一些事情。”

        丹斯有些失望，因为她要见的不是嫌疑犯，而是目击者。她更喜欢与罪犯对峙时的挑战，而且对方越具有欺骗性，她越感到满足。不过，与揭穿嫌疑犯相比，跟目击者谈话所花费的时间要少得多，这样她就不会误了班机。

        “我来试一下，”她对众人说。她在寇兹牌皮包里找出了一副淡粉色镜架的圆形眼镜，然后把它戴上了。

        萨克斯向她介绍了那位拒不合作的目击者阿里·科布的具体情况，警方为他拼凑出的昨天晚间活动时间表，以及他今天早晨的行为举止。

        丹斯认真地听着，同时呷饮着莱姆生活助理给她倒的咖啡，津津有味地吃了半块丹麦曲奇饼干。

        丹斯获得了所有的背景资料，于是她开始整理自己的头绪。然后她对众人说：“好吧，我来告诉你们我想到了什么。首先，给你们上一堂表意学速成课。隆恩今天上午已经听过我的研讨课了，不过我想让其他人也了解一下我是如何进行访谈的。传统意义上的‘表意学’研究人的身体行为——就是身体语言——以便理解他们的情感状态，判断他们是否在讲谎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各种形式的交流——不仅仅是身体语言，而且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陈述。

        “首先，我会对证人进行摸底测试——我们知道他说的某些信息肯定是真的，例如他的姓名、地址、职业等等，然后看他回答这些问题时的反应。我将记录下他的手势、体态、措辞和说的实质内容。

        “一旦我摸清了他的基准反应，我就会开始更多的提问，发现他何时会出现承受压力的反应。这就意味着他要么是在撒谎，要么知道与我提问的事件相关的重要信息。到这时为止，我所做的都是在与他进行‘访谈’。一旦我发觉他在撒谎，接下来就会进行‘审讯’。我会一点一点地削弱他的锐气，使用许多不同的技巧，直到我们获得真相。”

        “好极了。”贝克尔说。尽管这个案件的负责人很显然是莱姆，但是丹斯推测出丹尼斯·贝克尔应该是总部派来的人；他的脸上流露出承受重压的神情，说明他才是最终要在政治上对这起案件的侦破负责的人。

        “你们有没有案发现场附近的地图？”丹斯问，“我想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形状况。有了这种资料，我们才能成为高效的审讯官。我想说的是，我需要知道审讯对象的活动范围。”

        隆恩·塞利托猛地笑了一下。丹斯也露出好奇的微笑。他解释道：“林肯在谈到刑侦学的时候，也会说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话。如果不知道地形情况，就像是在真空里作调查。对吧，林肯？”

        “抱歉，说什么？”犯罪学家问。

        “活动范围，你喜欢这个说法吗？”

        “啊。”他这种很有礼貌的微笑很像丹斯儿子惯用的表达方式，等于在说：“随便什么都行。”

        丹斯仔细研究了下曼哈顿的地图，记住犯罪现场的详细特点，以及阿里·科布昨天下班后的行踪；萨克斯和另一位名叫普拉斯基的年轻巡警则在一旁给丹斯介绍情况。

        最后，她记住了足够多的细节，说：“好了，我们开始吧。那人在哪里？”

        “他在大厅对面的房间里。”

        “把他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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