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想到,父女反目成仇,竟可以漠视骨肉情,做到这般决绝——这一次争执,使张爱玲陷入幽禁生活长达大半年之久。
之前张爱玲在《私语》里说捱了打,要去报巡捕,写得不清不楚,感觉上她似乎只是为了自己的受虐去报警。然而后来在里,她把这心思明白地说了出来——父亲打孩子在当时算不得什么罪,就是报了案,也还是会被送回给父母管教。她的计划是要揭发他们抽鸦片,那时候这罪名是可以坐牢的。而她父亲,分明也猜到了女儿的心思,因此才要将她锁起来,怕她逃出去报官。
房间在一楼,原本就暗,窗外又种满了树,一年年长大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努力挤过树叶的间隙漏出来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蹿动都是一场鬼魂的魇舞。阳台上有木的栏杆,栏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飞机掠过的白线,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
不眠之夜,当她撒目四望,只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到处都潜伏着静静杀机,随时要将她吞噬。
死,第一次离得这样近,仿佛一只咻咻的小兽,磨磨蹭蹭地捱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得到那小兽伸长了舌头的贪婪的热气。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私语》)
阴暗的屋子,阴暗的心境,张爱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一日更比一日虚弱,像一盏纸灯笼,风一吹就要灭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办法来。早在小姐捱打的当天,她已经偷偷打了电话给她舅舅求助。张廷重虽然离了婚,但同小舅子的感情却一直不错。两个人从前相约逛堂子,取笑对方叫的条子一个比一个老,是“油炸麻雀”和“盐腌青蛙”。张廷重养小公馆,黄定柱替他瞒着姐姐;可是黄逸梵逼丈夫戒毒,也是定柱带了保镖来押姐夫上医院。这次何干向他求救,他亦觉得义不容辞,第二天一早约了张茂渊上门求情,再次提起让爱玲出国读书的事。
然而张廷重板着一张脸什么也听不进去,孙用蕃又在一边冷嘲热讽,说张茂渊“是来捉鸦片的么?”三言两语调唆得兄妹俩动起手来,张廷重故技重施地抓起支烟枪便扔过去,把张茂渊的眼镜也打碎了,脸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是黄定柱使劲拉开的。临走,张茂渊赌咒发誓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听说上医院缝了六针,没有报警,到底还是怕丢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张家的门了。
张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孙用蕃,愁坏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悬一线,竟是连个可求救的人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得斗起胆子来,躲开孙用蕃的耳目拼着挨骂偷偷找老爷哭诉了几次,苦劝:“小姐毕竟是老爷的亲生女儿,养得这么大了,又正是好年龄,难不成就看她这样死了吗?亲戚听着也不像,以为老爷心狠,害死自己亲闺女。改天要是有人问起小姐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可叫大家怎么说呢?”
张廷重听了,也觉堪忧,可是到底不愿张锣打鼓地送医诊治,只含糊说:“你先下去吧,这个我自会想办法。”
隔了一天,狱长便查监来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已经只剩下半条命,蜡黄的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努力睁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那样清澈凄冷的两道目光,仿佛要一直照进他的灵魂深处去。
张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地烧尽了,烧成了灰,风一吹就会散去。可是灰吊子,却还悬悬地荡在空中,让他有气无力地续着这无妄的生命。想起两父女讨论学问,为女儿亲拟《摩登红楼梦》章回题目的往事,他也觉得无限感慨,女儿并不是贾宝玉,又没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戏子”,何至于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来?不禁叹了口气:“你要是但能听话一点,也不会变成这样……”亲自替女儿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
这样注射了几次后,爱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时好时坏,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动了,一个早晨醒来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来,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来似的。
她浑身灼热,面色赤红,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身在地狱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将她吞噬。可是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未了,阎王在收魂之前也要问一问那将死的人有什么最后心愿的吧?她扶着何干的胳膊,仍是打听出逃的路线。
何干一边替她清理一边哭着,却仍是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啊!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太过爱惜,她不禁要替她胆小,替她恐惧,变得冷漠起来。况且,爱玲是她的事业,她的大半生都消磨在张家,前后侍候了张家三代人,如今已经快服侍不动了,却仍然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盼望着日子再蹒跚也还是可以平静地捱过,一直捱到小姐出嫁的那天,她好跟了过去,跟着她养老。倘若没了小姐,自然也就没了何干。为了这点微薄的愿望,她一直劝她忍耐,劝她再艰难也要留下来。可是现在看见她已经穷途末路,她知道再留不住她,到底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指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呢,自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咬着牙透露了两个门警换班的时间。
这一场病,叫张爱玲早下了决心——她生在这屋子里,总不能死在这屋子里。
她决定出逃,想过许多方案,好像三剑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简单一点,像《九尾龟》里缍了绳子从窗户溜出去,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王子可以骑着白马,在公主的阁楼下接应。可她终究不是白雪公主,虽然遇到了童话里的恶后母,却未能得到那个拔剑来救的白马王子。她连七个小矮人都没有。
没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十八岁。
“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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